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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魁祸首 如果，张居正能够像他的老师徐阶一样，活到八十岁。如果，大明的李成梁能够再年轻二十岁。如果，李成梁的长子李如松没有英年早逝。如果，大明的万历皇帝不是一个“酒色财气”的昏君，他能够像他的祖先那样，拿出一点点的精力去关注辽东。如果...... 如果，上述的诸多“如果”中，有一个出现了，历史会怎样?也许，努尔哈赤的历史，清朝的历史，明朝的历史，都会重演了吧。可惜的是，在历史的文献中，研究“如果”这个词，没有一点意义。 我们只能接受历史的现实，发一些感慨，释放一下自己不甘的情怀。现在，让我们面对这段历史，认识一个熟悉而陌生的人，努尔哈赤昔日的“老板”，今日的对头，明朝的万历皇帝——朱翊钧。  万历皇帝朱翊钧，隆庆皇帝朱载垕第三子。由于两个哥哥早殇，所以六岁时，朱翊钧被册封为皇太子。十岁那年，父亲隆庆皇帝纵情酒色而死(在位六年，年仅三十六岁)，朱翊钧作为皇太子，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皇帝。万历皇帝十岁登基，五十八岁病逝，做了四十八年的皇帝。这个做皇帝时间的纪录，在中国排在第四，仅次于康熙(六十一年)、乾隆(六十年)和汉武帝刘彻(五十四年)。 万历漫长的四十八年执政时间，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幼年时代。这期间万历年龄小，无法处理朝政，只能玩。第二个阶段，万历十二年至万历二十八年，明君时代。这个时期为万历亲政时期，年轻的万历皇帝在张居正的教导下，励志成为一个清心寡欲的明君。对内，他惩治贪官、提拔贤明的官员、兴修水利、治理河患、缓解各种社会矛盾。对外，赫赫有名的平哮、援朝、灭播的“万历三大征”，均出自这个时期。 第三个阶段，万历二十八年至万历四十八年，怠政时代。 跟历史上很多的英明君主一样，前半生兢兢业业，开创一个盛世;后半生志得意满，醉生梦死、腐败奢靡了起来。这种情况，是很多中国帝王的表现，李隆基如此，乾隆如此，万历也是如此...... 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胸中豪情早已消磨殆尽，他不再上朝理政，转而深居后宫，日日与郑贵妃耳鬓厮磨，专行乐事，变成了一个贪图享受的昏君。 在万历长达二十多年的怠政时期里，大明王朝中枢瘫痪、党争不断、边务废弛，给辽东的努尔哈赤的崛起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史学家称，在怠政期间，这个万历皇帝有“六不做、六做”。哪六不做?不上朝，不见人，不祭祀，不供庙，不批示，不选官。哪六做?沉湎酒色、贪敛钱财、乱封滥赏、肆意挥霍、大兴土木、胡作非为。如此“六不做、六做”的皇帝，大明焉能不亡?万历的这种做法，令很多大臣寒心。大家接连上疏，希望皇帝回归朝堂、处理政务，但他们的奏折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有的大臣跪在宫门外，请求皇帝亲征，万历则理都不理。 后来，大臣们不管不顾了，他们接连上疏痛骂皇帝，大理寺评事雏于仁还上了一篇千古名文《酒色财气论》，痛骂皇帝嗜酒、好色、揽财、尚气(难以控制情绪，稍有不顺，就动怒杀人)，是一个“受享于身，不堪暴殄”的无道昏君。 对于这些提意见的官员，万历刚开始时还反击一下，“杖六十，斥为民”。后来，见骂自己的官员太多了，万历索性对这些官员一律不理睬、不朝见，来了一个眼不见、心不烦。 对于这样的昏君，正直的官员们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只能辞官回家，任由这个皇帝继续胡作非为了。在评论这位皇帝时，无数的史料上，都写上了这么一句话: 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万历之怠政! 如今，一提这“怠政”二字，无数的史学家就会捶胸顿足，一把鼻涕一把泪，说好好的一个大明王朝，怎么摊上了这么一个怠政的皇帝，把一个好端端的帝国给废了，给后世子孙留下了这么一个烂摊子，最终只能亡国。 