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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李学勤先生 朱凤瀚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今年年初，李学勤先生离开了我们。但直到今天，我仍然不觉得，也不相信李先生真的离开了我们，总好像随时有可能接到他的电话，听到那熟悉的声音与非常客气的语调，而且他一举一动的形象，闭目也即在眼前。我的这种感觉，相信许多与李先生有交往的人都会有。因为，我们不能接受一个精力如此充沛，思维如此睿智的学人会不在了的事实。 大约还是在十六七年前，我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时，中央电视台要拍“大师”的节目，项目组来采访我，记得我说过，我这个年龄段的许多师兄弟、同行都是读李先生等诸位杰出学者的书成长起来的。在学术上做出贡献或可称为“大师”的学者很多，各有其过人之处，而在我看来，李学勤先生的学术贡献，最重要的在于他能够引领学术之先。我这里讲的引领学术之先，是指在他所从事研究的相当广阔的学术领域里，几乎在所关注的每一个学科上，他都能站在前端，用其学术实践，提出新的课题，指出新的、对于发展这个学科非常有益的研究方向。所谓用学术实践来引领，则是指李先生主要不是靠讲学术理论，用较抽象的言语呼吁，而是用非常精彩的学术论文来启发同行学者，调动大家对富有前瞻性专题的研究兴趣。 大家都非常了解李先生的研究成果，在这些成果中，可以称得上是我在前面所说的有领风气之先意义的论著，依我肤浅的学术认知，有这样几种代表性的论文或书可作为例子： 1958年第1期《考古学报》刊载的李先生《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长文。殷虚卜辞中存在着非王的贵族卜辞，早在1953年，日本学者贝塚茂树、伊藤道治在他们合撰的《甲骨文断代研究法的再探讨——以董氏的文武丁时代卜辞为中心》（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编《东方学报》第23册《殷代青铜文化研究》专号）中，已提出殷墟卜辞中有所谓“多子族”的卜辞，并对其内涵作了阐述。后来，1956年出版的陈梦家先生的《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将这类卜辞称为“子组卜辞”，进一步论述了其贞人、字体与文例的特色，并通过称谓系统及人物关系推定了其属武丁时代。李先生的这篇文章，虽然在年代上还是受到董作宾分期法的影响，定为“帝乙时代”（李先生在后来的有关论著中自然亦订正了对这一断代的看法），但是应该指出，是此文首次提出了“非王卜辞”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将殷墟卜辞从分类角度明确地划分为“王卜辞”与“非王卜辞”两大类，而后者，则有着更为广阔的容纳空间，随着考古新发现与学者们研究的深入，可能出现若干种不同身份非王的占卜主体。这个名称在殷墟甲骨卜辞分类上是有重要价值的，因为分类的科学从一定意义而言是一切学术研究成功的切入点。这篇文章还从称谓系统、字体、内涵诸方面，非常细致地分辨了当时已知的几种非王卜辞，使它们各自的面貌更为清晰，并在日本学者研究基础上更深入地对这几种卜辞所展示的史学内容做了推测，进一步打开了殷墟卜辞研究的大门，使人看到了更为丰富、生动的内涵，启发了研究者利用这类卜辞去做更为精细、专深的甲骨学商史研究的视野与兴趣。像任何先导性的文章都不可避免地会有不成熟或粗疏一样，这篇文章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但其锐利的视角与若干新颖的思想，在当时及其后很长时间对学术界的冲击力应是不容忽视的。此后，林沄先生又对几种非王卜辞的时代、性质及其反映出的商人家族形态做了更深入、准确的研究（《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家族形态》,《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1959年，李先生出版了他的《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这本书正像李先生在“自序”中所写的那样，很多重要问题没能充分展开，同时缺少作为历史地理著作应有的示意地图，很像是一个研究的详细纲要。但是这部书对于称“商”的地名（“大邑商”、“天邑商”、“商”邑）与地望的分辨，指出其区别所在，为卜辞地理研究者提供了不同于以往旧说的新思路。书中对“殷代多方”地望的逐一考辨，启发学者们从总体上以更宽的视野来看商代后期地理，同时也自然勾画出商王国的地域区划。特别是本书第三章中第八节论“商王国的政治地理结构”，如果我没有说差的话，这可能是比较早地、明确地将“政治地理”概念纳入以卜辞材料为主的商后期地理研究中，从一个更高的学术层面，揭开了甲骨文商史新课题研究的序幕，而且展示了一个很有气魄的商后期政治地理研究框架。这大概是一本在60年前出版的并不太厚的书，至今仍是研究商代政治地理的学者必读著作的原因。书中有一些新见，例如郑杰祥先生所指出过的，李先生对商王田猎日期规律性的论述，是“颇具创造性的”（《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1976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召开的关于妇好墓的座谈会上，李学勤先生在发言中明确提出“‘历组’卜辞很有可能是武丁晚期到祖庚时期的东西”，并指出“五号墓的发现有助于解决卜辞断代研究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纪要》，《考古》1977年第5期）。