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朝著名的“东林党”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党派组织，他们只是明朝官员之中（京官为主）“有着一致政治见解”的一群联盟团体罢了。他们之中既没有威望拔尖的核心领袖，也没有全体公认的行动纲领，充其量只是一伙利益相连的官员罢了。所谓“东林党”这个名称，主要是后来的政敌魏忠贤给他们定的。 这帮人为什么被称为“东林”呢？ 主要是他们这些人大都以东林书院为活动据点，搞在一起谈论时政话题，发表评论意见（主要是对朝政的批评），后来逐渐成为了一股比较重要的舆论力量。  东林党开始活跃并影响朝政的时期大约是万历年间，先后有顾宪成、李三才、邹元标等核心人物在政坛亮相。具体说起来，他们真正成名的时期是在著名首辅张居正死后。 东林扰政，还是首辅独裁？ 张居正活着的时候，东林党已经开始发育，其成员主要来自言官群体。 明朝设计言官制度的初衷是为朝政提供批评参考意见，防止皇帝或者内阁（相当于宰相）制定政策时太过武断。不过后来言官制度就变味了，言官们实事求是操心国政的少，吹毛求疵沽名钓誉的多，搞的皇帝和内阁首辅几乎干什么事情都会遭遇一些言官的批评和阻拦，直接降低了政府行政效率，让皇帝和首辅很不自在。 到了万历年间，狠人张居正上台，皇帝当年又是他的学生，所以张居正就想方设法要限制言官，最终设计并推出了“考成法”。  张居正△ 考成法说白了就是一套万历张居正版的“中央及地方省部级公务员考察办法”。 按照张居正的设计，巡抚、巡按（地方省级一把手）的工作业绩由六部（中央各部）进行考察；六部、都察院的工作业绩由六科（与六部对应的言官部门）进行考察；六科的工作业绩由内阁（皇帝手下的总理办公室）进行考察。且月有月考，年有年考。 听起来，这是一套很好的官员绩效考核制度，但它的实质却是一种变相打压言路的手段，尤其是针对六科的言官们。 明朝六科的言官主要职责是监督批评朝政（只负责批评，不负责想办法，且机构相对独立），这些官员品级都不高，但权力不见的小。从最初设计六科的规定上来说，言官们有权力对皇帝的不合理决定行使否决权（只是纸面上的规定，现实中言官们更多地是上疏反对，不敢真的否决圣旨）。尽管这个权力并没有人敢行使，但提出批评意见的胆量和决心大家还是有的，且依然可以极大地影响朝政。 张居正的考成法就是借绩效考核之名，取消六科的言官的独立性。因为现在评判这些言官工作绩效的上级机关就是内阁，也就是首辅张居正所在的办公室，那这些家伙自然也就不敢随便批评内阁的行为了。毕竟下个月的工资能不能拿到手、明年能不能升职还得内阁说的算。 于是乎，考成法一经施行，体制内对于内阁施政决策的批评之声少了很多，张居正也成功实现了以自己为核心的一言堂。  但言官们内心里对考成法当然是很不服气的，于是就有一些胆大的人站出来批评考成法。比如巡按御史刘台，他实在受不了这种言论压制，于是在万历四年（1576年）上疏点名批评张居正，说“大家现在都没心思干工作了，整天垂头丧气，为了保住饭碗不敢讲真话。将来也不会有人直言纳谏，为国家分忧了。”（凡在外巡按御史垂首丧气...谁肯冒锋刃舍爵禄，而尽死言事哉）。 刘台话说的义正严词、大义凛然，但结局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去。他先是被撤职抄家，后又被流放边疆，最后暴毙而亡。 但刘台的死并没有“吓倒”言官们。后来又有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高攀龙、李三才等先后站出来反对考成法。这几个人后来也都成了东林党的核心人物。 不怪大家不服气，实际上，考成法的弊端确实很明显。除了变相打压言路之外，该制度给底层百姓也带来了极大的坏处。原因在于，考成法对地方官员的考核重点是“能不能按时足额收税”（赋役完欠），也就是百姓税赋、劳役的完成情况。税收不上来，你当官再清廉也白搭，绩效考核一定是差评，最后别说是提拔升职了，能不能保住乌纱帽都难说。 