总之一句话，万历的怠政，是明朝亡国的根本原因。实际上，这里有一个天大的误区——在真正的历史中，万历未必怠政。史学家所谓的“万历怠政”，是这位皇帝不管事;但在我眼中，万历怠政，只是证明他很懒，不代表他不管事，更不代表他不处理朝政!懒和怠政，这可是两回事! 咱们都知道，唐朝有一位皇帝，只有一天没有管理自己的国家。结果，就在那一天，这个皇帝惊讶地发现，他的一个儿子发动了一场“玄武门之变”，诛杀了他另外两个儿子，还杀了他无数的孙子、孙女，并把自己逼成了太上皇。 这个结果，就是一天没有管理国家的后果。 因此，我绝对有理由相信:一个二十多年不上朝、不管事的皇帝，是不可能让国家一直平安无事的。别说二十多年了，连二十天都不行! 当时的真实情况是，虽然万历皇帝不理朝政，但是，即使身在后宫，他的那双眼睛也一直牢牢地盯着自己的宝座，无时无刻，也从未离开半步! 万历之所以不上朝、不处理国家事务，是因为这些事情他不喜欢，所以他不去干;相反，那些他喜欢的事情，这位皇帝都会第一时间去处理。 这件事情，就是祸国殃民的恶政——开矿。  开矿之祸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三月，皇后居住的坤宁宫突然失火，火势迅速波及了交泰殿，以及皇帝的寝宫乾清宫。当时，万历皇帝正在养心殿休息，没有被烧着，只是受了一场虚惊。 事后，看见一片焦土的三大殿，万历皇帝心有余悸，以为这是老天在惩罚自己，他摊开笔墨，写了一篇《罪己诏》，大致如下: 昨于三月初九日戌刻，乾清、坤宁二宫悉被火灾，戴天心之仁爱甚著，荷列祖之庇佑尤深，幸朕所居，不致延蔓，而法宫严寝，一时尽灰。永怀谴告之殷，实由凉德所致。拊躬自责，震悖弗宁。已痛加悔惩，吁祷郊庙，嘉与海内，勉于维新。兹下罪己之言，共图交儆之实。 见皇帝下达了《罪己诏》，群臣为之一振，他们坚信，皇帝已经“回心转意”了。假以时日，必定重新亲政、重整朝纲。 事实证明，群臣们在一厢情愿。《罪己诏》墨迹未干，万历的凉德之举就接踵而来。同年四月初一，万历命户不筹集银两，重修两宫。由于国库空虚，修建两宫的银两又过于巨大，户部官员一时间手足无措，只能恳请万历下旨，另行开辟渠道，筹集工程粮饷。 殊不知，户部官员的这封请旨，给了万历一个“启用矿监、到处敛财、为国所用”的充实借口，最后竟然酿成了一场轩然大波。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六月二十二日，这是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 这天，朱翊钧为了筹集重修两宫的经费，他下令以“开矿助大工”，派自己的亲信太监去各地开矿收钱。 朱翊钧委任了一批“开矿高手”，他命马堂去临清，高寀去蓟州，暨禄去合肥，刘成去无锡，李凤去广州，陈奉去武昌，陈增去南昌，孙隆去苏州，鲁坤去开封，孙朝去洛阳，邱乘云去成都，梁永去长安，李道去岳阳，王忠去密云，张晔去卢沟桥，沈永寿去保定，王堂去天津，张庆去遵义，鲁保去扬州、孙道去太原...... 一时间，长城内外，两江上下，皆有这些宦官战斗不息的场面! 皇帝下令的开矿，是开取金、银、铜、铅矿，主要是金银矿，跟百姓没有一点关系。但事实证明，大明真正能开矿的地方很少，即使有，储量也很少。这些负责挖矿的太监们一琢磨，皇帝派我们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弄钱呀!既然皇帝的目的是要钱，开不开矿又有什么关系呢?只有能弄到钱，不就得了! 于是，这些太监们矛头一转，开始逼百姓们出钱放血了。 简单来说，这些太监到达地方后，百姓的产业、坟墓、房屋皆在矿场之上，若不交钱，必拆屋平坟，用来挖坑。反正这是圣旨，你敢不遵?为保家产，百姓只能苦苦哀求，与太监谈条件，而矿监们要的，就是这个条件。 总之一句话，想保家产，可以，拿银子来。 若敲诈之人无钱、或不想给钱赎物，那也好办。凡不给钱者，太监必将其铁枷捆绑，游街示众，然后将他们投入水牢之中，昼夜浸泡，断绝饮食，在命小吏轮番辱骂殴打，使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种情况下，被告者往往倾家荡产，以求乞命。官员们这才放其一马，不再治罪。一时间，大明天下民心尽散，人人自危，弃家逃窜者，比比皆是。