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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这是黄仁宇自己在其《中国大历史》中对“大历史”的最充分解释。 1982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黄仁宇先生首部中文历史作品《万历十五年》，带给人们非常全新震撼的阅读感受，同时提供了思考社会文化与解读历史的全新维度。 黄仁宇 三十年里这本书风行，成为了众多作家、学者、企业家和高校师生的案头必备书，屡获佳评:《新周刊》《书城》“改革开放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中国图书商报》“改革开放3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第九届深圳读书月“30年30本书”、2009年搜狐‘读本好书”经典好书奖.......。 自《万历十五年》之后，黄仁宇先生的系列作品陆续在中国大陆出版，“黄仁宇旋风”成为中文读者的阅读盛宴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从2006年到2007年1月，中华书局重新校订《万历十五年》，增补目关文字，分别推出《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和增订本，受到读者一泛欢迎，短短数年印行近30万册，见证了黄仁宇作品经得起了时间的考验，也让他的“大历史”成为一个时代创新的风向标。黄仁宇的所有作品，也因此风靡全球，一时之间洛阳纸贵。 黄仁宇著作 那么黄仁宇如何走向“大历史”创作的呢？ 中国的历史、现在与未来，一直是黄仁宇先生念兹在兹的关注生题。他说:“我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我开始接触(历史学)这一行业和技艺，是因为动荡不安的为生活造成心灵苦恼。为了寻求问题的解答，我才发现世上所有的事件全都贤庙相连”。又说:“我的主要任务在于以一已之力密切观察，西方如何和东方交会，东方如何和西方融合，直到两者融而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史。”黄仁宇先生早年经历动荡，从军抗日，中年负发美园，其间数十年遍游世界各地，考察先进国家进入现代化之程序。 他的作品为什么被称为“中国大历史”。 按照黄仁宇的解释就是“中国过去一百五十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十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 黄仁宇的历史观 按照黄仁宇的想法就是，中国历史和社会庞杂浩繁，单从一个角度或者一个点上研究，完全不够，必须用一种更为磅礴的历史视角去研究，因此大历史就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 甚至可以说，黄仁宇的独特经历，造就了他的作品意外走红。然而，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普通读者可能只知道黄仁宇的盛名和他的大历史著作的畅销，却不知他在学术界受到过的排斥。有人对他的写作方式完全不认同。黄仁宇在文字表达上的强烈个性和不拘格， 他的混合散文、小说和论文风格的叙述方式， 让他的作品在普通读者读来味道浓烈，软硬适度。然而，他也因此备受学术界中那些特别看重学术规范的人的批评。他的文笔在他们看来是“粗野”的，欠缺精准。他的表达方式在他们看来过于注重感觉而非理性。“对历史的体认往往先人为主，其史学实有严重欠缺。” 黄仁宇的成名作 尽管几度饱受争议，但是黄仁宇很为自己的大历史观自豪，他说:“大历史的概念是无意间得之，是生活经验的一部分。” 他的注重“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大历史观，迎合了那些想迅速了解中国历史全貌的读者的阅读心理。 但是在学术界看来，他的大历史观“粗糙、粗略、粗浅、粗鄙”，“严重不成熟”。正如耿立群在《黄仁宇研究资料目录》一文指出的:“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其半路出家，学术著作不够严谨;骤然处理数百年、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总让历史学者觉得过于冒险,将历史解释简单化。” 尽管遭遇国内许多“大家”对黄仁宇的批评，并且更多一致地针对他的“半路出家”，其实是源自于对黄仁宇的某种偏见。他的学术身份并非没有，而是相当的具有学术分量，他的多篇论文受到了费正清和李约瑟的欣赏，邀请他参与《剑桥中国史》、《中国科学技术史》、《明代名人传》等重要学术撰写。 历史画面 更多时候，黄仁宇对写作是严肃和认真的。甚至他敢于与西方学术权威李约瑟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对此他回忆说：“我和他讨论辩论多次之后，发觉他治学的方法，也以综合为主，尤以他和我说及:“在我看来，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成立民族国家，进行资本主义是一成套的行动，一有都有。”那么就有一种归纳重于分析的趋向了。他又和我说起:“即算阴阳五行，大家都认为是假科学。我们不要不加审问，劈头就说它错了。我们先要检阅此中逻辑，如果是错，我们也要追究错在什么地方。” 相关著作 此外，黄仁宇又补充说：“我和李公相处一年，以后又在1974、1975 和1978 年重去剑桥。我受他启发的力量非一言可尽，事后想来，我写《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采用一种综合的幅面，不随着别人去走牛角尖，其设计已肇始于1970年代与李博士在剑河河畔闲步纵论古今时。”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学术自信与超然，最终让黄仁宇的作品经历了时代的考验，一直到现在黄仁宇的作品仍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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