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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牌手表的“身世”，据《解放日报》报道：“上海国产手表的起步，缘起原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1954年，李富春在上海视察工作时提出：我国有六亿人民这样的大市场，手表工业大有作为。1955年初，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几十名钟表行业的职工，联名上书中共上海市委，要求自制国产手表，市委根据李富春的指示和职工的要求，决定将试制国产表的任务，下达给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局。” 当时，试制小组成员中，没有一个人造过手表，也没有制造手表的专用设备，唯一的设备是一台修理钟表的小摆车，还有几把老虎钳和锉刀，真是一穷二白。在确定瑞士“塞尔卡”长三针十七钻细马防水手表作为高仿对象后，试制组在一座破庙里开始了试制工作。当时，他们没有没有制造手表的专用设备，唯一的设备是一台修理钟表的小摆车，还有几把老虎钳和锉刀，真是一穷二白。1955年国庆前夕，试制小组将收上来的仿制零件装配成18只试制品手表。此谓1.0版。显然，小作坊式的分散—集中装配的方式远谈不上正式生产能力。 本图摄于1956年3月7日，这是我国第一次试制的十七钻长三针游泳表，照片来源：解放日报 3-摄于1956年9月11日，检验员陈传书正在检验表内钻石。陈传书检验的已经是第二批试制手表，照片来源：解放日报 4-1956年1月，上海沪光钟表店资方俞征伟全家正在整理手表，把价值12000元的98只名贵手表拿出来向公私合营的企业投资。记者 曹兴华摄 1956年4月，“上海手表工厂”筹备处正式成立，5月，将手表试制人员全部集中到江阴路齐心发条厂的仓库里进行试制，8月又迁到江苏路716号一幢旧式洋房里，并扩大试制队伍，从全市一些著名钟表店里再抽调一批修理钟表技师和从事加工钟表修配零件的个体劳动者，试制人员从58人增加到150人。 1956年9月，终于试制出第二批100只手表，商标定为“东方红”、“和平”两种牌子。此谓2.0版。 从1957年7月第8批试制开始，手表进入按图试制阶段，先后共试制14批3076只手表。此谓3.0版。1958年3月，A581型机械手表正式投产，注册商标改为上海牌。但当时的“上海”二字还是美术体，国人熟悉的手写体“上海”要等到两年后方从毛主席手书中集字而成。1958年4月23日，我国第一家手表厂也同时正式建成，命名为地方国营上海手表厂。7月，上海牌手表首次上市试销。 物资匮乏年代早期试制出的上海牌手表 试销那天，试销单位上海第三百货商店像办喜事一样，每只售价60元。第一批试销100只，一开门就被抢购一空。买不到的顾客办理登记预售，一个上午办理登记的超过1000人。投产当年上海手表厂共生产A581型上海牌手表13600只。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几乎人手一只“上海牌”。周恩来总理就是首批A581的购买者，那块表一只戴到他去世。A581型一直生产到文革前结束，彼时戴手表的中国人腕上，每四人就拥有一块“上海牌”。 周恩来总理生前戴上海牌手表的老照片 “上海牌”曾近跻身国产奢侈品“三大件”（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之列，在1970年代中后期一度凭票供应。红火的上海钟表行业顺理成章成为国家财政的“摇钱树”，1956～1990年的35年间，全行业实现税利总额达102.43522亿元。 （据2015年2月15日《解放日报》““上海牌”手表前传”） 1983年，上海一家百货商店内，众多消费者在抢购上海产的手表 1970年代戴着上海牌手表拍照成为时尚 1980年代的上海牌手表，“上海”二字系毛泽东主席手迹集字 【附录】仲富兰：《父亲，守时中教我守信》 如今，在许多场合，年轻人也越来越讲究生活品味，将手机作为计时工具的人已不在少数，可是我依然喜欢戴手表看时间，对时间变得敏感，或者说喜欢用手表作为计时工具，把守时视为对别人最基本的尊重，这要得益于我父亲的教诲。 慈父仲国宝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二十二年了，这么多年来，每当想起他，我总是止不住泪水涟涟。父亲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甚至一生没有离开过上海。五十年代，我骑在他的肩膀上，从徐家汇坐26路电车去外滩，他带着我去黄浦江边“看大轮船”，那时情景，至今历历在目。父亲平时话不多，自从有了我之后，母亲就不去工作了，特别是后来陆续有了六个孩子，我们全家生活的重担，一家人的开销，全都压在父亲的肩上，而父亲给我的印象就是无比的坚韧与坚强。 到了文革时期，他在单位里受到一部分造反派的打击，然而，他从不低头与屈服，“男儿泪，贵如金”、“男儿膝下有黄金”，这些话语都是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告诉我的。当时我们家住在徐家汇，因为他不向造反派屈服，造反派势力惩罚我父亲的一个手段，就是将他安排到离家很远的江湾五角场的一个仓库去工作。那个年代，没有地铁，从徐家汇到江湾五角场，几乎斜穿了上海市区，他每天一早天不亮就拎着包去上班，一个单程就要三个多小时，但父亲上班从不迟到，而且为了节省开支，他常常提前出发，步行一段，再乘一段公交车。那段岁月是他一生中的艰难时光，可是他依然乐观、豁达，按时上班，准时下班。守时，成为他严格的生活习惯，就如同他生活中对于承诺过的事情，总是认真地不折不扣地去履约一样，使他的生命赢得了价值。