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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信念、命运与生活之爱 | 加缪诞辰

 mrsh 2019-11-08
今天是法国著名作家、哲学家阿贝尔·加缪Albert Camus,1913.11.7 —1960.1.4的诞辰,本文节选自《扁桃树》与《生之爱》。
信念
“您知不知道,在这世上,让我最感慨的是什么?”拿破仑曾问冯塔诺,“就是在确立某些事情的时候,武力非常无力。世界上只有军刀和智慧这两种力量,但最后,前者还是要屈服于后者。”
看吧,有时候,征服者也会烦恼。他们太过自大,为了那些如浮云般虚妄的光环,确实该付出些代价。然而,一个世纪前军刀可以解决的事情,在今天坦克也不一定能解决。征服者们越来越狂妄,在地图上大笔一挥,数年间欧洲便满目疮痍,出现一片片荒凉冷漠、死气沉沉的地方。
弗朗德勒战争非常恐怖,在战争期间,荷兰的画家好像还能做些画,画画养鸡场里的公鸡。这场持续了百年的战争,现在似乎已经被人遗忘了。但我们要保持与世界同步,于是动员了西里西亚。
今天,世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步调和世界一致。现在在征服者看来,智慧已经不再是宝座上的王者了,它征服不了武力,于是他们就使劲诅咒它。
某些地位尊贵的雅士坚持说这是错误的。这真的是一种罪恶吗?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只知道它是真实存在的。总而言之,这一切,需要我们想办法解决。我们想要的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了解明白的。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不再对军刀五体投地,除非智慧征服武力,要么不要再为武力有理而辩护。
说实话,这个任务是没有完成日期的。我没有足够的信念,无论是说历史的发展,还是历史上的任一哲学。但最起码,我相信在感知自己的命运上,人类是一直前进的。我们并没有能力驾驭自身的情况,但是我们对它的了解却更深入了。

作为一个人来说,那些追求自由的灵魂是非常痛苦的,我们要为它找些出路。那些破碎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把它们再次补合,非常明显的,这是个不正义的世界,我们要把公正的思想再次建立起来;那些饱受痛苦煎熬的人们,我们要让他们感受真正幸福的意义。

这是一项需要人们坚持不懈、用好多精力去完成的任务,这任务看起来没人能完成,但也仅仅是看起来而已。
那我们就要明确目标,坚定意志,无论武力伪装的样子多么深刻,多么让人舒服,我们都要坚决不动摇地抵抗这种诱惑。

首先,永远不要放弃希望。有些人整天吵吵着“世界已经走到尽头,马上就要灭绝”这样的话,我们不要偏听偏信。也许这个世界总有一天要灭亡,但是我们的文明不会那么容易消失,有它在,即便终要灭亡,我们的星球也是最后一个。毋庸置疑,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很是悲哀,但是太多人将悲哀和绝望画等号了。劳伦斯说:“给不幸狠狠地踢上一脚,这就是悲剧。”这句话形象活泼,非常实用。现在世上的很多事,都该被这一脚踢一下。

我曾住在阿尔及尔,那时,因为知道到了二月,康苏尔山谷的扁桃树,只要有一个清净寒冷又纯洁的夜晚便会凌寒盛开,比雪还白,于是我耐着性子守候了整整一个冬季。因此我得以亲眼看到,当呼啸的海风携着连绵不绝的阴雨袭来时,这些胜雪的脆弱白花是如何迎风而立的,它们的姿态让我啧啧称奇。而这样的情况,每年都会发生,是它们的坚持,为自己争取了孕育果实的时间。
它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象征,象征不能让我们感到幸福。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才是我们需要的。我想说的是,在今天这个不幸的欧洲,有时生活的重担会让人们觉得不堪重负。这时,我就去寻找一片寂静之地,那里洒满阳光,仍有很多力量不言放弃。我感受到那里的勇敢的气息,深入思考的力量,那里的土壤是经过选择的,我非常了解那些土地。它们让我明白,要救回智慧就要赞美智慧的力量和气节,而它软弱的气质是一定要无视的。

这个世界似乎仍然沉迷在自我之中,而没有意识到不幸对自己的毒害之深。它整个陷入了尼采所说的“烦闷的灵魂”里,这种精神就是邪恶。我们就做个旁观者吧,因为思想工作已经足够,不要再为之白白流泪了。
但是,能令智慧折服的美好品质又是什么呢?尼采也给它起了个名字——“烦闷灵魂的天敌”。对尼采而言,那既是性格的力量,又是一种体会;既是“世界”,又是传统意义上的幸福;既是充满力量的自尊,又是充满理性的哲思。
特别要提醒的,在这些品质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某方面,为自己挑选最合适的,它们在今天依旧不可或缺。性格是有力量的,这一点即使面对众多冰冷的现实,也需要去牢记。

