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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转移文章（20181218） 《廿二史劄记》上下两册，清赵翼撰，今年以来，陆陆续续，前段时间终于翻看完毕。作者是清代著名学者，我知道他还有《陔余丛考》《瓯北诗话》等著作。 廿二史，实际上涉及二十四史，作者把（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各算一种了。他在《廿二史劄记小引》中自叙：“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书显而义浅，便于流（浏）览，爰取为日课。”这当然是自谦。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经与史哪里分得这么清楚？古代文史哲其实是不分的。钱大昕“序”也说“经与史岂有二学哉”，他佩服赵翼居然“撝谦自下如此”，“读先生书，或冀涊然汗出而霍然病已也乎”。 虽然如此，当时学者可能确实不很重视史学（乾嘉时期首重经学）。即使治史，也多为先秦史，很多人还只以治经之余力研究历史。按王树民先生（《廿二史劄记》校正者）的说法，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二十四史缺《明史》与《旧五代史》，是真正二十二史，与赵翼的廿二史不同）与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就是此类产物。 我感觉赵翼读书非常认真，又善比对。该书的一大特点是“不援杂书以驳史文之讹”，不列稗史，只以正史互勘。为什么会这样？作者的观点是，当时修史书者一定已经搜集了各种相关记载资料，没有写进去的原因是比较以后认为不可信，现在如又以那些当时丢弃的资料来“证明”史文的毛病，那就“不免贻讥有识”了。这是很有见地的认识，我看今天钻故纸堆的“学者”大多有此通病。 因此书涉及二十四史，“各朝之史，皆综其要义，铨其异闻，使首尾井然，一览可悉”，即不读全史者，看了这书，“凡历代之制度大略、时政得失、风会盛衰，……（亦）皆可晓然”。李慈铭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 下面掇拾书中一些内容（不作归类分析） 司马迁并不是因遭李陵之祸才发愤著《史记》的。司马迁为太史令在元封二年，那时就开始编纂史事；遭李陵之祸是天汉二年，已经10年；任安“抱不测之罪”（《报任安书》）为征和二年，距天汉二年又经8年；因此司马迁作《史记》，前后共18年。任安死后，司马迁还活着，必然对书还有修改，“盖书之成凡二十余年也”。（司马迁作史年岁） 《史记》与《汉书》对同一事件记载有误差。《史记·匈奴传》载李广利降匈奴是天汉四年事，而《汉书·武帝记》广利之降则在征和三年（与天汉四年相隔7年）。“不知者以史迁为及身亲见，与班固事后追书者不同，自应以《史记》为准”，但赵翼分析后还是认为《汉书》正确。为什么？那是《史记》该部分文字为褚少孙作补时窜入，“故年代错误也”。（褚少孙补史记不止十篇） 《司马相如传赞》有“杨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句，赵翼说：“雄乃哀、平、王莽时人，史迁何由预引其语？此非少孙所补，而后人窜入者也。”（史记有后人窜入处） 皇帝年号是汉武帝时建立的，古代没有；汉武帝的建元、元光也是后来追建的。《史记·封禅书》“武帝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如果武帝登极即建年号，则“武帝六年”便应说“建元六年”。（武帝年号系元狩以后追建） 写天地（天人）感应很有趣。“上古之时，人之视天甚近，迨人事繁兴，情伪日起，遂与天日远一日”，以六经而论，“《易》最先出，所言皆天道”，尚书次之，至《诗》《礼》《乐》，“已多详于人事”；刘向治《谷梁》，“傅以《洪范》，而后天之与人又渐觉亲切”；《五行志》载“天象每一变必验一事”。为什么这样呢？古人认为，“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变见于星气”，好像人的五脏六腑，有病“则气色发于面”。董仲舒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谷永（西汉官员）说，“天所以儆人君过失，犹严父之明诫，改则祸消，不改则咎罚”。（汉儒言灾异）汉文帝诏，“人主不德，则天示之灾”。（汉重日食） 先生，古时或称先或称生，不必二字并称。如《史记·晁错传》“错初学于张恢先所”，《汉书》则云“初学于张恢生所”。（先生或只称一字） 很多诏书是皇帝自拟，而非代笔。如汉章帝诏云“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臣子代为起草的话，估计不敢这样说。（汉帝多自作诏） 皇、帝的差别：身有天下者称帝，身未有天下而追尊者称皇。