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华：哲学与时代问题的解决（上）

杨立华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非常荣幸有机会来复旦大学做讲座，对我来说这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我们【复旦人文智慧课堂】是非常有影响的讲堂，我有机会过来跟大家做一些交流，也是感到非常大的荣幸。我今天讲的题目其实是他们安排给我的。当然，这个题目本身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就是哲学跟时代的关系，哲学与时代问题的解决。

哲学之为哲学，它最直接跟什么有关系？最近我常常有个想法，也是我自己可能是到了这个阶段，这个年纪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慨，尤其是我这段时间写《庄子》这个书，写着写着就突然产生了极强烈的虚无感。当然虚无并不导向任何意义上的虚无主义，而我恰恰在虚无感的同时也看到了虚无打破种种束缚的那种力量，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新的体会。 

一个人如果一辈子能免于被哲学打扰，其实也挺幸福。你一辈子不用思考，就永远生活在最饱满的直接性当中。把炉火生得通红，每天挥汗如雨，就挺好。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好像不行。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变，使得闲暇成为普遍。一旦闲暇出现，某一刻哲学就降临了。当你从具体事物的束缚当中摆脱出来的时候，当生活和世界以整体的面相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有可能那一刻，人生成为疑问。 

哲学的起点是否定性的，它源于人生成为疑问。当世界已经存疑了，哲学就诞生了。所以我不能不感慨地说，今天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是都有属于自己的哲学时刻。某一瞬间你开始意识到人生是一个问题，然后你就开始思考。然而，哲学这病只要染上，终身无法痊愈。

哲学不能停留在否定性的阶段。很多学者讲了一辈子，最后讲出一个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还用哲学吗？抑郁症需要哲学吗？纵身一跳需要哲学嘛？不需要。艰难的活着，这才需要哲学。以最强有力的意志去肯定生命，这才需要哲学。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哲学虽然起点是否定性的，但一定要达到肯定性的阶段，在肯定性的阶段里，在更高的层面使哲学成为肯定生命的力量，而不是否定生命的力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哲学跟我们这个时代的关系，也就凸显出来。 

哲学关心的问题总是涉及最根本的一些问题。所以有很多朋友说哲学关心的就是“我从哪来，我到哪去，我是谁”，这个跳的太快了，一下子就突破了所有中间的层次，一下子就达到了完全不知道从何说起的问题。其实哲学跟我们日常生活，跟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最直接的关系，在我看来是价值问题。

在每个时代，哲学都在跟某种倾向做斗争。这种倾向就是各种各样不同形态的虚无主义。你不要以为虚无主义是近代才起源的，也不要以为虚无主义是一个西方哲学的事，更不要以为虚无主义是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以后才有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在每一个时代都会不断的出现。原因很简单，当你面对世界本身的时候，当你开始用疑问的方式来探索世界，来思考世界的时候，你就会有一脚踏空的感觉。因为，原本实实在在的东西，瞬间就可以看到其背后空虚的性质，因此，马上开始对人生的整体意义产生怀疑，“我们活着干什么？”

虚无主义是每个时代都会有，只不过不同时代的虚无主义程度不一样。我不能不感慨地说，我们的时代是虚无主义集大成的时代，历史上所有虚无主义的形态，都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

一方面，我们庆幸所有伟大哲学家都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今天阅读任何一个伟大哲学家的哲学思考，都有其当代性。也就是说由于哲学问题的普遍性，也就意味着哲学家的思考是有普遍性。由于哲学家的思考有普遍性，在此意义上，所有这些伟大哲学家其实都是我们同时代的人。