他所说的这些问题，包括历组卜辞人名多与武丁至祖庚卜辞中所见相同，以及“历组”卜辞祭祀列王的卜辞，常在“小乙”后继以“父丁”，如此“父丁”是康丁，则名王武丁、祖甲竟然不见于祀典等。在这个发言的基础上，李先生又撰写了《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考古》1977年第11期）一文，对历组卜辞的年代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论证，特别是举出了若干历组卜辞与武丁时的宾组、祖庚时的出组卜辞所卜事项相同的辞例，力证其说。历组卜辞有“父乙类”“父丁类”，其年代归属至今甲骨学界仍有不同意见，这个问题当然可以通过更进一步的讨论来深化认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李先生突破了董作宾甲骨分五期的传统学说，引发了对于殷墟甲骨卜辞断代的热烈且迄今未息的讨论，同时带动了对甲骨刻辞的字体分类及卜辞分组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从促进学术发展角度看，其作用无疑是应充分肯定的。 中国青铜器研究在近数十年来，伴随着大量新资料的涌现，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这当中，李学勤先生也同样做出了许多引领风气之先的研究成果。在青铜器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青铜器的断代，而有铭青铜器的断代，因为牵扯到铭文作为史料的年代判定，故尤其受到重视。但仅据铭文本身从字体与内容断代，不与考古器型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是为当代青铜器与金文研究所不认可的。记得2016年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委托北大出土文献研究所办一个有关青铜器与金文的专刊，我在向李先生请教集刊名称时，李先生强调，要叫“青铜器与金文”，把青铜器放在前面，由此可知，李先生是极重视考古学层面的器型学研究的。1979年李先生发表了《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强家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期，1979年），在这篇文章中，李先生发展了郭沫若先生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创造的标准器法，指出了陈梦家先生《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1955年第1—2期，1956年第1—4期）中主要依人物关系构成器组的方法之不足，即同名的人物未必是同一人，即使是同一人，也可能是生存于一个以上的王世，因此青铜器的断代“最好能找到一批青铜器群，其各器间不仅有横的联系（同器主同时代的器物），也要有纵的联系（器主家族几个世代的器物）。这样的青铜器群可以当作一种标尺，用来检验我们排定的青铜器年代序列是否正确，告诉我们各王时的器物究竟有哪些特征。”在这篇文章中，李先生即是利用周原庄白、强家发现的两处重要西周青铜器窖藏，将器群中有铭器物揭示的器物年代序列与器物形制、纹饰作综合考察，指出要注意器物随着年代发展所显现出来的器形、纹饰以及字体的时代特征，特别是新因素的出现。在此文发表的那个时候，即20世纪70年代末，李先生努力探索西周青铜器断代研究更为科学且更具有新意的方法，在学术思维和研究方法上，可以说都代表了时代的高水准。我记得，在20世纪的70年代以来，直到进入了21世纪的前十几年间，凡有重要青铜器或青铜器群发现、发表，都会见到李先生富有精辟见解的学术论文，他重视新出的青铜器，及时、敏锐地捕捉新资料带来的新信息，并适时地指出这些新信息给予青铜器、金文与商周历史研究的新启示，我们从李先生《新出青铜器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增订版，2016年）这本文集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多年来孜孜不倦地行进在商周青铜器与金文研究前列的步伐。 限于篇幅，上面所举出的仅是李学勤先生引领学术之先的几个例子，而我上边未提到的，诸如像1959年，分上、中、下三部分在《文物》发表的《战国题铭概述》，作为“第一篇系统全面地研究战国文字的综述文章”，按地域把战国文字五分，并把战国文字资料与历史、考古研究有机结合（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对促进战国文字研究的系统化，以致发展为今天古文字学重要分支起到了开拓作用；又如将简帛学与学术史研究相结合，对中国古代文献形成、发展、演变过程的揭示等，这些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具有学术先导意义的研究工作，这里我就不再赘举了。 