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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文化都会随着时代风气的转变而发生变化，较之唐代，宋代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诚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宋晁补之也在《石远叔集序》中所说：“文章视其一时风声气俗所为”。 刘勰与《文心雕龙》 基于此理，当大唐王朝终结，历史进入宋代，其文化风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宋代文化表现出许多与唐代文化反其道而行之的特征，“理趣”代替了“情韵”，理学大兴使得宋代文学精神趋向理性化和自觉化，推崇气节、品格，并努力冲破前代的疆域，自辟一方天地，追求艺术上的标新立异，文体会通，交互借镜，加之商业高度发展，市民文化催生了词的兴盛。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 这些作用于文化领域和文人心态，就使得宋代文化呈现出高度自觉化、极其个性化的文化特征。文学史评家张高评指出：“宋代文化的特质之一，是重视不同领域，不同学科间的整合融会。表现在思潮上，就是儒、释、道三家的合流，而造就了理学的昌盛。表现在文学上，即是以文为诗，以文为词，以诗为词，以赋为诗，以赋为词，以赋为文，以禅为诗，以禅为词，以禅为文；表现在文学与艺术上，就成了诗中有画，词中有画，画中有诗，以禅为画，以禅为书等各层面的欣欣向荣，真可谓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了”。 《苏轼词》 可见，宋代的文学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文学精神吸收了其他方面有价值的因素，加之其自身的高度自觉和理性化，因而，宋代的文学较之前代更显得独特而清晰，文学与整个社会的关系也表现得更加醒目。 陆游诗“柳暗花明又一村”意境 宋诗较少唐诗那种浑雅醇厚的韵致，而多含睿智哲思，长于在写景抒怀中寄寓诗人对于历史、社会、人生、政治等问题的种种见解。作品中议论之多，超过了战国以来的任何朝代。散文如此，诗歌亦如此。 宋代徐俯词情画意 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言》中就曾说：“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理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这种风气，韩愈、白居易以来的唐诗里已有，宋代‘理学’或‘道学’的兴盛使它普遍流播。……宋代五言七言诗讲‘性理’或‘道学’的多得惹厌，而写爱情的少得可怜。宋人在恋爱生活里的悲欢离合不反映在他们的诗里，而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词里”。 钱钟书夫妇图 词在当时被称为“余技”，有过于通俗、不登大雅之嫌，宋代市民文化的兴盛使词多用以歌唱，于茶楼、酒肆、风月场流传，大大的增加了其宣传力度。由于词中充盈着鲜活的情感，恣肆的人欲，这与深受理学思想影响的宋诗构成了一种“情理互补”的关系，在丰富了宋代文人创作体裁和内容的同时，共同成就了宋代文学的全面繁荣，宋词极高的创作水准遂使得后世将之与唐诗并称，而宋代佛、儒、道的互融最终落实到了文人人格的自重上，兼收并蓄滋养了其文学生命，使其创作得到了升华，独立的人格得到了更好的彰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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