可想而知，张居正搞了考成法之后，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只好加大力度，使出各种残酷的手段逼迫底层百姓交税或者服劳役，当时不少地方也因此出现了酷吏残害百姓的情况。 比如在莒州（现山东莒县一带）知州刘子汾任期两年内，用酷刑杀死百姓800余人。以至于当地百姓被吓破了胆，纷纷抛弃田宅，逃亡他乡。 如此一来，全国各地上缴的赋税的确比以前多了很多，但老百姓遭受的痛苦比以往也重了不知一倍两倍。 所以说，反对考成法，从道理上是说得过去的。但实际上，站出来反对的人并不多，且丝毫无法撼动张居正的地位。 等到张居正死后，考成法名义上被废除，但明朝朝廷内部的批评通道并未重新开放。万历皇帝当然不想让言官们跟以前一样在他耳边聒噪，因此下达诏书，勒令百官在提意见时必须遵守两条规矩：一是只许就自己负责的工作发表意见（止及所司执掌）；二是所有意见必须经过上级部门的筛选，不许直接拿到朝堂上讨论（听其长择而进之，不得专达）  这其实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封堵朝廷内部的批评通道。 于是，顾宪成与赵南星等人，冒着被廷杖、流放的高风险，抗议万历皇帝定的两条规矩。但未产生任何效果。 从以上内容来看，东林党的出现，不得不说是与皇帝和首辅们的做法相关联的 东林祸国，还是皇帝祸国？ 后来东林党之所以沾染“祸国”的臭名，主要跟他们反对矿税有关。 这事起源于“万历三大征”，即宁夏用兵、朝鲜用兵、播州用兵。那个时候大明缺钱打仗，所以朝廷征收矿税，以满足前线开支。不过，这一举措却遭到东林党的极力反对。  因此有不少声音指责东林党人，说他们不顾国家战事的开支需求，站在东南地主与富商的立场上，反对朝廷征收商税和矿监的政策，进而把沉重的负担全压在贫苦农民身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东林党人是一群的确好像是把个人利益与阶层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伪君子。 不过，这种论断也有些名不符实。主要是因为万历朝廷征收商税，派遣矿监开矿的做法更多地是为了给自己捞钱挥霍。  明神宗万历皇帝△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的时候，皇帝就派遣大批太监分赴各省，督办开采金、银矿，设置征税的新关卡。这个做法实际上是皇权在官僚系统之外另造了一个新的敛财系统。 万历皇帝嘴上声称，他开矿、征收商税是为了应付“三大征”的军费开支和皇宫中三大殿失火的重修费用。然而实际上，他这么做无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因为当年张居正活着的时候，没少下功夫压减皇家的日常开支，曾一度压缩至每年“十三四万”。这些钱肯定不能使万历皇帝过上奢靡阔绰的生活。等张居正死了，万历的私欲如脱缰的野马难以遏制，光禄寺（主管皇家后勤的部门）的开支迅速翻倍，增至每年“二十六七万”。 万历皇帝不仅自己的开销大，对地方贡品的胃口也不小。万历年间，地方每年向朝廷进贡的黄金最低数量标准曾高达5000两，是嘉靖时代的2.5倍之多。搞的有些省份实在弄不到这么多黄金，只好向邻近省份花高价购买。 除了日常开支和地方进贡的费用超高以外，万历皇帝的奢侈消费行为也很严重。比如万历曾多次耗费十多万两白银的巨额开支去购买各种玉石珠宝，甚至一度把京城市面上的名贵珠宝采购殆尽，宫人官员不得不去黑市花更高的价格购买，来满足万历皇帝的奢靡欲望。 另外，皇帝还很讲究排场面子。但凡自家亲戚有结婚、过寿的喜事，万历皇帝都要拿出一大笔钱搞酒宴仪式或充当嫁妆聘礼。这些钱自然要向户部索取，但户部实在不堪重负，多次请求减少开支，结果被皇帝骂了一通后，原数掏钱。 还有，《明史》中也记录了万历皇帝大搞豪宅庭院的行为，其中许多别墅工程项目绵延数年乃至十数年，且几乎每一年都在大兴土木。