一个学者能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在诸多学术领域中走在研究队伍的前端，指出学科发展的方向，引领同行学者在学术研究中与时代同行，这种能力与精神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的？这个问题真难以用一两句话说清。我在与李先生相识、交往的40年中，在向他请教或与他同行、共事的过程中，深刻地感受到除了必须肯定的天资与勤奋，以及许多文章中都提到过的超出他人的广博的学术底蕴这些因素外，他怀有一种对于学术极为热烈、浓厚的兴趣，对于新资料发现与新的学术进展尤为敏感，高度关注，在学术研究中始终保持了一个年轻的不断进取的心态，我觉得这些也许更能说明李学勤先生成为我们永远的学术导师的原因。 谢维扬 （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于今年2月24日遽归道山，消息传来，我深感震惊和无比悲痛。李先生是当代中国古史、古文字及古文献研究的杰出学者，也是数十年来中国先秦史学界公认的领军人物。我自从学习古史专业以来，有幸与李先生有很亲密的交往，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为学做人的原则和方法，李先生的高大形象及所给予本人的教诲将永远铭记在我心中。在与李先生相识的30多年中有许多往事难以忘怀，在此谨略叙数事以表达对先生诚挚的怀念。 我的导师是吉林大学金景芳先生，金老研究先秦古史问题的路数和方法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于中国古代文献的价值非常重视，强调把古书读好，而在运用古代文献资料时必须严格把握史料的正确性和准确性，因而特别突出对传世文献资料深入研究。李先生对金老十分崇敬，尤其推重金老的学问，对金老高度重视文献资料的意义以及正确运用文献资料的要求，李先生持十分肯定的态度，因为他本人对中国古代文献的作用也有同样的深刻认识，这些对引导古史学界在真正科学的方法基础上推进当代古史研究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 李先生对金老的崇敬特别表现在他学术生涯中的一件往事上，那就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一书是特地请金老写的序。金老是古史界中的易学名家，他在序中对李先生的易学研究给出极高的评价： 李学勤同志对《周易》经传研究所征引的资料是何等浩博！其所作的分析又何等精审！我不准备多费笔墨了。谨摘取班孟坚《西都赋》中“元元本本，殚见洽闻”八个字举以相赠，以当我对《周易经传溯源》一书的评价。 当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在2005年后陆续将部分金老弟子及再传弟子的博士论文以“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名义成套出版时，李学勤先生在为文库所做的《总序》中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这些成果的价值都给予了肯定，同时还特别回忆了与金老往来的种种往事，并呼吁尽快编辑出版金老的全集，再次表现了李先生对金老学问的崇敬。 两位学者之间这种建立在学术理念相知相契基础上的深厚友谊，还表现在金老一些弟子的博士论文答辩都先后请李先生来做答辩委员或主席，其中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也可算是最早的一例。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周代家庭形态》，答辩委员会由当时国内最重要的一些古史研究专家组成，除了李先生还有胡厚宣先生、张政烺先生、陈连庆先生、罗继祖先生和姚孝遂先生。李先生和其他各位答辩专家对我论文得失的分析和一系列问题的讲解，使我第一次大开眼界，了解到做出一项真正合格的先秦史研究所应达到的要求，令我受益终生。更让我难忘和感激的是，当我的博士论文很快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确定收入当时国内首次组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的时候，我为了能更好地从古史学界的权威学者的意见中进一步了解成功的研究成果所应有的要求，就想到请李先生为我这篇论文作序。后来通过好友宋镇豪先生的介绍，我跟李先生直接联系上了，没想到李先生非常热情地请我到他家去当面谈。记得当时他还住在劲松那个住宅区，当我怀着十分忐忑的心情到了以后，李先生对于我这样一个刚刚毕业的年轻学生非常热情，在整个言谈当中给予我很多鼓励和教诲，并最终为我的论文作了序。在序中，他以对年轻学者激励的口吻写道：“本书作者是我国大学文科最早取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同志之一。他在写作本书过程中，对有关文献作了深入详细的辨析，用《左传》等史籍记载与《礼》书对照，并以大量考古材料、古文字材料作为参证。他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观点方法为指南，同时吸取现代人类学的有益成果，有的地方还参照了我国少数民族的情况。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使本书的研究有着新的面貌。不少学术界争论的问题，书中提出了新的答案；不少长期混淆的概念，书中给予了新的澄清。”（《周代家庭形态》“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这对我来说真是莫大的幸运和荣耀，对我今后的治学道路又一次给予了无比宝贵的指点。 