另一方面，不幸的是，历史上所有的虚无主义的形态，也都不幸的成为我们同时代的代言。我基本认为我们国家重新回到巅峰的位置！如果某一天回到了巅峰的高度，在物质力量层面，你有没有足够的精神高度与之相匹配？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虚无主义问题的深化，在我们今天当代中国的社会是表现得非常充分的。当我们有时候看老镜头，会发现那时候的中国人普遍脸都挺好看，比如刚建国的时候，长得不好看的人都挺好看的。今天长得好看的人都不怎么好看。为什么？因为今天普遍的人都长得犹豫，五官发展方向都犹豫不决，那张脸都是模糊不清的，缺少那种凝聚的精神，这实际上是当代中国的精神面像的一个体现。有的时候，当我们去看父辈跟我们同样年龄段的一寸免冠照片，对比一下，我们脸上多了什么？又少了什么？这个时候你就能知道今天我们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既然我们说今天是所有伟大先哲的时代，伟大先哲都与我们同时代，那么，虚无主义问题也是空前的升华，空前的深刻。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要去看每一个时代哲学家在努力干什么？他最直接的在解决什么问题。我们今晚的内容主要是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每个时代的哲学家如何去应对那个时代的价值危机，由此而带来的哲学形态的发展。相当于一个比较宏观的中国哲学史的思考。

第二个部分，围绕北宋伟大哲学家张载，呈现张载的哲学体系。把张载哲学最关切的问题给大家讲清楚。在北宋，像张载这样的伟大哲学家，在关注什么样的问题，以及他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哲学跟时代的关系，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突出的时代，就是春秋末年，也就是孔子老子的时代。我们以孔子为代表，春秋末年是中国哲学奠基性的时代，当然不是说中国文明在这个时候才奠基，上古以来的中国文明，经历了两三千年的积淀，到了春秋末年，已经在酝酿突破，而此时就出现了孔子和老子这样的总结性思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如何理解孔子？孔子其实就是上古以来中国文明一直到春秋末年，两三千年文明积淀的总结者、提炼者、升华者。经过孔子的总结提炼和升华，中国文明的基本品格就以概念和体系的形态被塑造成型，从此成为中国文明展开的基础。

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会产生这样伟大的哲学思考？哲学发展的阶段不见得是要乱世，我们常常说乱世出英雄，但乱世不见得要出哲学家。比如五代，够乱，但五代是真没出哲学家。但有，哲学取得真正突破的时代，一定是社会矛盾激化尖锐的时代，一定是个人人生问题非常激化的时代。只有在这样的时代，这个世界本身的问题，开始不断的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入到哲学家的生活。 

孔子老子的哲学突破恰恰是在春秋末年，问题激化、价值危机深重的时代。春秋末年的价值危机到底体现为什么？ 

在历史的记载中，包括在论语里面的一些表述中，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印象，就是“礼坏乐崩”。如果用价值方面的问题来讲的话，就是在那个时代，价值确信被动摇了。 

中国文明的主要性格是理性主义。其实最晚在西周初年，我们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性格就已经基本上塑造成型。在周公时代就已经基本塑造成型，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随便的谈信仰，而你谈信仰的时候一定要留神，你谈的信仰跟有普世主义一神教传统的文明谈的信仰是不一样的。其实是价值确信。我最近常常用的一个词是价值确信，价值确信背后是理性，它是道理。其实中国的宗教，它根底是理性，这是我的一个体会。我们的宗教总体上是实用主义宗教，我对中国文明的基本品格有一个概括，中国文明有个突出的“此世”性格，就是我们的文明是围绕“此世”展开，而不是围绕彼岸展开。 

