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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文 《战国策.燕策》记载，苏秦说燕文侯时，曾有“燕东有辽东，北有林胡…….南有碣石、雁门之饶”一段话。《史记.苏秦列传》也有相同的记载。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载，此事发生在燕文侯二十八年，即公元前334年，战国期间。关于这段话，有人认为“真假掺半，它是燕昭王后期的部分史实为基础，又揉进一些妄言，然后托为苏秦说燕王语，而上系于燕文侯时”。是否如此，尚待考究。 自从毛泽东主席1954年夏天的一句“东临碣石有遗篇”，又引发了二十世纪的一股“碣石热”以来，可谓“一时研究颇殷，诸说迭出”，并翻腾出“燕南有碣石”的說辞。对于苏秦的“燕南碣石”论，自有起不少争论。有的古人或注曰“在常山九门”，可有的人又说“九门无此山”；有的或注曰“在平洲”，但位置难确。于是便有人喋喋穿凿竟说成是“今河北昌黎城北的娘娘顶”。 董宝瑞先生在其《美誉远播的“花果之乡”——昌黎》2006-2-14 [昌黎之窗.谈山论海话昌黎]栏目）一文中就说：“据《战国策·燕策》记载：‘燕国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这是公元前334年苏秦在鼓吹‘合纵’之论时向燕文侯说的一段话。这段话表明，早在公元前4世纪，昌黎的碣石山一带就以物产丰饶而在燕国颇有名气了。” 显然，董先生是把“燕南碣石”定位昌黎娘娘顶了，对此不少学者提出质疑，笔者也不敢贸然苟同，故略作辨析。 第一，昌黎碣石是否位于“燕南”。 古代尽管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说，但“华夏天子”的领土，不可能像《禹贡》的作者那样用“天圆地方”理想观念，以“王畿”为中心，每500里一档，层层向外推进，形成方5000里、面积2500万平方里的正方形统治区域。所以诸侯的封疆也“方”不起来，皆呈不规则型。但其东、西、南、北四至的概念还是可以大体框定的。其框定原则，大体是参照其“领土重心”和“政治中心”来框定。 燕文侯时期的燕国“领土重心”在其膏腴之地的“督亢”地带，即今河北涿州、固安为中心的地带。 燕文侯时期，燕国的“政治中心”在那里？据史籍记载和考古挖掘，其都城在河北雄县附近。《水经注》卷十一，《易水》称：“易水又东迳易县故城南，昔燕文公徙易，即此城也”。 《地域文化的界定——以燕赵文化为例》（作者：张京华）一文中说：“燕文公时迁都易城,其地在今河北雄县境”。《燕国的都城》（〖老北京风情网〗）：“考古发现证明，当战国中期的燕桓公、燕文公、燕易王时期，燕又在易水旁营建武阳城，是为燕下都。” 燕文侯时期的燕国的“政治中心”与“封土重心”大体重合。 燕蓟都 位于： 北纬39°43´ 涿州市 位 于： 北纬39° 21´。 雄 县 位 于： 北纬38° 59'。 昌黎碣石山位于： 北纬39° 42’。 从公认的东西向的“北纬度线”，可以判断，昌黎碣石位于蓟都正东，在涿州正东微微偏北，与雄县相比，昌黎碣石位于雄县之东偏北70余里。很明显，昌黎碣石恰恰位于燕国之东，而不在“燕南”。但凡有一点自然地理方向感的正常人，只要打开地图一看，就会毫不迟疑地断定：“今昌黎碣石地处于战国时期燕国之东”。 第二，燕文侯时代，今昌黎县境不归燕国管辖。 “燕筑长城、置五郡，使这些地区正式纳入中原王朝有效的管理之下，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对这些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姜念思：《战国燕北长城的修筑与对五郡的开发》） 今昌黎县境战国时属燕国辽西郡。燕国的“五郡”（包括“辽西”）设于何时，学术界尚有争论。大体有如下几种观点： 1、据岩金毓黻先生所著《东北通史》、吕祖谦先生的《大事记解题》、黄式三先生的《周季编略》等论著，皆将此事系于周赧王十五年，即燕昭王十二年，即公元前300年。但不少学者认为此时嫌早。 2、有的主张在燕昭王二十八年（前384年）前后。 （1）据《燕昭王兴建碣石港》文：“昭王姬平在公元前311年即位为王……经过二十八年的休养生息，燕国富庶了。这时，又有贤将秦开，他曾在东胡当过人质，东胡王很信任他，他借此考查东胡的山川形势，回国后出兵袭破东胡，拓地千余里，从河北的造阳到辽东的襄平，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个郡，并修筑了燕长城以备胡。秦皇岛那时就属于燕国的辽西郡。”