我口中的力量是指,扁桃树挺立在海风中的品格,还有它的纯洁、精气,定然不是政治舞台上的力量,那力量满是皱眉吓人的动作。

人世间,在寒冬生长着果实的,便是性格的张力。
生之爱
巴马的夜,生活缓慢地转向市场后面的喧闹的咖啡馆,安静的街道在黑暗中延伸直至透出灯光与音乐声的百叶门前,我在其中一家咖啡馆呆了几乎一整夜,那是一个很矮小的厅,长方型,墙是绿色的,饰有玫瑰花环。木制天花板上缀满红色的小灯泡,在这小小的空间,奇迹般地安顿着一个乐队,一个放置五颜六色酒瓶的酒吧以及拥挤不堪、肩膀挨着肩膀的众宾客。这里只有男人,在厅中心,有两米见方的空地,酒杯、酒瓶从那里散开,侍者把它们送到各座位,这里没有一个人有意识,所有的人都在喊叫,一位像海军军官的人对着我说些礼貌话,散发着一股酒气。在我坐的桌子旁,一位看不出年龄的侏儒向我讲述他的生平,但是我太紧张了,以致听不清他讲些什么。乐队不停地演奏乐曲,而客人只能抓住节奏,因为所有的人都和着节奏踏脚,偶尔,门打开了,在叫喊声中,大家把一个新来者嵌在两把椅子中间。

突然,响起了一下钹声,一个女人在小咖啡馆中间的小圈里猛地跳了起来,“21岁”军官对我说,我楞住了。这是一张年轻姑娘的脸,但是刻在一堆肉上,这个女人有1.8米左右,她体形庞大,该有300磅重,她双手叉腰,身穿一件黄网眼衫,网眼把一个个白肉格子胀鼓起来。她微笑着,肌肉的波动从嘴角传向耳根。在咖啡馆里,激情变得抑制不住了。我感到这儿的人对这个姑娘是熟悉的。并热爱她。对她有所期待。她总是微笑着。她总是沉静和微笑着,目光扫过周围的客人,肚子向前起伏,大厅里所有的人都喊叫起来,随后唱起一首看来众人都熟悉的歌曲。这是一首安达卢西亚歌曲,唱起来带着鼻音。打击乐器敲着沉闷的鼓点,全部是三拍的。她唱着,每一拍都在表达她全部身心的爱,在这单调而激烈的运动中,肉体真实的波浪产生于腰并将在双肩死亡。大厅像被压碎了。但在唱歌时,姑娘就地旋转起来,她双手托着乳房。张开红润的嘴加入到大厅合唱中去。直到大厅里所有的人都卷入喧哗声中为止。

她稳当地立在中央,汗水漉漉,头发蓬乱,直耸着她笨重的、黄色网眼衫中鼓胀的腰身。她象一位刚出水的邪恶女神。她的低前额显愚蠢,她象马奔驰起来那样只是靠膝盖的微微颤动才有生气。在周围那些兴奋得跺脚的人们中间,她就象一个无耻的,令人激奋的生命形象,空洞的眼睛里含着绝望,肚子汗水淋漓。
若没有咖啡馆和报纸,就可能维以旅行。一张印有我们语言的纸,我们在傍晚试着与别人搭话的地方,使我们能用熟悉的动作显露我们过去在自己家乡时的模样,这模样与我们有距离,使我们感到它是那样陌生。因为,造成旅行代价的是恐惧。它粉碎了我们身上的一种内在背景。不再可能弄虚作假——不再可能在办公室与工作时间后面掩盖自己(我们与这种时间的抗争如此激烈,它如此可靠地保护我们以对抗着孤独的痛苦)。就这样,我总是渴求写小说,我的主人公会说:“如果没有办公时间,我会变成什么样?”或者:“我的妻子死了,但幸亏我有一大捆明天要寄出的邮件要写。‘旅行夺走了这个避难所。远离亲人,言语不通,失去一切救助,伪装被摘去(我们不知道有轨电车的票价,而且一切都如此)我们整个地暴露在自身的表层上,但由于感觉到病态的灵魂,我们还给每个人,每个物件以自身的神奇的价值。在一块幕布后面,人们看到一个无所思索的跳舞的女人,一瓶放在桌上的酒,每一个形象都变成了一种象征。如果我们的生命此刻概括在这种形象中,那么生命似乎在形象中全部地反映出来,我们的生命所有一切天赋于人的秉性是敏感的,怎样诉述出我们所能品位到的各种互相矛盾的醉意(直到明澈的醉意)可能除了地中海,从没有一个国家于我是那样的遥远,同时又是那么亲近。