李先生对年轻人的关爱和支持还表现在他多次让我参与、承担一些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我刚从吉大毕业时，《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正在组织编写，李先生是先秦史部分的召集人。可能我的博士论文某些相关部分给他留下了还好的印象，他便指定由我撰写“宗法”这个条目。这是大约有4000来字的一条很长的条文，分量还是很重的，而我当时还只是研究生刚毕业的一个年轻人。这不仅表明李先生对我此前在这方面研究的肯定，更多的是显示了他对年轻学者的鼓励和指引。对李先生的这种激励，我非常感动且终生难忘。 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李先生作为首席科学家和专家组组长主持项目全面的学术研究工作，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断代工程原定在1999年10月之前结项，作为50周年国庆的献礼，之前在北京特别举办了大型研讨会，众多与会专家分考古、科技史、历史与文献各组对结项报告简本的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建议，我也应邀参会。李先生是历史与文献组召集人，会议开始后大家的各种意见在小组中纷纷提了出来，也包括对结项报告内容的一些异议，乃至有一些讨论甚至辩难，现场气氛很激烈。在会议中场休息的时候，我正好在走廊里看到李先生，他仰面朝天，表情严峻，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下一步还很艰巨啊。”我当时就感觉到李先生对会上出现的讨论和某些辩难很重视，但也表现了他对完成整个工程的决心和信心。我不由自主地随口说了句：“有问题很自然，但总是会解决的。”李先生见到我也笑了，情绪还是很平静。后来断代工程结项延缓了一年，并没有刻意赶50周年这个期限。这件事让我真切地看到李先生个人和整个学术团队为了这项工程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在研究中表现出来的非常真诚的科学探索精神。 2000年断代工程结项之后，李先生和李伯谦等先生又主持开展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项目，作为历史学和考古学的首席科学家，他们决定让我担任预研究项目理论组的负责人。虽然整个工作我没有做得很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得到了锻炼，而且也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其中我又一次感受到李先生和李伯谦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对我们年轻学者的提携和帮助。 1995年，我与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俞宣孟先生合译了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结构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1999年）一书。出版后，我将书送请李先生指教。之后在一次学术会议用餐时，我和李先生还有美国学者艾兰正好坐在一起，这时李先生向艾兰介绍了我，并特别说到我翻译过《结构人类学》。而艾兰正好对结构人类学和结构主义理论很看重，甚至试图在中国古史研究中也运用结构主义方法来做分析，并有专门的著作《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The Heir and the Sage : Dynastic Legend in Early China，SanFrancisco : Chillese Material Center,1981；孙心菲、周言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用结构主义方法解释关于中国传说与原史时期古书记载的形成。当时我们就很有兴趣地谈起这方面的问题，艾兰跟我也成了好朋友，并把那本著作也送给了我。虽然国内大多数学者包括我自己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上并不采用艾兰的有关说法，但通过结识艾兰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李先生是非常重视并主张在先秦史研究和对中国古代问题的探讨中多与国外学者进行交流的。 我还想说的一点是，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许多工作都得到了李先生非常热情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曾举办过一些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研讨会，如2002年7月在上海大学举行的“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和2004年1月在上海佘山召开的“中国上古史：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后者是有众多国外学者主要是美国学者共同参与的，对先秦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李先生对这些会议都很重视，并非常热情地参加了。