（见于2005-1-28【北戴河旅游网】） （2）张京华先生在《地域文化的界定——以燕赵文化为例》一文中说，“乐毅伐齐的第二年（公元前283年），燕将秦开又北攻东胡，拓地千余里，新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据“辽阳市简介”云：“公元前284年,燕国大将秦开率军北上东进,破东胡抵辽河流域，其后修筑了自造阳至襄平间的长城，置上谷、鱼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3）据辽阳《历史沿革》一文：“燕昭王二十八至三十三年（约公元前284年至公元前279年），燕派大将秦开奔袭东胡，使“东胡却千余里”，又进击箕氏朝鲜，“取地二千里”，然后在辽河流域设置辽东郡，同时置襄平县，郡、县治地均在襄平城（今辽阳市老城区）。”（见【辽阳信息港】） （4）《中国政区—北京市门头沟区：“沿革”》：“燕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3年）设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今区境分属上谷、渔阳二郡。” 3、《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下册第212－214页载：“秦开却胡的时间应在乐毅伐齐之后，当在燕昭王三十年至三十二年间（公元前282年——前280年），因为这一期间乐毅伐齐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燕昭王有力量，并且也敢于向东胡进军。”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一卷认为，燕昭王时国力增强，公元前284年打败齐国之后，以秦开为将北破东胡，又乘战胜东胡之威，“于公元前280年左右，长驱东进，直抵满番汗(今鸭绿江)”，即认为辽东郡建于公元前280年左右。 4、董耀会先生在《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说：“由于秦开熟悉东胡内情，归燕后便发军大破东胡，把东胡赶出千里以外，燕国因此扩地至辽东。其后，燕陆续设置上谷(治所在今河北怀来县东南)、渔阳(治所在今北京密云县西南)、右北平(治所在今河北平泉县境)、辽东(治所在今辽宁辽阳市)、辽西(治所在今辽宁义县西)五郡，又修建北长城，用以防备东胡再度骚扰。其修建年代当在公元前254年左右，这段长城就是战国时期最后修的一道长城。” 5、杨宽著《战国史》(1955年第1版)，根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惠文王二十六年，“取东胡于欧代地”。认为燕秦开拓地亦是在这一年，即燕惠王六年(前273年)设置了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四郡，但认为上谷郡建郡时间应在燕昭王时期。 6、还有人根据《资治通鉴·秦始皇三年》记载：“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据胡。”由此认定辽东郡建郡时期在燕喜王十一年，即秦始皇三年，公元前244年。但有的学者认为此时嫌晚，因为此时燕国国力已衰，不可能动用这么大的力量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工程。 学术界的基本共识认为：燕修长城、设五郡大体在燕昭王中后期到燕惠王初年。即公元前290——前273年之间。 总之，不管设郡时间如何分歧，在燕文侯二十八年（前334年）苏秦曰“燕南有碣石之饶”时，辽西郡尚未设立，其时今昌黎县地尚不归燕国管辖，擅长于纵横捭阖的苏秦决不会昏昏然把本不属于燕国管辖的“（昌黎）碣石”，硬说成是燕国“天府”的经济支柱，有自知之明的燕文侯也不会噩噩然信以为真。 董宝瑞在《从远古走来的历史文化名城》一文中又曾说道：“昌黎这个地方，在燕国变成战国时期雄踞北方的强国之一时，就已成为北方有名的富饶之地了。燕国最强盛时，将东胡人赶到了西喇木伦河以北地区（今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一带），占据了今辽宁省大部地区。之后，燕国为防御东胡卷土重来，修筑了从造阳（今河北省怀来县）到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的长城，并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那时，碣石山一带虽然划属辽西郡管辖……军事位置并不怎么突出。”。 