无疑,我在巴马咖啡馆的激情由此而来,但到了中午则相反,在人迹稀少的教堂附近,坐落在清凉院落的古老宫殿中,在阴影气氛下的大街上,则是某种“缓慢“的念头冲击着我。这些街上没有一个人。在观景楼上,有一些迟钝的老妇人。沿着房屋向前,我在长满绿色植物和竖着灰色园柱的院子里停下,我融化在着沉静的气氛中,正在丧失我的限定。我仅仅是我自己脚步的声音,或者是我在沐浴着阳光的墙上方所看见掠影的一群鸟。我还在旧金山哥特式小修道院中度过了很长时间,它那精细而绝美的柱廊以西班牙古建筑所特有的美丽金黄色大放异彩。在院子里有月桂树,玫瑰,淡紫花木槿,还有一口铁铸的井,井中悬挂着一只锈迹斑斑的长把金属勺,来往的客人就用它取水喝,直到现在,我还偶尔回忆起当勺撞击石头井壁时发出的清脆声响,但这所修道院教给我的并不是生活的温馨。在鸽子翅膀干涩的扑打声中,突然的沉默蜷缩在花园中心。而我在井边锁链的磨击声中又重温到一种新的然而又是熟悉的气息。我清醒而又微笑地面对诸种表象的独一无二的嬉戏,世界的面容在水晶球中微笑,我似乎觉得一个动作就可能把它打碎。某种东西要迸散开来,鸽子停止飞翔,展开翅膀一只接一只地落下,唯有我的沉默与静止使得一种十分类似幻觉的东西成为可以接受的,我参与其中,金色绚丽的太阳温暖着修道院的黄色石头,一位妇女在井边汲水。一个小时之后,一分钟,一秒钟之后,也可能就讥讽而又节制地绵延着(就像女人之间的友谊那样温和又谨慎的某些形式)平衡继续保持着,然而染上了对自身终了的忧虑的颜色。

我对生活的全部的爱就在此:一种对于可能逃避我的东西的悄然的激情,一种在火焰之下的苦味。每天,我都如同从自身挣脱那样离开修道院,似在短暂时刻被留名于世界的绵延之中,我清楚地知道,为什么我那时会想到多里亚的阿波罗那呆滞无神的眼睛或纪奥托笔下热烈而迟钝的人物,直至此时,我才真正懂得这样的国家所能带给我的东西,我惊叹人们能够在地中海沿岸找到生活的信念和律条,人们在此使他们的理性在得到满足并为一种乐观主义和一种社会意义提供依据,因为最终,那时使我惊讶的并不是为适合于人而造就的世界——这个世界却又向人关闭。不,如果这些国家的语言同我内心深处发出回响的东西相和谐,那并不是,因为它回答了我的问题,而是因为它使这些问题成为无用的,这不是能露在嘴边的宽容行为。但这只能面对太阳的被粉碎的景象才能诞生。
没有生活之绝望就不会有生活的爱。

在伊比札,我每天都去沿海港咖啡馆坐坐,5点左右,这儿的年轻人沿着两边栈桥散步。婚姻和全部生活在那里进行,人们不禁想到:存在某种面对世界开始生活的伟大。我坐了下来,一切仍在白天的阳光中摇曳,到处都是白色的教堂,白垩墙、干枯的田野和参差不齐的橄榄树。我喝着一杯淡而无味的巴旦杏仁糖浆。我注视着前面蜿蜒的山丘。群山向着大海缓和地倾斜,夜晚正在变成绿色,在最高的山上,最后的海风使风磨的叶片转动起来。由于自然的奇迹,所有的人都放低了声音,以致只剩下了天空和向着天空飘去的歌声,这歌声像是从十分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在这短暂的黄昏时分,有 某种转瞬即逝的、忧伤的东西笼罩着。并不只是一个人感到了,而是整个民族都感觉到了,至于我,我渴望爱如同他人渴望哭一样,我似乎觉得我睡眠中的每一个小时从此都是从生命中窃取来的….这就是说,从无对象的欲望的时光中窃取来的,就像在巴马的小咖啡馆里和旧金山修道院度过的激动时刻那样,我静止而紧张,没有力量要把世界放在我双手中的巨大激情。


我清楚地知道,我错了,并知道有一些规定的界限,人们在这种条件下从事创造。但是,爱是没有界限的,如果我能拥抱一切,那拥抱得笨拙又有什么关系。在热那亚有些女人,我整个早上都迷恋于她们的微笑,我再也看不见她们了,无疑,没有什么更简单的了。但是词语不会掩盖我遗憾的火焰。我在旧金山修道院的小井中看到鸽子飞翔,我因此忘记了自己的干渴,我又感到的时刻总会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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