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海斌王立强：谈中国历史上都城最典型的“主辅摇摆期”

圆角望 2019-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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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都城制度从整体上看是多京制①。在这种多京体系中，存在着都城与陪都这两种基本建制，它们是维护国家完整统一的重要支撑。那么，在这种国家管理体制下，首都与陪都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首都与陪都之间的这种关系又是否会进行转换呢？通过考察发现，都城与陪都的相互关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会发生转换。那么，主辅（或称“都辅”）之间的关系转换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呢？发生的过程和结果又是怎样的呢？这些问题是笔者在研究中国古代陪都现象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也是中国古代都城体制研究中的新问题。

研究中国古代都城与陪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研究中国古代都城与陪都之间的角色转换问题，隋唐的长安（大兴）与洛阳之间的关系转换是一个很好的典型。这个时期，首都和陪都之间的角色不断地转换，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段较长时间的“主辅摇摆期”②。

此前，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多京制及陪都现象的关注相对较少。近年来，虽然包括笔者在内的学者们已经对这些问题有所探索和讨论，但研究仍有待加深。而且，关于中国古代都城主辅关系及主辅关系转换问题还很少被涉猎，明确以此为研究对象的论著还很少。目前仅见丁海斌、焦杨的《中国古代“由主入辅型陪都”研究》一文③，但该文并未涉及“由辅入主”和“主辅摇摆”的问题。

一、隋唐长安、洛阳成为东西二京的基本历史背景

长安与洛阳关系是中国古代早、中期（主要是西周—隋唐）政治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

自西周肇始，迄唐末为止，除三国吴定都建业、蜀国定都成都，东晋和南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定都建康外，长安和洛阳这两座城市，一直互为首都和陪都，从而形成多京体制中的两京主体制。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成为较为固定的模式，从而成为这段时间里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变化的轴心。两京主辅相依，定鼎中原。正如谭其骧先生所言：“自西周至隋唐，长安洛阳往往二都并建，同时作为帝王的东西二宅。”［1］

隋唐时期，是东西两京主体制发展的高峰期，同时也是它走向消亡的开始，这是由中国古代政治、经济中心变迁的大趋势决定的。“在整个封建社会里，政治中心由西安（丰镐）、洛阳、开封到北京，这种从西向东的推移，反映了中国经济重心由西向东的变化。”［2］107同时，“长期以来，中国的外患主要来自北方，所以虽然宋代以后，南方经济已发展在全国据有重心地位，但作为政治中心仍离不开北方黄河流域”［2］107。隋唐时期，由于东部、南部地区地位上升，“长安—洛阳”两京之间继续呈现出一种动态平衡状态，政治重心向东移动的趋势十分明显。长安、洛阳两京主次地位的多次转换，是这种政治格局即将改变的具体体现。

回望历史，从西晋末年开始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到宋代最终完成。因此自隋唐之后，长安在失去了千年之都的地位之后，又逐渐失去了陪都的地位；洛阳虽在北宋定都开封后保留了西京陪都的地位，但也逐渐失去了作为陪都的存在意义，亦因为“整个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东移”［2］116。

二、隋大兴城与洛阳的主辅关系转换

回望历史第一次两京之间主辅关系转换发生在隋代后期，主导者是隋炀帝。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隋炀帝个人原因所致。

（一）隋大兴城与洛阳主辅关系转换的过程

开皇元年（581年），北周大臣杨坚逼北周静帝禅让帝位，建国号“隋”，是为隋文帝，其仍以旧都长安为都。最初，隋文帝杨坚很想定都洛阳，但受政治等原因所限，未能如愿，只能先设为陪都，“开皇元年改六府，置东京尚书府”［3］834，以备不时之需。至此，形成了隋东西二京的格局。

文帝之后，炀帝即位，诏曰：“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下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3］60-61“大业元年徙入新都”［3］834。炀帝迁都，大兴与洛阳主辅关系发生了改变，大兴成为陪都，洛阳成为都城。

杨广从大兴城迁都到洛阳城后，大兴城仍被称为京师，“三月辛亥，车驾还京师”［3］67，两京的关系比较微妙，有人说“一帝二京，事非稽古”［4］485。所以杨广在大业五年（609年）“春，正月，丙子，改东京为东都”［5］5642，即所谓“初谓之东京，后改曰东都”［6］216。大业十二年（616年），在天下义军四起之时，杨广命越王杨侗留守东都洛阳，自己率大臣前往江都。于大业十四年（618年）命丧于此。

炀帝死后，有两位皇帝继承隋炀帝的帝位，分别建都长安与洛阳。其一是大业十三年（617年），太原留守、唐国公李渊在晋阳起兵，占领大兴城后，“立代王侑为天子，遥尊炀帝为太上皇”［7］4，长安再次成为首都。隋恭帝于618年让位李渊，开始了唐朝的历史，李渊继续定都长安。其二是大业十四年（618年），隋炀帝杨广在江都被叛军宇文化及等人杀害，太府卿元文都等人在洛阳拥立杨侗为皇帝，继续定都洛阳。皇泰二年（619年），皇泰帝被迫禅让帝位给王世充，一个多月后被缢杀，隋朝灭亡，洛阳也结束了有隋一代的都城史，而长安因唐在此建都，继续其都城史，洛阳则又开始了其陪都史，隋代两京主辅关系转换的历史也就此结束。