一个文明如果围绕彼岸展开，“此世”就要被克服和超越，彼岸才是目标。而我们这个文明围绕此世展开，这就意味着此世是唯一的目的，也是唯一的过程。这点对于理解中国文明非常的关键。由于是此世性格的，所以我们中国文明还有一个特点，这也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中国哲学为什么表达总是那么简洁？没那么多论证，好像总是不如西方哲学那么详密。为什么？因为，我认为是中国哲学看待世界的目光，由于它是根本的此世性格的文明，所以其看待世界的目光里面极少假设的概念。比如，你如果从此世出发，此世的经验是直接的，你可以不用去证明它。你说我现在活着，你可以不用去证明。当然你要像笛卡尔那样，稍微繁琐一点，证明一下也行。我可以怀疑世界不存在，我可以怀疑我的身体不存在，我可以怀疑这个怀疑，最后发现我不能怀疑我正在怀疑。我怀疑是思想的一种形态，那么我怀疑就意味着我在思考，我在思考当然就证明我存在。这只证明了我的存在，还不能证明客观世界的存在，所以笛卡尔最后不得不先做出一个上帝存在证明，然后通过上帝的存在来保证客观世界的存在。但是中国哲学没有，因为此世生活的直接性。由于此世生活的直接性，又不假设彼岸，所以能以最单纯的方式，最少假设概念的目光来审视世界人生，这也是中国文明和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

中国文明一直以就有高度的理性主义的传统，所以我觉得不必轻易的谈“信仰”这个词。你谈信仰这个词的时候，你也得注意，你用的不是在普世主义的一神教背景下的信仰，所以我更多的倾向于谈价值确信。孔子那个时代价值确信被动摇了。 

孔子在面对这个局面的时候，开始他的哲学思考，这是孔子哲学思考所针对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论语》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经典当中最难读的。你不要以为《论语》平易近人。平易近人，那是迁就你。孔子作为我们文明最伟大的奠基性的哲学家，他要迁就所有的人，你真正读进去你就知道，真如颜回所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你什么时候读《论语》读到这感觉大概算有点懂了。那个时候你就真能知道《论语》有多难，其实《论语》比《孟子》难，《论语》比《庄子》难，《论语》也比《周易》难。 

《论语》对于我们还有一个艰难处就在于我们离它太近，它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语言，融入到我们思维的根基处，融入到我们感受世界的最基础的位置，以至于太熟悉，失去了距离感。我们不大容易看到《论语》了不起的地方。孔子之前没有人把道理说到这个高度，自己回去体会就可以了。那么为什么孔子要把道理说到这个高度？因为在那个时代普遍的价值确信的动摇。

我们父辈真的是有价值确信，所以目光坚定。看到那些坚定的面孔，看到我们父辈的脸上简单明净，干净纯粹的东西，就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丰富。没有真正的惟精惟一的纯净度，就不可能有真正富有生命力的丰富性。精神二字我最近常常讲，其实什么叫做精，纯一无杂才叫精。什么叫神？神就是不测的鼓动作用。有了纯一无杂的精，才有不测的鼓动发动的作用，这其实就是《中庸》“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的含义。所以在今天，你去看什么人真正过得丰富，就是一辈子明白自己就能做这点事儿，就想做这点事的，就要把这点事做到精益求精的这样的人。他的人生由于这样的单纯，所以带来了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孔子时代“礼坏乐崩”呈现出来的是价值确信的动摇。孔子用他的思考，为这个时代重新树立了或者说巩固了价值基础。所以，每代哲学家其实都针对的是一个价值的守护作用。哲学是每个时代最庄严的守护，哲学守护在价值的根基处。当这个时代的基本价值被动摇的时候，哲学就要起来捍卫；当这个时代的价值根基被拔除的时候，哲学就要重新为时代确立价值基础。 

孔子把道理说到这个层面，就捍卫了那个时代的价值。你看孔子跟身边的弟子的关系，孔子真是有说服力，孔子一生没有遇到过严峻认真的思想挑战。孔子跟身边的人就是指导者和被指导者的关系。孔子的弟子们问他问题，就是不懂才问。