很明显，在此他其实也认为昌黎碣石在燕文侯时代并不归燕管辖，“昌黎碣石之饶”并不是“饶”在“寡人国小”的燕文侯时代， 也不“饶”在“寡人蛮夷僻处,虽大男子,才如婴儿”的燕易王时代或子之乱正的燕王哙时期，也不会是“饶”在燕昭王“ 孤极知燕小力少”收破燕的初期，而是燕昭王后期的事情。 因此，苏秦在燕文侯二十八年（前334年）所说的“燕南碣石”，绝非指今昌黎碣石。 第三，“燕东有辽东”之义。 苏秦説燕文侯曰“燕东有辽东”为何义。此处的“辽东”既不是后来的“辽东郡”，也不是指“辽水以东”，而是有多重含义地域的泛指。此处的“有”不是“据有”“占有”，而是“有无”之“有”，即“存在”的意思。是说燕国东边“存在”一个“辽东”与之相邻，而不是燕国东边“占有”辽东。因为这时燕国确实还不曾据有辽东地区，这是史实。 同理，苏秦说赵肃侯曾有“（赵）东有清河，北有燕国。”赵武灵王也曾说“（赵）北有燕国”，这其中的“北有燕国”显然也不是指兆国“占有”燕国，而是“有燕国”与之“为邻”之意。“东有清河”也不是赵国独自“占有”清河，而是以清河与齐国为界。现在我们常说的“中国北有蒙古、俄罗斯”，如果有人解释为“中国北边‘占有’蒙古和俄罗斯”，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苏秦此处所说的“辽东”，不是后来的“辽东郡”，而是包括后来的辽东、辽西郡之地的“古辽东”地域。 “辽东、辽西两郡之划分最早与辽水并无什么关系。……古辽东的地域不仅包括辽水的东部，同时也包括其西部，即使后来的辽东郡辖区，也并不都在辽水之东。在战国燕人建郡之前，并不见辽西之名…….因为古辽东以及后来的“辽东”、“辽西”二郡都不是以辽水为参照物来命名的”“ 燕辽东、辽西二郡的命名，皆与古辽东有关：辽西者，古辽东之西也；辽东者，古辽东之东也。二郡的分界线是医巫闾山，而这正是东胡与貊人的分界线，辽东、辽西二郡无论是在地理环境还是在民族的构成上，皆自成单元。”“ 明正统八年（公元144年）成书的《辽东志》的解释是很有道理的，其曰：‘辽，远也。以其远在九州之东，故名辽东’。 辽东的含义即是‘辽远的东方’，这是中原人依据‘九州说’而为其东方辽远之地命名的。”（刘子敏：《关于“辽东”的考辨》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1期） 汉初，项羽封韩广于“辽东国”，都无终（今天津蓟县），其辖区在右北平、辽西郡地，与“辽东”之名也并无不相符，为何仍称为“辽东国”，其原因就是“其地”是取于“古辽东”之地，其名亦采自“古辽东”之名。 《中国通史》（四卷本143页）载：“战国时燕将秦开破东胡，领土扩大到今辽宁大部，以大凌河为界，设辽西郡、辽东郡。” 既然此时燕国并不“占有”包括后来的辽东、辽西郡之地的“古辽东”，此时的“昌黎碣石”也就是坐落在不属于燕国的“辽远的东方”之地，苏秦所说的“燕南碣石”，当然也就不可能存在于“古辽东”。 第四，燕“南有雁门”辨。 苏秦曰“燕南有雁门、碣石之饶”。 《史记.苏秦列传》 【正义】注曰：“雁门山在代，燕西门”。 《赵世家》【集解】徐广曰：“《尔雅》曰西俞，雁门是也。”【正义】郭《注》云：“西隃即雁门山也。”按：“西”、“先”声相近，盖陉山、西隃二山之地并在代州雁门县，皆赵地也。” 把“雁门”仅仅解释为“雁门山”，笔者认为是不确切的，苏秦不可能当着燕文侯的面，不辨东西南北，竟把“燕西门”说成“燕南”。如果在一国之君面前“瞎忽悠”，其说辞就缺乏起码的可信性，这对苏秦来说是关系到功名利禄、身家性命的大事，岂能草率马虎。他说“燕南有雁门之饶”，必须具有起码的真实性。此处的“雁门”不仅仅是指“雁门山”，而是指 “古雁门地域”，即后来设置“雁门郡”的大区域。 据史书记载雁门郡被认为是赵武灵王时始设，传统上属赵地。但《汉书.地理志》云：“燕地，尾、箕分野也。……西有上谷、代郡、雁门……皆燕分也”，又云“雁门亦同俗，于天文别属燕”。既然“天文属燕”，那说明周初燕国的封疆含盖“雁门郡”地域。 另据，顾颉刚《燕国曾迁至汾水流域考》（见《责善半月刊》1卷5期，1940年5月），认为燕国初封河南，然后向北迁徙，先迁山西的汾水流域，再迁至河北境内。雁门郡南部正处于汾水上游。 “雁门郡”何时属于燕国管辖以及作为行政区划的“郡”始设于何年，史书无确切记载。《战国策·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有云：“昔者，齐、燕战於桓之曲，燕不胜，十万之众尽。胡人袭燕楼烦（原注：“鲍本”楼烦，属雁门）数县，取其牛马” 。从“昔者”二字，就可足以证明，楼烦部族活动的“古雁门地域”，起码在燕文侯（公元前361—前333年）时代曾隶属于燕国管辖，并已有“数县”的行政建制，此时或已有“雁门郡”的设置。可能是由于燕国的史籍散失，造成后世史书“漏记”。当赵武灵王攻打已归附燕国的楼烦部以报宿怨，将雁门郡纳入赵国版图并委派官吏时，赵国史官大书特书传于后世，于是后世人就误认为“雁门郡”为武灵王始设。 