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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旧时过年上海老城厢内售卖纸钱、香烛的店铺 我们迎来了己亥春节，老百姓俗称“过年”，过年的感觉怎么样，这几天，我遇到两位年轻朋友，他们告诉我，如今是彻底没有年味了，过年找了三朋四友打了一下午的麻将，各自忙活，该干嘛干嘛，没有新年的感觉了。也有朋友告诉我，年三十的晚上，上海街头静悄悄，他们一家人索性跑到江苏海门的农家乐，到外地过节了。开出租的师傅告诉我，过年几天甚至连个盒饭也买不到，叫个什么“年”……是的，这就是当下的“年景”，社会转型，传统的年味确实淡了许多，这个话题引发了我的思考。 春节是中国最重大、最典型的文化节日之一。开埠前的上海，至清乾隆、嘉庆年间已享有“江海通津，东南都会”之声誉。所以要说过年，上海地属江南，上海人过年，首先是持续时间长，大概从进入腊月就开始有过年的味道了，这个味道一直要持续到正月十五以后，粗粗匡算一下，这个年持续时间通常长达一个半月以上。具体我在联合时报史苑专版写了一篇文章《回忆老上海的“年味”》在此就不细说了。 回忆老上海过年的年味，比照眼下沪上年景，恍如隔世，我一直在想，岁月真是一把杀猪刀，以往丰富而有趣的年俗和年味究竟到哪儿去了呢？ 这一百多年来，社会发展与转型，民俗也随之传承中变异，但变异是有快慢的。可以说，从上世纪50年代起，社会民俗就进入快速变化期，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无论是衣食住行、风俗习尚，还是邮电通信、大众传媒等，都出现了新的特征。这种变迁，清晰地反映了现代化的进程和社会进步。 快速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出现了三种现象，一是许多习俗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例如放鞭炮，过年放炮仗，也叫放爆竹，这个习俗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相传是为了驱赶一种叫年的怪兽。当午夜交正子时，新年钟声敲响，整个中华大地上空，爆竹声震响天宇。然而现在抓污染，大城市都已经开始实行禁鞭令，农村放的也少了，随着鞭炮声的消失，人们突然发现“年”味也几乎荡然无存了；“年”不过是一个“黄金周”的假期而已。没人说这样过不好，城里人照样忙年，照旧拜年，但传统过年所带来的许多欢悦的确体验不到了。 二是许多习俗走样、变味了，例如“压岁钱”的习俗，早先，压岁钱是一串铜钱，数量有限，只是意思意思，含有“压邪”之意，现在的压岁钱越给越大，动辄几千元。压岁原为“压祟”之意，就是辟邪护佑，所以要用红纸包（过去铜钱用红丝带穿）。红色在中国传统里代表具有保护功能、使不被伤害的意思。压岁钱最早的寓意和放爆仗是一样的，是“压祟”钱，发展到后来，就寄予了一种祝颂的涵义，增加点桔子、荔枝，求个“吉利”，钱是不多的。现在不但压岁钱给得多，而且要给到孩子工作。工作没多久，孩子的孩子又出生了，又来一个新的轮回，这种习俗就走样和变味了。据网上介绍，有些地方给孩子发压岁钱，孩子数钱数到手酸，只能用点钞机来数了，这种变味的压岁钱习俗好不好呢，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与思考。 三是生搬硬套外地习俗，风俗是讲究地域性的，汉代司马迁写《史记》，他说引用了一条当时的谚语说，叫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什么叫风呢？用现在话讲风就是流行，有什么流行的东西，它不会传得非常远的，也不会过一百里地，在过去这个流行就流行不出去了。但是俗就不同，俗是什么呢？俗就是慢慢形成习惯了，那就保存下来了，其实所谓“民俗”，也就是一种文化认同，中国是一个民俗传统历史悠久的国家，所以在中国各地的人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例如过小年，北方地区在送灶这天称为“小年”，上海地属江南，上海人没有“小年”这个名称，若有也只是将除夕夜称为“大年夜”，除夕夜的前一天夜晚称为“小年夜”，这就有细微的差别，而且北方地区不仅送灶这一天称为“小年”，而且吃的食品是饺子，这与上海与江南地区习俗相左，其实上海人的传统是沿袭了苏州的习俗，吃的食品一般是团子，叫“谢灶团子”，吃饺子是北方的习俗。再如大年初一早上，现在都吃饺子，上海过去的习俗是不吃饺子的，吃什么呢？吃汤圆，因而宁波汤圆在上海非常出名。 再比如上海人送灶的日子，也是很有讲究的，叫“官三民四”，也就是做官人家腊月廿三送灶，一般普通民众都是腊月廿四送灶，这是日期上的不同。而腊月廿五是不能送灶的，有句话叫“廿五送灶，七颠八倒”，因为廿五是古代妓院送灶的日子。高度的移民社会冲击着传统的地方习俗，变得高度同质化，许多过年习俗被引进和整合，习俗鲜明的个性特点也就逐渐泯灭了。 许多人弄不清传统习俗为何物。后来随着快速的城镇化，村镇消失，许多习俗失去了生存的环境，许多习俗已经名存实亡。再加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媒的高度发达，资讯的丰富，方便了人们搜索各地的习俗，再加上外来人员的增多，于是就出现了生搬硬套的现象。 “年”的欢悦大半并不生于“过”年本身，而源于“盼”年渴求，“过年”中含有人们所追求所渴求的内容，只要“年”能满足人们平素所无法实现的愿望，“年”就是幸福的，相反，如今人们不愁吃穿等物欲需求，“年”与非“年”之间，早已没有了落差；亲情纽结，在现代城市人中已越来越松驰，电话拜年的兴起，把日趋形式化的亲情“网”彻底“解构”，并将传统意义上的“拜年”彻底终结，留下的将是编结商业“关系网”的“拜年”形式。对现代城市人来说，“年”能给他们带来新鲜刺激、体验自由欢乐的传统形式，大约唯有放鞭炮这一项了。但是，随着“禁鞭令”的施行，鞭炮声的消失，人们突然发现“年”味也几乎荡然无存了。现代工业文明，可以成批地生产和复制满足人类需求的物质和精神消费品，却不能生产幸福本身。人们用丰盛的商品、丰富的节目将“年”充塞包装起来，我们却难以寻找回“年”的欢乐；我们祖先的发明使人类将火箭送向太空，我们自己却失去了放鞭炮的空间，这是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悖论。 特发一组老上海人过年的老照片，以飨读者。 清末上海人过年 福州路商铺的家眷互致新年问候 民国时期上海 达丰染织厂“七子闹元宵”商标 1930年代，邑庙（城隍庙）市场内涌入诸多观光者 1940年代上海春联摊热闹喜庆的过年景象 1955年上海一户人家除夕夜长辈给孩子们发压岁钱红包 1956年上海过年穿新衣的小朋友在一起玩 1957年上海春节，在弄堂里放烟火的母子 1950年代 上海人过年跳集体舞 1960年代，上海过年时青少年在弄堂里白相抖空竹 上海人称之为“扯铃” 2019年2月15日于沪上五角场凝风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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