第二个哲学发展的时代，就是孟子生活的时代。孟子生活的时代，价值危机进一步深化。中国哲学史来看，说哲学的发展始终都跟价值危机的深化的程度有关。其实哲学一直以来没有高度上的发展。所以其实每一个哲学传统，哲学家每一代的努力都是回归。有的人有一种错误印象，以为中国哲学不发展，西方哲学发展了。其实，西方哲学家也都是在回归。所以雅斯贝尔斯才能提出轴心期的概念。所以雅斯贝尔斯才讲人类文明的每一步前行，都要在轴心期获得重新起步的动力，获得滋养和动力。德国古典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像古希腊哲学的回归，接续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他直接就觉得苏格拉底就是问题，提出哲学的堕落就从苏格拉底开始，所以他回到前苏格拉底。海德格尔到晚年，在《林中路》一书中有一篇文章，叫”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箴言其实就是残篇。他晚年开始关注阿那克西曼德的残篇，他觉得真正的哲学在那里，这其实也是回归。

但是，哲学又在发展。为什么越晚近出来的哲学越难读？《理想国》再难，你总不会一页纸，你都看不懂吧？除非你拿错了，你拿的是希腊文本，然后你又不懂希腊文。但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逻辑学》，你是真有可能一页纸都读不懂，翻译一点错都没有，而且翻译得很好，你就是读不懂。因为你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这个复杂在于理论表达形态、体系化程度、逻辑的严密程度，由概念到概念，推证过程的艰深的程度。这样的发展实际上是为了说服力的提高。由于时代价值危机不断升华，已导致了哲学必须提供更强有力的辩护，哲学的说服力要足够强，所以论证实际上是理论获得说服力的方法。只有严谨的论证才能提供足够的理由，才能为你所辩护的价值提供足够的基础。

在孟子的时代，百家争鸣。然而，战国时期所有哲学家都把百家争鸣视为麻烦，百家争鸣是要被克服。因为百家争鸣就意味着错误思想横行，他们可没认为百家争鸣，后面跟着的词是百花齐放，他们认为百家争鸣，一定是毒草齐芳。所以当时的哲学家，孟子不能容忍百家争鸣，庄子不能容忍百家争鸣。庄子的意思是大家都闭嘴，只要说就远离真理。荀子不能接受，韩非子更加不能接受。

百家争鸣意味着什么？百家争鸣不再是价值基础被动摇这件事，而是价值基础的缺失。在我看来一切价值问题都可以还原为两个字，就是“应该”的问题。 

价值问题回答的是应该的问题，而价值基础缺失以后，对应该这个问题的回答，比如社会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这个应该开始有不同的答案。美好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对这个问题开始有不同的答案。到底什么样的生活是我们应该去追求？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所有这些根本问题都发生了不同意见。最著名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庄子·齐物论》，“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

另一个是孟子，孟子给人留下好辩的印象，所以公都子问孟子说，“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回答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就这样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朱，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而墨家同等程度的爱所有的人，我把它称为叫前现代的集体主义，各走一个极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说的是对的，不再有统一的价值取向，所以价值基础缺失。 

孟子的时代，他所面对的思想挑战就非常严峻。所以孟子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提供了思辨性的论证，论证是纯思辨性的，不是经验概括。论证就在《孟子·尽心章句上》第一章，“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不要看这段短，这段里面内涵极深，而且里面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论证的过程，当然要去详细地去解读，

战国时代，虽然价值基础缺失，但价值本身并没有受到质疑。什么叫价值本身没有受到质疑？虽然人们对“应该”的理解不一样，这个世界依然有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大家是有共识的。杨朱认为应该往这个方向追求，墨翟认为应该往那个方向追求，孟子认为你俩都不对，应该有一个持中的道理。所以价值本身没有受到质疑。价值危机还没达到足够深的程度。因此，哲学形态仍然比较松弛。当然孟子跟庄子在论证的形态上已经比孔子时代要严谨多了。真正直接饱满的东西是不用论证的，孔子是生活在直接的饱满性当中。

第三个就是魏晋时代。魏晋时代一定要注意，价值危机是极少数人的危机。其实古代社会基本是如此，普通老百姓没有价值危机的问题，有什么价值危机的问题，每天都在最具体的工作里。有价值危机的都是知识阶层，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有闲暇的人。而魏晋特定的时代，导致了该时代的人对时间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时间突然变成了一个绝对单向流水。死亡以一种全新的此前没有姿态出现，导致了该时代价值危机的深化。