据《史记.赵世家》：自赵敬候元年（公元前386年）“赵始迁邯郸”后，经成侯、肃侯，到赵武灵王十七年（前309年）的半个多世纪里，赵国一直忙于瓜分晋室或致力于与中原诸侯之间的攻城略地，无暇北顾。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赵成侯二十一年（前353年）魏国围困邯郸，二十二年（前352年）“魏拔邯郸，秦攻蔺”；二十四年（前350年 ），“魏归我邯郸”。国家几临存亡之秋，确实无暇北顾攘胡拓边。 赵武灵王于前325年即位，但“武灵王少，未能听证政”，武灵王九年，“秦败我，斩首八万级。齐败我观泽”；十年，“秦取我中都及西阳”；十三年，“秦拔我蔺，虏将军赵庄”。一直到武灵王十七年（前309年）才见“北顾”的记载：“王出九门，为野台，以望齐、中山之境”。十九年，武灵王“欲胡服”，曰：“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而功未遂，今中山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此时的“雁门”一带，似尚不属于赵地。 这时的燕国，却正像苏秦所说的那样“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之祸，是一片“不犯寇被甲兵”的相对稳定、养精蓄锐的景象。燕釐侯三十年（前373年）还曾“伐败齐于林营”。 燕文公七年（公元前355年），齐国侵掠燕国泒水之地。燕国出兵抵御，两国再次交战，齐军以兵败溃逃告终。可见，燕国的实力也不容小视。此时燕国周边被匈奴、东胡、齐、赵和林胡、楼烦所包围，相比之下，游牧于燕国的西南方向的楼烦部（居今山西宁武、原平、岢岚等地），实力相对较弱，是燕国延伸势力的最佳选择。燕国在处理与“胡”关系方面另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一事便可推知。通过软硬兼施的办法使楼烦部归附于燕是可能的，不然，苏秦所说的“燕楼烦数县”从何而来。燕国具有“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的车骑规模，大量的马匹可能就是出于雁门以南楼烦的“畜牧之饶”。 雁门山的名字来之甚早。据《山海经·海内西径》记载：“雁门山，雁出其间。在高柳北，高柳在代北。”又据《辞海》载：雁门山“又名雁门塞，在山西代县西北。古以两山对峙，雁度其间得名。”《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雁门，古句注，西陉之地，重峦迭嶂，霞举云飞，两山对峙，其形如门，而蜚雁台于其间，故名。” 雁门山，古称句注，在今山西代县境内，代县，常为雁门郡的治所。古雁门郡的南部，辖今山西原平、神池、宁武、五寨、岢岚等县，至今山西省仍有娄烦县建制，“娄烦县简介”云：“娄烦县位于太原城西北120公里处……地理坐标为：东经 111°31′— 112°02′，北纬 37°51′— 38°13′。娄烦原是一个古老民族或部落的名称，后来演变为地域概念，成为历史上郡、县、乡的名称。西周至春秋时的楼烦国……南至雁北朔州一带，后扩展壮大，其范围大致包括北至现在的内蒙清水河一带，西达阴山之南，南到山西灵石，东迄河北平乐县，东南边缘太原市区。战国时期，楼烦国为赵武灵王所破，归属赵国，楼烦这个地名就在这一带以郡、州、县、镇一直延续至今。…….唐初宪州辖楼烦、天池、玄池三处牧马监，为唐北边疆军马主要来源地，时有‘娄烦骏马甲天下’之谓。 雁门，既有‘娄烦骏马甲天下’之畜牧业美名，又有汾河、牧马河、桑干河及滹沱河上游较发达农耕业的黍、稷种植，“中国农业文明最早的几个地区，史家公认是渭河流域和汾河流域。渭河流域有周人的始祖后稷，汾河流域则忧更早的夏部落。当年汉代是到临汾来祭后土之神的，可见在帝王的眼中，临汾是包容万物也孕育万物的土地神的驻节之处” “雁门关以南，特别是汾河流域，这块面积并不大的土地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大放异彩。说它是中华民族的“热土”一点不过分”（见2004-5-24《山西日报》：《两个角度看山西》文）。此外，楼烦盛产食盐（到汉代专设盐官），那么“雁门之饶”则名副其实。 再看古雁门郡南部的地理位置，今山西岢岚、原平、五寨等县，属古雁门郡。 五寨县，南至地理坐标为：北纬38°44′。 原平县，南至地理坐标为：北纬38°35′。 岢岚县，南至地理坐标为：北纬38°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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