尤其是在“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会议上，李先生不仅提交了论文《〈诗论〉说〈宛丘〉等七篇释义》，还在闭幕式上做了精彩的学术总结，对会议成功举行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还可以特别提到，会议期间曾安排大家去参观上海大学在图书馆大楼内我们研究中心安排的专用藏书及研讨室，李先生也兴致勃勃地一起去参观了现场，看后还说了很多鼓励的话，令人难忘。可以说，在我们上海大学中国古史研究工作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得到了李先生的指导和支持。 李先生个人的学术研究成就有目共睹，是无须我在此复述的，而如果要概括地说，那正如金老在上述为李先生著作所做的《序》中谈到他学术特点时总结的：“李学勤同志对《周易》研究之所以获得丰硕成果，据我看，第一，他有足够的条件。具体说，他不仅长于考古学、文献学，并精通古文字学和外语，而且精力充沛，殷勤搜讨，他能见到并能阅读别人所不能见不能读的资料；第二，他不但能掌握大量资料而且能辨析毫芒，识力过人。”其实这段评价也适用于李先生的全部研究领域，因为他对于整个历史学、古文字、文献学等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众所周知的。前文提到的李先生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中所做的工作和所起的作用，可以说就是最好的例子。 最后，我觉得必须着重提到的，就是李先生对推动和引导国内先秦史研究事业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李先生长期作为学会理事长领导中国先秦史学会开展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活动。我有幸也曾为学会做过一点点工作，得以目睹李先生利用自己的学术影响力，为学会的发展不辞辛劳地做了大量工作。正因为有李先生这种高度的重视和不遗余力的支持，学会在推动国内先秦史研究不断深入发展上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古史界所有同仁不会也不能忘记的。 李均明 赵桂芳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李学勤先生在文史哲领域的成就已广为人知，但先生对简牍保护工作的重视及情怀鲜有人涉及，今将我们所见所闻，略述一二。 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银雀山汉墓竹简及马王堆汉墓帛书竹简的大量出土，国家文物局从北京及外地各单位调集了许多著名专家，组成整理小组，对这两批出土文献进行整理，商承祚、唐兰、张政烺、顾铁符、朱德熙、马继兴、李学勤、裘锡圭、马雍、曾宪通、于豪亮、周世荣等先生皆在其中。1976年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河北定县汉简等也陆续调入红楼，上述部分专家参加整理工作，李学勤先生也是其中一员。定县汉墓古时历经火烧（不完全燃烧），所出汉简实际上是一片片木炭，笔迹的墨色及简体都是黑的，只是从侧面看反光程度不一样，有字的地方显得亮一些，可以看出字样来，这些简无疑非常脆弱。李先生等经常拿着这些简利用侧光做释文，对简的脆弱性感受颇深，所以总是小心翼翼，唯恐失手。那时候，我们分别是文物出版社和中国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的职工，同时也在为整理小组做服务工作，都把李先生当成自己的老师。 1976年7月28日凌晨近4时，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北京有强烈震感。当时我们和多位外地来京的整理小组成员都住在红楼地下室，熟睡中被惊醒，只听到床架吱吱作响，放在盆架上的脸盆被甩出老远，起床后想站都站不稳，犹豫片刻才互相打招呼，急匆匆跑出楼外，停在楼前五四大街开阔处。定神后回望红楼，楼体中部偏东的砖墙从4层至2层纵向开裂，非常显目，顿时成了危楼，天亮时即被封锁，禁止人员入内。此时，我们亦开始和出版社的同事一起收集木料，准备沿着红楼的围墙外侧给大家搭建临时防震棚，只见李学勤先生从远处的家中骑车赶过来，经与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商量，和金冲及一起，冲上四层，对放置在那里的定县汉简进行保护抢救，当时情形还是余震不断，楼层晃动不已。此前为了工作方便，曾按数十枚简为单元盛于纸盒中，然后交叠码放，李先生深知这种放置方法容易倒塌，所以上楼后立马将每个盒子都平放在地板上，而后才转移出楼外，保存在安全的地方。危难时刻，别人还没有来得及去想的，李先生首先想到了。他也有自己的家，家人也需要照顾，出于对事业的热爱及高度的责任感，却能做到奋不顾身，难能可贵，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008年7月，清华大学校友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入一批战国竹简捐给母校，异常珍贵。