其所耗费的财政开支之多自不必说，而为了达成这些高级建筑项目的设计要求，各地也都在拼了命地往北京运送各类上等木材和石材，而这些材料的运输费用更是高的惊人。 总之，按照明朝原本的制度，宫廷每年有100万两金花银（意为足色而有金花的上好银两）的预算可以花，但万历把这个标准提高到了120万两。关键是这120万两银子经常两三个月就被皇帝挥霍一空，剩下的黑洞就只能靠挪用国库来填补。 但国库也经不起万历的折腾。话说张居正活着的时候拼命地为财政搜刮来源，他死的时候，国库存银有近千万两。但只过了五六年，这千万两白银就消耗一空。于是，才有了万历二十四年皇帝派出宦官为矿监、税使，绕过官僚系统，直接向民间进行搜刮的行为。这一敛财网络给底层百姓带来了新的深重的灾难，被称为“矿税之祸”。 此后，宦官在各地私设关卡，收取商税，又巧立名目，增加各种赋税，还控制各地主要矿产开采，收取大量费用。这些钱除了宦官本身贪污之外，其余全部落到万历皇帝的口袋。 皇帝肥了，宦官及其爪牙也肥了，唯独民不聊生。 民不聊生，自然就会有民变。万历二十七年（1559年），临清百姓纵火焚烧了税监马堂的衙门。同年，湖广百姓扔砖放火，欲与坐地敛财的宦官陈奉同死。万历二十九年，百姓又包围了陈奉的衙门，将其爪牙十余人投入江中。同年，2000余名苏州织工暴动，攻击了坐地敛财的太监孙隆，击毙孙隆的爪牙黄建节，焚烧了多名孙隆爪牙的家，孙隆本人连夜逃往杭州。万历三十年，江西百姓反抗宦官潘相，将他的爪牙陆泰打了个半死。万历三十四年云南军官贺世勋等人不堪宦官杨荣的暴虐，聚众数千人，杀死杨荣，将其住宅付之一炬。万历三十六年，辽东屯垦的军队不堪宦官高淮剥削，歃血为盟，杀死高淮，为民除害……万历后期的20多年中，各地直接因矿、税监激起的民变就有40多起。 面对这样的苛政，以及只让皇帝和宦官受益的政策，东林党人站出来反对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其实不只是东林党，当时朝廷和地方的很多官员都在批评万历的“矿税”政策，有些言辞甚是犀利，说是点名骂皇帝本人都不为过。 其中，东林党的代表人物李三才的批评最为大胆。他曾在奏折中直接质问皇帝：“皇上您喜欢珠宝我们能理解，您渴望千秋万代当皇帝我们能理解，但老百姓渴望温饱您能体会吧，他们也希望好好养活妻子儿女养您也能理解吧。但现在呢？您把自家库房的金子堆得老高，却不能让老百姓家里留一斗米的存粮，您想让自己的儿子孙子世代做皇帝，却不给老百姓活路。您这么做，这天下哪有不乱的道理？”（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皇上忧万世，人亦恋妻孥。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之储，而不使百姓有糠秕升斗之储；皇上欲子孙千万年之计，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计。试观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乱者哉？） 李三才说话犀利，他本人也确实有政见与勇气，所以后来东林党人大力支持李三才进入内阁，但由于东林党人始终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缺少强力人物的引领，最终难以实现政治目的。反而经常被无视、或廷杖、或流放、或残杀。 说到底，东林党在历史中确实有过不少污点，做过不少蠢事，但从根子上来说，他们不是大明亡国的罪魁祸首。这群人之中，也曾有过有识之士，也曾舍弃生命仗义执言、对抗暴政，只不过，他们毕竟也跳不出自身的局限性，更没有实力去逆转封建王朝末期的败亡命运。最终只能成为史家口中的“祸乱分子”，替皇权背上“千古骂名”。 （参考自《秦制两千年》）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 |
|
|
来自： 白衣钱子 > 《明朝[1636——16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