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天下萧然，生灵涂炭。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四月，刑部左侍郎吕坤上疏说: 开矿之祸，灾连数省，民十室而九空。陛下赤子，冻骨被肌，冬无破絮者居其半;饥肠饿腹，日不再食者居其半。流民未复乡井，弃地尚多荒芜。存者代去者赔粮，生者为死者顶役。破屋颓墙，风雨不蔽;苫藁不完。儿女啼饥号寒，父母吞声饮泣。君门万里，谁复垂怜! 然而，对于这些骨鲠之言，贪婪成性的万历根本不管不顾，他也懒得看、懒得管。只有那些宦官们运到宫中的白花花的银子，才能入他的法眼。其他的东西，全是瞎掰。 这位皇帝的眼中，只有钱!  临清动乱 从万历下旨开矿时起，朝廷官员就一直反对、抵制这种行为。为此，无数人被罢官、下狱，流放，甚至死于狱中，或被斩首示众。然而，对于这些反对之声，万历明明知道这样做不对(事实)，却依旧我行我素，不知悔改。 于是，该来的，终于来了。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为了抗拒矿税，山东临清一带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话说当时的临清，是中国境内最为繁华的城市之一，号称“富庶甲齐鲁，繁华压两京”。虽然这样的赞誉，有夸大之嫌，但《金瓶梅》的作者将临清作为故事的背景地，足以证明此城的繁华。 这么一个繁华的城市，自然进入了矿监们的法眼。一旦被他们盯上，这个城市的受灾程度，可想而知。 当时，为了争夺这块富庶的地盘，山东矿监陈增和天津税使马堂使出浑身解数，争了一个头破血流。争夺的结果是，马堂胜出。 马堂胜出后，为了捞回本钱，他率领数百名地痞流氓，在临清处处收税，层层剥削，白天挡道抢劫，晚上杀人放火，真是无恶不作。当然了，由于这些地痞流氓是矿监的随从、跟班，地方官员也无可奈何。 当地百姓对马堂等人恨之入骨，却又无计可施，只能化悲痛为调侃，他们仿“秦桧油条”的故事，做了一种油炸小吃，就叫“炸马堂”。 直到今天，“炸马堂”都是临清的一道风味小吃。 对于马堂而言，百姓都痛恨其到这种程度了，这要是换个明白人，就该拿钱跑路。但是，不知道是马堂嚣张惯了，还是他太傻，反正他一点也不怕，还继续在这里招摇过市。 马堂也不想想，他手下有多少人，这里有多少百姓，还这样飞扬跋扈?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四月，不堪忍受马堂及其党羽的压榨，成千上万的百姓聚集到马堂的税使衙门，要求规范收税，严惩为非作歹的地痞流氓。 百姓的怒吼，彻底激怒了马堂。在这个宦官的眼中，百姓无权无势，还能怎么样?于是，愤怒无比的马堂命令士兵向示威的百姓放箭，当即射死两人、射伤多人。 这一下子，事情彻底闹大了。 见马堂这样飞扬跋扈、不知悔改，临清的百姓彻底被激怒了，他们拥进税使衙门，与马堂的手下打了起来，当即格杀了三十多个地痞流氓，打伤者不计其数。 混战之中，有人放了把火，将税使衙门付之一炬。得亏马堂跑得快，这才保住了一条性命。 得知临清百姓造反后，万历第一时间处理朝政(看来，还是不怠政)，要求内阁草拟圣旨，命令兵部出兵，去惩治临清的百姓。 此谕令一出，内阁官员拒不执行。他们告诉万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百姓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次民变的原因，是因为你开矿，导致官逼民反。真正该惩罚的，是那些该死的矿税官，与百姓何干? 见文武百官拒不执行，万历竟然以绝食相要挟，逼迫官员们妥协。 在一番激烈的讨论后，官员与皇帝达成了一个协议，此次临清百姓叛乱，实属万不得已，朝廷只惩治一两个首恶，绝不可株连多人，以免人心动摇。否则齐鲁大地不稳，京城也休想安宁。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怎么去找这个首恶呢? 当时参与叛乱的人，有成千上万，大家从各个方向拥入税使衙门，都是去找马堂算账的人，谁说得清楚谁是首恶，谁是发起者?