（外藩入继追尊本生） 皇太后、太皇太后，皆从子孙而言，一般“夫在不称太”，但也有例外。（夫在称太） 《后汉书》与《三国志》，论时代后汉在前，而作史则《三国志》先成。今两相比较，繁简互有不同；大致同作一传，“后人视前人所有者必节之，前人所无者必增之，以见其不雷同抄袭”。（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 陈寿《三国志》“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因“正统在魏，则晋之承魏为正统自不待言。此陈寿仕于晋，不得不尊也”。蜀志不书名，而称“先主”“后主”，是因为陈寿曾仕蜀，“不忍书故主之名”。作者看书真仔细！（三国志书法） 荆州本是刘表的地盘，并不是孙权的地方。曹操南下，孙联刘备以共同对敌，“但自救危亡”，根本没有取荆州之意，因此借荆州之说，“非当日情事也”。本不属于自己，何能借人？（借荆州之非） “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 各朝“禅代”实出于无奈，都是假的，但也要讲面子。曹操不敢称帝，至曹丕，汉帝下禅诏还推让再四才即位，“有揖让之风”。（禅代）“操起兵于汉祚垂绝之后，力征经营，延汉祚者二十余年，然后代之。司马氏当魏室未衰，乘机窃权，废一帝，弑一帝，而夺其位，比之于操，其功罪不可同日而语矣。”（魏晋禅代不同） 唐人修史时，避讳法有三：如“虎”“渊”等，人名有字则称字；或直接删去，如萧渊藻为萧藻，韩擒虎为韩擒；或以文义改字，如陶渊明改为陶泉明。其后讳“世”为代，“民”为人，“治”为理。（唐人避讳之法） 人但知《宋书》为沈约作，而不知大半乃徐爰作。沈约作《宋书》于齐朝，可无所讳；徐爰作《宋书》于宋朝，不得不讳。（宋书书晋宋革易之际） 古来人君即位，戴白纱帽，“本太子由丧次即位之制”；但也有杀帝之后即位“犹著乌纱帽”者。（人君即位冠白纱帽） 古代有太子，无太孙，但晋惠帝、齐武帝、金世宗、明太祖因皇太子先卒，便立了皇太孙。后也有太子又立太孙者，并且（晋以后）还有皇太弟。（皇太孙，皇太弟） 按汉制，开国之君称祖，以下都称宗。自曹魏开始，三代称祖。“祖以功，宗以德，原非必一祖之外不得再称祖，然亦须揆其功而祖之。”（后魏追谥之滥） 《元孝友传》：“父母嫁女，必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劝以忌。以劫制为妇德，能妒为女工。”（北齐百官无妾） 一部《新唐书》“独缺两僧”，一为玄奘（高行），一为怀义（邪倖）。“玄奘为有唐一代佛教之大宗，此岂得无传？”（新书改编各传） 古时“诸臣之敢谏，实由于帝之能受谏”，一般“仁善之君则能纳诲，英睿之主每难进言”。唐贞观时，除魏徵外还有很多直谏者，如薛收、虞世南谏猎，孙伏伽、温彦博谏人罪不当死。（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徵）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唐太宗、唐文宗等曾经想看对自己的记录，被史官拒绝。因为看了就不敢“直笔”，担心失真。（天子不观起居注） 当权者更改厌恶的人姓名，如武则天改别人姓为蟒、枭、蝮、虺等。（改恶人姓名） 《新五代史》“文笔洁净，直追《史记》”，“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用兵之名：两相攻曰攻，以大加小曰伐，有罪曰讨，天子自往曰征。攻战得地：易得曰取，难得曰克，以身归曰降，以地归曰附。“有罪当杀曰伏诛，不当杀则以两相杀为文。”（欧史书法谨严） 史传人物太多，有时会重复。如《元史》速不台与雪不台、完者都与完者拔都、石抹也先与石抹阿辛，其实是同一人。《旧唐书》列传72与94都有杨朝晟，51与137都有王求礼；《宋史》列传116与212都有李熙靖；非同名同姓者。（史家一人两传） 辽代皇后一族都姓萧，（姓）是辽太宗所赐。那为什么辽太祖的高、曾、祖、父四代母亲也都称萧呢？应该是后人追氏的。（辽后族皆姓萧氏） 现在的介绍都说北京（京师至通州）的通惠河为元代郭守敬所开，其实最早开通惠河者是韩玉（《金史》有传），郭守敬只是“得其遗址而开浚之，遂独擅其名耳”。（通惠河不始于郭守敬） 蒙古文字成吉思汗时还没有，是后来才形成的。“元起朔漠，本无文字。”（元史） 三代（指夏商周）以下建国号者，多以国邑旧名。元太祖本无国号，但称蒙古；世祖至元八年，始建国号“大元”，取“大哉乾元”之义，这是国号取文义之始。（元建国号始用文义） 明祖朱元璋虽“以游丐起事”，但后来“文学明达，博古通今”，“能为散文”“兼习骈体”“熟于史事”“并留意经学”，完全不是“大老粗”。（明祖文义） 朱元璋以布衣成帝业，得力处在不嗜杀人；其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兼而有之。（明祖以不嗜杀得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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