整个魏晋时代的价值危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怎么活？有区别吗？”战国时期价值危机虽然已经很深刻，但他们对刚才问题的回答虽然有区别，但是非常确定。到了魏晋时代，问题凸显为人怎么活有区别吗？最著名的是《列子·杨朱篇》的话：“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也，孰知其异!《列子》中体现的是魏晋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既然终有一死，便把一切差异都消磨掉。那么你活得多崇高，又怎样？你活得多猥琐，又怎样？

魏晋的诗歌也这样，“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坟墓都在山上，一出门看到一处城门，看到满山遍野都是坟墓，万古之人，其实不过同一际遇，有什么区别？所以沉痛。

在魏晋，所有跟时间相关的概念，全都从时间流逝这个角度来加以理解。最典型的就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魏晋时期普遍解释为时光一去不复返，感叹时光的流逝。而实际上魏晋以前和魏晋以后的学者都不这么解。《孟子》当中就有解释，在董仲舒、扬雄那都有解释。是“逝者如斯夫”的“逝”，往往都解成“进”的意思，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孔子在河边感叹说，一切前进的东西都得像这样，跟时间没关系。但是到了魏晋时代，一切都跟时间的流失关联在一块。 

魏晋有很多，谈生命意识，感叹青春。一是感叹青春美好的东西一下子就没了，然后回不来，所以朝露逝水、夕阳明日，所有的东西都向这样的感慨。然后就开始有一种无所谓的人生态度。“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既然怎么活没区别，正确的人生态度就是四个字：及时行乐。

还有什么别的答案，还可能有什么别的答案吗？魏晋玄学就出现了。其实魏晋玄学是极小众，魏晋时代有清谈，清谈的主要内涵是无聊之谈，就是那批人无聊至极，反正活着也没啥，活不活的都没啥区别，而这批人生活实在是太腐朽。魏晋时代是极少数人的自觉。清谈本身是小众，而玄学是清谈当中当中最小众的，玄学不是指向虚无的，玄学指向的是虚无的克服。王弼、郭象在魏晋时代的伟大意义在于用哲学思考，在那个时代重新建立起了正确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人生追求。

有很多人理解魏晋玄学，理解王弼、郭象都理解错了。王弼、郭象在那个时代就是魏晋玄学最重要的两个代表，当然此外还有嵇康。嵇康的情况稍微复杂一点，嵇康是在不认真的时代里活得最认真的，嵇康就是死在太认真上，然后装出一副不认真的样子。王弼郭象都是非常认真的，读郭象《庄子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其根基在《知北游》，整个哲学基础全在《知北游》。在讲生死问题的时候，讲的是日新之化，而日新之化无论如何都是积极能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郭象哲学的整体它是积极能动而不是消极颓唐。

第四个时代，也就中国古代哲学最高峰的时代，两宋道学。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宋明理学。实际上理论建设的最高峰是在北宋南宋，尤其是北宋，原创力最强的是就是北宋五子。但是，总结者要到南宋，就是伟大的哲学家朱熹。 

这样的哲学高度是如何出现的？还是跟价值危机的深刻程度有关。要谈到北宋的道学，要谈到道学或者理学的兴起，这地方对几个概念做一个说明，因为我们常常说“理学”，有人也说新儒学。新儒学这个词是晚出的，是海外汉学在理解程朱陆王的时候，用的“Neo-Confucianism”，再次回到中文世界，就把它翻译成新儒学，跟当代的新儒家不是一个概念。 

新儒学新在哪？其实可以理解为儒学第二期发展，孔孟思想的再发展。

另一个概念就是“道学”。现在普遍认为“道学”的概念最恰当。“道学”和“理学”的内涵外延基本是一致的。理学当中又分更细，包含了几个重要的传统。第一个传统当然是程朱理学。第二个重要的传统是陆王心学。第三个传统是气学，这是张载的基本论的传统。此外还有别的传统，邵雍的传统叫数学，当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数学。