他教育我们子女，拿人工资也是一份承诺，必须守时守信，兑现履约。诸如日常生活中缴个水费、电费，他首先看缴费截止日期，从不拖欠。严格的时间观念，使我们家成为那个居民区的“守信户”，邻里们交口称赞。父亲为人和蔼，但在守时守信上对我们兄妹要求极为严格，使我们从小就养成了守时守纪的好习惯，可以说这是父亲留给我的最重要的遗训，我想起了1970年代父亲给我买表的往事。 1971年我在入伍第四年回沪探亲，在家里休假期间，一次，父亲与我约定，晚上他下班后，一起在徐家汇43路汽车站碰头，然后他领着我去看望居住在南市大兴街的一位叔叔，没想到，慵懒散漫的我，竟糊里糊涂地将此事给忘记了，还是母亲的提醒，我紧赶慢赶，到那里还是迟到了半个多小时，父亲见到我，很是生气，他说，不要以为迟到是生活小事，其实是对别人尊不尊重的大事。无论对谁，朋友也好，陌生人也罢，都要守时，守时就是诚信的表现。只有守时，你才会得到别人的信任。听到父亲的这一番数落，我真是羞愧难言，赶紧认错。 回家之后，父亲与母亲商量，说我在部队服役，也是参加社会工作了，善良的父母决定给我我买一块手表，不仅应该让他们的儿子体面一些，更应该让他们的儿子做一个守时诚信的人。在那个年代，一块上海牌手表售价125元，相当于一位普通职工3个月的薪水，还不是随便能买到的，需要凭票证才能购买。记得那个时候，为了买这块表，我的父亲母亲与我一起来到华山路上的钟表店，我当时的心花怒放简直就要陶醉了。我们家买了一块手表，兄弟姐妹都乐不可支，它在我们全家人手里传递，仿佛它不是一块表，而是一个稀罕的“宝物”，这块上海牌手表，给全家带来了欢乐，我至今想起来，心里依然美滋滋的。为了我的守时，我的父母节衣缩食，为此不知道度过了多少省吃俭用的艰辛的日子 探亲归队，我的这块上海牌手表在班里引起不小的轰动，战友们都用羡慕的目光打量着这块表，开班务会的时候，这块表在每个战友手里传递，好像是它不是计时的工具，而是未曾见过的物件，一个时尚的奢侈品。 不久，我当上营部文书，与驻地兰州西固区和友邻的高炮一师的战友接触也多了，我带着手表，故事也跟着来了，一位陕西籍的战友，其实我们并不熟，也只是点头之交，他知道我带着上海牌手表，有一天专门来我这里，诉说着他的苦恼，我说，什么事，他说老家相中一个媳妇，这次就要回家探亲结婚，他说，你的手表能否借个我回家结婚时“撑个面子”，那个时候我也特别单纯，心也软，见不得人家的苦恼，人家要结婚成亲是个大事，总得要给人家一个面子，带个表让乡下姑娘看了可以风光一些，我二话没说，就从左手腕上褪下了这块表，拿去吧，结婚回来时记得还给我。他拿走我的表，高兴得屁颠屁颠地走了。这一走就是三个多月。 我不知道他的部队营房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就是凭着一面之交，一念之间就将这块表借给了他，当然，那时我也天天在估算，他什么时候探亲归队，什么时候可以将这块手表还给我，过了三个多月，还是不见他将这块手表还给我，我想想不对劲，那时我就一直在兰州西固区的504厂厂区转悠，终于有一天，总算遇上这位老陕战友了，他见了我，支支吾吾的，也没有什么好多说的，我费了很大的劲总算讨回了我的手表。 其实，那位仁兄探亲早就归队了，这块表呢，他也是希望能多戴一段时间，能拖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最好我不去索讨，这老陕！那一年我21岁，涉世不深，在费尽周折后最终讨回了我的这块手表。经历了这个“借表历险记”后，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我对别人的借贷，就格外小心了。经过这个事情，也让我感触良多，在我心里，那块表不仅是计时的工具，更是诚信的象征，我想到了慈父曾经教育我的话，一个人严守诺言比守卫他的财产更重要。做人违背良心，违反诺言，就不值得我们去信任。诚实守信，是做人的起码要求，也是一个人立身处世之本。 阔别上海五年之后，我退伍回家，最明显的感觉是父亲已经双鬓堆雪，满头花白。尽管父亲平时言语不多，他的内心世界非常敞亮，他的情感极其丰富。永远保持着他一生严格守时的好习惯。1970年，我的妹妹去江西插队，每次探亲归来，父亲总要到火车站去送行，每次都催促着早点去火车站，“是我们等火车，不是火车等我们”，他总是保持着严格守时的习惯，总要提前四十分钟送到火车站的站台，当列车徐徐开动时，老泪纵横的父亲还是奔跑着追赶着列车，与妹妹挥手告别。 “梦里依稀慈父泪”，这么多年过去，我心里一直在思念慈祥的父亲，感念父亲不仅教会了我无论什么情形下，都必须守时守信的教诲。在我人生的路上，父亲的教诲一直伴随着我，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把守时与诚信看得比什么都重，“信用是无形的财产。”一个人有再多的金钱，也买不回失去的诚信，而这正是父亲留给我们兄妹最大的财富。 题图：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这张一同看手表的历史照片相当珍贵，是由记者杜修贤拍摄于1959年9月30日。那天，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到机场迎候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杜修贤抓拍到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相互伸出手腕对手表的一瞬间。当时周总理佩戴的就是上海牌手表 【作者附注】本文曾经入选王学武先生主编“亲情三部曲”之《亲享》（北京大学2013年10月版），谨向学武主编致以深切感谢！ 2016年6月16日于沪上五角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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