所以认定首恶，就变成了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而万历追得紧，官员又要向皇帝交差，自然让临清城内人人自危，势必掀起一场新的波澜。 最终，为了平息这场事端，临清城的一个叫王朝佐的篾匠站了出来，他告诉官府，自己就是此次临清民变的“首恶”，愿意伏法认诛，与旁人无关，不要株连无辜。 见有人愿意替罪，当地官府立刻向皇帝报道，万历也不想将此事扩大，下旨将这个首恶处死，以儆效尤，并不追究其同党。 一天后，王朝佐被验明正身，斩首示众。数千百姓站在一旁，痛哭流涕。 八天后，王朝佐“头七”之时，临清城上万百姓身穿缟素，匍匐哀号，若丧考妣;百姓皆在家中焚香遥祭、虔诚祷告;送葬之人，更是排上百里。 一个月后，王朝佐入葬，当地百姓视其为大英雄，为其立庙设祠，永久供奉。此后百余年，香火缭绕，从不间断，酥油灯昼，夜如常明。 一年后，临清乡绅和官员视王朝佐为大英雄，为其修书立传。后来，史馆甚至将这个草民的故事，编纂到了《明神宗实录》里，可见其故事多么深入民心。 正如明朝心学大师王守仁所说的那样:“人人自有地盘针。”请记住，这世上的公理和正义，不在那些后世杜撰的历史书中，也不在那些顶礼膜拜的庙堂之内，而在天下人的心里。 天道昭昭，自古不昧!可惜的是，不是每一个感人的故事，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虽然王朝佐用自己的一条生命，拯救了临清城无数百姓，但是他的壮举，并不能取消矿监，更不能取消万历揽财的贪婪之心，甚至连马堂等人继续在临清为非作歹也阻止不了。 从万历二十七年开始，一直到万历三十年为止，马堂在临清为非作歹，临清城有绸缎商三十二家，倒闭了二十一家;有布店七十三家，倒闭了四十五家;有杂货铺四十一家，竟然一个没剩，全部倒闭歇业。 一个生机勃勃的北方商市，在马堂这个阉人及其党羽的折腾下，竟然变成了一座死城。干出如此“丰功伟业”，马堂也毫无悔意，他这个税官也一直深得君心。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因为战绩显赫，马堂还受到了皇帝的嘉奖。 同一时间，也就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时，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即大汗位，建元天命，国号后金...... 得道者昌，失道者亡，重用马堂这种“人才”，大明焉能不亡? 其实，当时的大明王朝内，何止马堂一个这样的“人才”，而是一群!这些“马堂”们，一个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做的事，有过之而无不及!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税监陈奉在湖广期间，搜刮抢掠、无恶不作，导致武昌、汉阳上万人起义。百姓们包围税使衙门，高呼驱逐陈奉的口号，将其十六名随从捆绑起来，投入江中溺死。当地官员颁布《罪己诏》，才平息这场事端。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税监孙隆在苏州无恶不作，导致上万苏州百姓“不呼而集”，一起围攻孙隆的办事衙门。孙隆慌不择路，逃到了附近的杭州，结果也引起了杭州百姓的不满。愤怒无比的苏、杭两地居民，一边寻找孙隆，一边继续围殴孙隆的爪牙。这场因开矿引起的民变，整整持续了八天。 万历三十年(1602年)，矿监杨荣奉命进入云南“开采”金银，他巧取豪夺、草菅人命，导致云南发生民变。愤怒的百姓在当地酋长的带领下，聚集了上万人，他们杀死杨荣，将其住所付之一炬。后来，朝廷派兵平叛，跟这些“叛军”苦战数日，才平息了这场事端。 当时因矿税而引起的农民起义，不是仅发生在临清，而是遍布各地。虽然明朝可以通过招抚、招安、镇压、战斗等方式，将这些星星之火扼杀在摇篮里。但只要万历的贪婪之心不灭，这些火种就永远不会消失，假以时日，这些火种必将成为燎原之势，不仅将颠覆这个大明王朝，而且还将彻底颠覆汉人对这个国家的统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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