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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商业最为繁荣，为何商会却在明朝才得以出现？ 若单论商业发展的程度，两千年历史中，数宋朝第一，这是无可争论的。 打开那幅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光看街市，其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可谓应有尽有。大的商店门首还扎“彩楼欢门”，悬挂市招旗帜，招揽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光看交通运载工具：就有有轿子、骆驼、牛车、人力车，有太平车、平头车，形形色色，样样俱全，把一派商业都市的繁华景象绘色绘形地展现于人们的眼前。 难怪著名历史教授杨渭生先生也认为：“两宋三百二十年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是座顶峰，在世界古代史上亦占领先地位。” 而宋之后，是少数民族蒙古建立的元朝，作为一个游牧部族，其对商业自然不怎么重视，由是中国的商业又陷入了低谷。 到了明代，才稍稍有所起复，其后竟一度无比达到了空前的高峰期。 明代是怎样一个朝代呢？ 在中学的课本里，明朝封建专制集权加强，重农抑商闭关锁国，虽然仍然是封建社会君主专制,但在明朝时期，开始出现民主制及选举制的雏形,有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萌芽。 明朝仍是以农业经济为主,手工业作坊为辅,鼓励商业的发展,大量手工作坊出现,并且出现一定程度上的机械化作业,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倾向,经济实力强大,国家和民间相对来说都比较富裕。 这刚从当时丝织业便可见一般，时有民谚云：“买不尽的松江布，收不尽的魏塘(今浙江嘉善)纱”，“南松江，北潞安，衣天下”等，仅只松江一地，便足以供天下近半之布匹。 宋代、明代两相比较，按常理来说，往往人们的固有印象是宋代才是商人的春天，明代应该是商人只能算作秋天。 但是，历史往往就是不按常理出牌，以宋代经济之发达，偏偏没有出现商帮，明代商帮反而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晋商、徽商、浙商等诸地商帮，相继兴起的时间均在明代。 那么，是什么导致经济发达的宋朝没有形成商帮，经济发展水平好像不怎么样的明代却商帮涌现呢？ 1.宋代相比明代没有一个相对安稳的内部环境 宋朝建立之初，开国太祖赵匡胤本欲以钱财赎回燕云之地，可是还没来及实施，就然而逝。其后诸帝也多有想法，可是终究没能收复汉家旧地，由是燕云十六州始终在辽国手中，终成了宋朝的大患。 《宋史》有载：至是，天下既一，疆理几复汉、唐之旧，其未入职方氏者，唯燕、云十六州而已。 若仅是国土不全倒也罢了，偏偏因为宋朝重文轻武的根本国策，武人在宋朝地位相对文人来说很低，朝廷又多用文臣来辖制武将，因此宋朝的军队一直很难形成相对较强的战力。 宋既然弱了，那相应的，它周边的那些国家就自然强大了，因为大宋始终不能对周边国家形成战略压制，因此边境几乎常年战乱。 有时候，宋朝经历了败仗，还多向那些蛮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以求自保。 其后在北宋末年，更是连皇帝都被他国俘虏了而去，宋朝一度走到了灭亡的边缘，还好当时多有有志气的爱国志士挺身而出，才延续了宋朝的国柞，可是却依旧无法收复故有疆域，只得偏安江南，建立了南宋政权，只有半壁江山，丢失了大半祖宗基业。 《宋史·高宗》有载：'庚辰，帝不御殿。以方居谅阴，难行吉礼，命秦桧摄冢宰，受书以进。是月，虚恨蛮犯嘉州忠镇砦。是岁，始定都于杭。” 宋代周边，契丹、辽、西夏、蒙古、金、大理等少数民族政权多有并立，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与宋朝的关系大都不和谐。虽然北宋以岁币的形式换取了边境相对的稳定，但国家竞争敌对关系并未彻底消除。 而反观明代，则正好相反。 明太祖在元末群雄并起之际，由淮河流域向南推进，稳扎稳打，取南京，占浙西，“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以南京附近的州县作为取天下的根据地，最后建都南京。 《明史》有载：十六年春二月丙子，大破海牙于采石。三月癸未，进攻集庆，擒兆先，降其众三万六千人，皆疑惧不自保。秋七月己卯，诸将奉太祖为吴国公。置江南行中书省，自总省事，置僚佐。 南京虽称六朝古都，但这六朝（孙吴、东晋、刘宋、南齐、南梁、南陈）都不过是偏安一隅的地方政权，且国祚不长，传国不远。明太祖朱元璋雄才大略，当然知道幽燕之地乃是南北相争的关键：汉族政权失去它，只能偏安南方；游牧民族占有它，则可挥鞭南下。 当徐达、常遇春所率领的明朝大军犹如旋风之势席卷幽燕大地，这片困扰了中华汉族人民整整四百多年的“燕云十六州”终于回来了。 《明史》有载：八月己巳，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庚午，徐达入元都，封府库图籍，守宫门，禁士卒侵暴，遣将巡古北口诸隘。 