那时我们刚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退休，李先生即邀请我们一起参加对这批竹简的整理与保护工作，迄今11个年头了，深深感受到李先生对清华简的保护，时刻挂在心上，从未松懈，激励着我们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2008年7月15日，2000多枚战国竹简从香港送达，拆开盖有海关印戳的纸箱后，可见竹简被装在约半米长的大口径塑料筒当中，先以湿毛巾包裹，再用保鲜膜封紧，然后塞到管筒里，有一些较软的竹简底下还垫着新竹片加固。当时由李先生主持点收，副校长谢维和现场调度，李均明也在场。 由于当时已进入暑假期间，中心同仁本想做简单的处理即入库，待开学后再做深入保护。或许由于天气太热及长途运输的原因，打开包裹竹简的保鲜膜及毛巾后，即可闻到明显的异味，用来做垫底的新竹片上也长满霉点，大家都意识到保护工作已时不我待，必须立刻开始进行。李先生等当即决定从校内借调刘国忠及从校外聘请赵桂芳一起投入保护清理工作，谢维和副校长亦调动清华大学分析检测中心及生命科学学院微生物实验室采集与竹简共存的水样进行分析检测，经检测发现水体中存在对竹简有害的活体菌群，大家陡然紧张，此后二三日，李先生与谢校长一直在现场。我们很快制定了应急保护方案，经李先生认可后实施。在制定方案的过程中，我们曾经向简牍存量最多、具有丰富的简牍保护实践经验的长沙简牍博物馆馆长宋少华咨询，得到他及相关人员的大力支持，后来，该馆及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也曾派员协助保护。此外，竹简的年代测定、常规保护等还得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等的技术支持。清华大学图书馆不仅事先给竹简的入藏准备了能保持恒温的库房，陈杰渝副馆长还经常检查其中的安全保卫措施。待菌群被杀灭后，竹简的清理开始进行。汲取全国简牍清理的经验与教训，遵照李先生的思路，在清污过程中，我们始终把保存原有笔迹放在第一位：遇到被污泥覆盖的字，清污时下手极轻，凭着我们对古文字的认识，准确估计笔画走向，在可能有笔画的地方尤其注意，清不掉时宁可不清，再泡数年，污泥松动变软后再处理。今清华大学藏战国简出版物中能见到相对清晰的竹简图版，与李先生注重字迹保护的思路分不开。 清污工作做了三个月，期间李先生经常亲临现场，李先生不在现场时我们也经常把看到的内容汇报给他，尤其发现写在简背的标题时，先生常常激动不已，那可是已失传数千年的经、史典籍，谁能不激动呢。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我们没有用容水量少且易碎裂的玻璃管盛装饱水竹简，而是用单片玻璃捆绑后放入容水量大的优质不锈钢盆中，再以保鲜膜覆盖，通过静电吸引，保鲜膜与盆沿紧贴，盆内外空气即相互隔绝，避免了污染；盆上加盖及简背朝上，避免了光线照射，获得较好的保护效果。李先生对此很满意。 李先生注重简牍保护的情怀不仅是一种感情而已，而是具有一定的科学认识使然。简牍尤其是饱水简牍的保护无疑是世界性难题，所以简牍的保护与利用之间如何处理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李先生力主采取平衡的办法：即在整理未结束前暂不脱水，待整理完毕后再行处理，清华简的保护便采取这种办法。根据以往的经验，脱水无疑能强化简牍的强度，便于保存，延长其寿命；但脱水后，载体及墨迹颜色通常会变淡，反差缩小，对采集文字图像不利。为达此平衡，对饱水竹简的保护便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在围绕为清华简的入藏与整理而成立机构时，李先生一直坚持要把“保护”二字纳入机构名称中，形成现名“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又与自然科学并存，形成了中心的特色，在实施“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时，出土文献的保护也作为一个平台纳入议事日程。 2008年12月16至17日,由国家文物局主办,清华大学、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出土竹木漆器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协办的“出土饱水竹木漆器及简牍保护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与会学者对于饱水竹木漆器及简牍保护的经验和技术进行了交流,一些专门从事竹简保护的专家还对清华简的进一步保护和整理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对清华简的保护起了促进作用。2012年中心承担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出土简帛与古史再建”课题，还包括了子课题《清华简的保存环境和图像采集研究》，提交了研究报告。中心曾协助山东省博物馆、安徽大学等多个单位对所藏简牍进行图像信息采集及技术保护。 在讨论中心大楼的建设时，先生强调库房的建设要达到比较高的标准，以确保竹简的安全，如今大楼即将竣工，可惜李先生没能等到这一天。 吕宗力 （香港科技大学） 如果从进大学算起，我踏入学术圈至今已有46年了。