理学或道学是在什么背景下兴起的？这要从唐代说起。讲到宋学的开端，尤其讲到道学的开端时，一定要从韩愈说起。 

说到韩愈，就不得不提《原道篇》。韩愈在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原道》。《原道》要面对的根本问题是佛老。两宋道学的兴起，针对的就是佛老所带来的思想挑战，以及价值上的危机。

佛教、道教在唐代已经成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主流。佛教最初进入中国时，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民间宗教。东汉时，楚王刘英并祠浮屠老子。浮屠就是佛陀，浮屠老子放在一块去拜。很长时间里，佛教都没有进入到真正的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佛教开始真正进入士大夫精神世界，要到东晋。

东晋的名士跟名僧之间，身份常常已经是统一的。有的人既是名士，又是名僧，比如著名的支遁。随着佛教进一步中国化，首先刺激起来的是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

在佛教的刺激之下，道教开始对佛教模仿。在模仿过程中，道教的规制各方面越来越成熟，于是就形成了彼此之间的宗教斗争。这种宗教的斗争其实非常的严酷，尤其是到了唐代，因为唐代佛教和道教之争背后是政治斗争。武氏政治集团和李唐皇室政治集团的政治斗争是以佛老作为背景的。在斗争过程中，道教理论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儒家长时间不受威胁，虽然名义上是一尊之位，但是实际上，由于没有受到威胁，也就没有发展的动力。因此，唐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总体而言不是归于佛教，就是归于道教。此时，儒家已经极度衰微，从《原道篇》就可以看出，仅极少数士大夫认为自己是儒者，明确的有自己是儒者的意识。即使有明确儒者意识的人，也往往不知道儒之所以为儒的根据所在，这就导致了唐代的情况。 

佛道的兴盛，不仅仅是一般社会风俗层面的影响，而是一个根本价值取向的问题。如果说魏晋时期的价值危机体现为人怎么活是否有区别，到了唐代，佛教的价值危机就变成了我们能否确定世界真的存在。我们确定我们活着的所有的内容是真实的嘛？

中国哲学普遍认为，世界本身是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的。由于世界本身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因此这个世界是无限的，也就意味着有无限时间。如果有无限时间，也就意味着只要人终有一死，甭管活多长，你哪怕活1000年，相比于无限时间，仍然等于0。这个问题本身是真实的，于是就带来一个佛老的虚无主义世界观，带来了中国文明史上最深刻的价值危机。 

这次价值危机非常严重，所以唐代士大夫普遍没有内在的价值确信和精神坚持。宋代士大夫普遍瞧不起唐代士大夫，唐代士大夫在宋代士大夫眼里普遍都人格分裂，活的不坚定。比如韩愈，激动的时候，以天下为己任，谏迎佛骨表，多辉煌。然而被贬潮州做刺史，虽然官挺大的，但气候不适应，在繁华的大都市里待久了，到小地方哪受得了呢？然后到了潮州就写了一篇《潮州谢上表》，我都不愿意相信这是韩愈写的。“皇上我错了，你赶紧把我招回去”，赶紧跟皇帝撒个娇。北宋的时代，苏东坡被贬到海南，又如何？苏东坡已经是北宋士大夫中没那么严肃的了，但是精神的坚毅仍然秒杀唐代士大夫。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什么情况，他精神的方向是一致的，哪能一朝被贬，颓唐失智，而唐代士大夫普遍如此。

价值危机的问题，在唐代，以佛老思想为主要形态。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主流趣味，都是导向虚无。所以他没有做主的东西。所以小程子（程颐）讲“有主则实，无主则虚”，这话说得真好。内心当中有做主的道理，人就不容易被动摇。

正是在此背景下，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开始了唐代的儒学复兴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