大明王朝的社会发展想要治隆唐宋，疆域拓展想要远迈汉唐，就必须把这片土地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永不再失。其后，二十多年后，明成祖朱棣完成了这一大业，把明朝的首都迁到了北京，开始了“天子守国门”的传统。 终大明一朝，无称臣，无纳贡，无割地，无和亲，但凡有敌则必死战，是历史上最硬气的一个朝代？ 正是因为如此，大明内陆始终太平，商业才有了一片安然发展的土壤，商帮这一事物得以正式出现。 2.宋代的经济政策相对明代不适合商帮诞生 宋代因为军队无力，边患始终不断，为了求得国家无战少战，多有给其他周边强国纳贡，而贡从何来，只能来自国内，对百姓以及商人的盘剥在历朝之中都是相对特别严重的。 《宋史》有载：当今自楚之北，至于唐、邓、汝、颍、陈、蔡、许、洛之间，平田万里，农夫逃散，不生五谷，荆棘布野。荆襄之地，本朝二百年之间，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民居稀少，土产痹薄，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如晨星之相望。可见当时的民众生存艰难，宋朝多有内陆农民起义发生，国家或剿灭或安抚，又要再耗国力，如此积贫积弱就成了常态，三冗问题一直是它的难以根除的顽疾。 其一冗官，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集中皇权。比如，宰相职位一般有很多人担任，同时还设置了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来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官职也不断增加，导致北宋机构臃肿；采用恩荫制，一个官僚一生当中可以推荐数十个亲属当官；北宋大兴科举，科举应试人数增加，取士人数也增加。其二冗兵，为了防范军阀割据，农民起义，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稳定社会秩序，宋代不断扩充军队的数量，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军费开支几乎占到整个财政支出的十之八九，造成冗兵问题。其三冗费，冗官、冗兵导致政府财政支出增加，与此同时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因而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 为了解决因为三冗导致的财政匮乏，宋代统治者多方搜刮，才能满足财政需求。例如，常见的剥削商人的办法有“虚喝”，“舟船实无之物，却撰说名件，抑令纳税，谓之虚喝”。州县的法外征税无疑极大阻碍了商品的正常流通，在长江上连商人都少见了，出现“蜀物少出，南货少往”的现象，更遑论商帮的出现。反观明代，对于商人几乎不征税。明代商税“俱三十税一，不得多收”，且地方征收商税时往往征收宝钞，而只要对明代历史稍有了解者就明白，宝钞自发行以来就不断贬值，以此征税，是变相减轻征税对象的税收负担。 明朝的东南沿海“海商大贾”和“海湖大姓”的海外商会也很活跃，“漳闽之人，与番舶夷商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明代经济的另一个特色是城镇经济的繁荣，运河沿线由于往来商船不断，周边城市如济宁、淮安、扬州等都非常发达。 东南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繁荣，成为全国的经济集散地。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明代形成按籍贯区分的商人集团，称为“商会帮”，如徽州商帮、晋陕商帮、福建商帮、江西商帮等。这些商帮以“会馆”为联系场所，互相支持，越做越大。
宋灭元兴，元灭才有明。 宋朝留下的那些科技，在人才辈出的明朝，得到了高速发展，加速了社会生产效率，让民间手工业得到了高速发展。 明代定以前的匠户为匠籍，并规定这些入匠籍的手工、工人子孙世代承袭，不得脱籍改行，但不同点在于明代时，他们不需永远在王朝服役，而只要依规定每隔几年轮班到京城服役一次即可，称之为轮班匠。 自明初年起，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手工业高度发展，松江潞安府全盛时有织机1.3万张，促进市场经济化和城市化，南京、临清等城市“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财货，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仅南京一地有众多的陶瓷厂，每年可生产100万件瓷器。 明朝手工业的空前发展，也是商会得以出现的一大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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