这40多年中，有10多年属于学习阶段，期间屡遇明师： 1973至1976年，作为华东（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曾从徐中玉老师学习文史哲研究中工具书的使用方法；1977至1978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进修，蒙徐震谔、徐德嶙、叶百丰等老师指导，参与整理《续资治通鉴长编》；期间曾有机会向戴家祥先生请教金文，从周子美先生学版本，跟胡邦彦先生读《说文》。 1978至1981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师从张政烺、李学勤先生，修读古文字古文献学的硕士学位；期间除时时请益张、李两位恩师，亦有幸聆听顾颉刚、侯外庐、尹达、胡厚宣、杨向奎、谢国桢、王毓铨、孙毓棠、田昌五、何兹全、任继愈等先生的讲座，以及得到邱汉生、王利器、刘起釪、杨希枚、林甘泉、熊德基、钟肇鹏等先生的指导。 1990至1995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修读博士学位，导师是语言学家郑再发先生，并亲炙周策纵、刘绍铭、林毓生、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高德耀（Robert Joe Cutter）等先生。 这三段学习经历中，对我学术生涯影响至深、获益最多、最难忘怀的，应数师从张先生、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的这三年。 从研究生院毕业以后，我涉足的学术领域，包括古典文献、民间信仰、中国官制史和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政治、社会、文化史，而长期投入的研究领域，则是谶纬学。我的硕士论文是《东汉碑刻与谶纬神学》，博士论文是《中国中古时期的天命与人的命运——谶言的政治作用》（“Heaven’s Mandate and Man’s Destin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The Role of Prophecy in Politics”，Ph.D. Dis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第一本英文论著，是《语言的威力：谶言与中古中国的政治》（Power of the Words: Chen Prophecy in Chinese Politics, AD 265-618）。目前我正在撰写的专著，是《谶纬与魏晋南北朝》。可以说，谶纬学是我毕生的学术关注。而我会对谶纬这样的生僻领域产生如此持续不懈的浓厚兴趣，则是因为在硕士学习后期选择论文方向的关键时刻，受到了李先生的启发。 1978年我考入研究生院时，李先生45岁，风华正茂。当时他的职称是助理研究员，但不久就与汝信先生等一起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破格提升为研究员。先生极渊博、极勤奋，反应极敏捷。每有请益，先生思路开阔、中外兼通、论说利落、不发空言，严谨不失亲切，令学生受益之余，如沐春风。有一次向先生言及舅父宗白华，先生立即说，入读清华大学哲学系时，曾与宗先生的女儿宗福紫同班，可惜院系调整后，大家各自东西，遂不相闻问。其后李先生曾数次让我代为问候福紫表姐。 1980年，我们已修完所有课程，准备撰写毕业论文。当时大师兄孙言诚已计划利用新出土秦简研究秦代的边防体系，二师兄刘桓专注于甲骨。我有一段时间游移不定。曾请示张先生，先生说：“题目你自己找，我不会给你规定的。总之，从甲骨文到《红楼梦》《水浒传》，我都可以指导。”这番话出自他人之口，或有妄言之嫌，出自苑峰师之口，惟令人感叹其学问之如汪洋大海，无边无际，深不可测。之后又向李先生请教，李先生出示了一篇20世纪70年代前期在《文物》发表的一篇讨论乙瑛、韩勑、史晨三通汉碑的文章。由于特定的时空语境、历史背景，文中自然有一些意识形态意味浓烈的表述。但如果剔除这些套话，李先生从汉碑史料中发掘汉代思想观念形态的新鲜视角和对当时学界罕有人关注的纬书的敏锐观察，令我茅塞顿开。 李先生又告诉我，他于20世纪50年代担任侯外庐先生助手，参加《中国思想通史》编撰时，曾与杨超先生绎读纬书，查检各种辑本，编纂了《纬候书录目》，发表在历史所的油印刊物《历史学习》上。至60年代见到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成的《纬书集成》油印本，“叹为未曾得有”（参见李学勤《〈纬书集成〉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李先生认为纬书是研究中国古代传说、习俗、科学、哲学等现象和观念的宝贵史料。在李先生的鼓励下，我主动联系安居和中村两位先生，迅速得到热情回应。两位先生陆续寄赠国内极罕见的《重修纬书集成》铅印本，并将我的粗浅论文收入他们主编的论文集。中村璋八教授还为我带信给史语所研究谶纬的前辈陈槃先生。陈槃先生迅速回信，在解答我的问题之外，热情问候苑峰师，怀念之情跃然纸上。 谶纬研究，于是成为我与两位恩师毕生最难忘的学习经历和学术生涯终身事业三者之间的交集点。这样的情景，如果不说是“缘分”，又该如何解释呢？ 原文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5期 责任编辑 苏辉 感谢苏辉先生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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