（二）隋大兴城与洛阳主辅关系转换的原因

隋炀帝时期大兴城与洛阳主辅关系的转换，其原因十分复杂。既有洛阳自古以来形成的固有优势，也有杨谅起兵造反的军事原因；既有大兴城粮食短缺的经济原因，也有文帝、炀帝的个人原因等。

1.隋大兴城与洛阳主辅关系转换之内在原因

中国古代因地域广大而使首都对国家的控制力常有鞭长莫及之感，也使得首都位置的选择常是两难之举。这是中国古代出现陪都及“主辅摇摆”现象的根本原因。隋唐之际，因国家大势改变，首都之选就更成为两难之事。两京各有缺点和优势，使得统治者难以选择，于是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主辅摇摆期”。

（1）隋大兴城的优势与劣势

①隋大兴城的优势

第一，建都历史悠久，与北周有直接的承继关系。长安意为“长治久安”，历史上是很多朝代，如西周、秦、西汉、新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皆建都于此，是隋建都之前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都城。因此被唐代大诗人杜甫称为“秦中自古帝王州”［8］2510。

隋直接承继于北周。557年北周定都长安，到581年止，终北周一朝皆定都长安。581年，北周大臣杨坚逼北周静帝禅让帝位，建国号“隋”。杨坚夺取北周政权自立为帝后，为了稳定人心，承继正统，仍都原北周都城长安。

第二，地形环境优越。长安在很长时期能够成为首都，得益于其地理位置优越：“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9］2032-2033从控制国家这一点看，长安的地理位置优势明显。大夫田肯曾经对汉高祖刘邦说过：“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10］382长安是关中地区与西北地区的咽喉之地，守住这里，其他势力就很难入侵，也因此长安一直以来就是抵御西北外患的重要军事阵地。隋朝时期外患主要是来自西北的突厥，定都大兴（长安）原因之一就是大兴（长安）是抵御西北外患的军事重地。

第三，关陇贵族政治集团的根基之地。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隋唐二代长安、洛阳东西两京倶为政治文化之中心，而长安为西魏、北周以来关中本位政策之根据地。”［11］161隋朝杨家出身关陇贵族集团。杨坚之父杨忠是西魏和北周的军事贵族，屡建战功，身份显赫，其军事势力范围主要在关中地区。杨忠去世后，杨坚袭其爵位，继承军事势力，且在北周时期成为上柱国、大司马，位高权重。581年，杨坚逼北周静帝禅让帝位。在政局尚不稳定的时期，定都自己的根基之地较为安全。且杨坚开国，与关陇贵族政治集团的支持密不可分，这些人的老家和势力也都在关中，自然是希望国都定在长安。

②隋大兴城的劣势

大兴城有某些劣势，而且这种劣势越来越突出，它的都城地位逐渐被取缔成为大势所趋。

第一，经济能力难以供应都城需求，特别是粮食供应不足。关中虽号称“天府之国”“八百里秦川”，但毕竟土地面积有限，不足以支撑长安地区日益增长的人口的粮食消耗。而且，由于历朝历代战争的毁坏以及长久以来对长安的开发和使用，使自然资源消耗殆尽，所得物资渐渐供应不上长安的需求，生存环境也变得较差。特别是一遇荒年或灾年，加上运输不便，百姓甚至朝廷官员都面临饥饿问题。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然其地之经济运输则远不及洛阳之优胜。”［11］161为了解决这个严峻的问题，就要到洛阳就食。如开皇十四年（594年）“八月辛未，关中大旱，人饥。上率户口就食于洛阳”［3］39。所以皇帝也被称为“遂粮天子”。

第二，地理位置偏远，不利控制全国。这个问题早已存在，但到了隋朝更加突出。隋幅员广阔，“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极于此也”［3］808。而且，中国东部、南部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长安对中国东部、南部的控制力大有不足。

总之，关中地区作为皇都所在，虽然优点突出，但此时缺点也日益突出，作为首都，它变得越来越不完美。

（2）洛阳的优势与劣势

①洛阳的优势

第一，优越的自然环境，发达的水陆交通。洛阳“控以三河，固以四塞”［3］61，洛阳水系畅通，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北至涿郡，南至余杭。隋炀帝时期在原有的水运基础上又开凿新的水渠，开阔新的水运系统，“辛亥，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3］63，使得洛阳水运四通八达。“隋唐时期更注意陆路的修筑和治理。这里首先提到还是隋炀帝。炀帝不仅开凿了几条运河，而且兴修了几条陆路。其中有由东都洛阳经太行山达于并州的驰道。”［12］“戊午，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3］68陆路交通便利。

第二，天地之中、形势所在的有利的地理环境。隋朝疆域广大，虽暴露了关中控制全国愈加不利的缺点，但也凸显了洛阳在这方面的优势。即：“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10］133洛阳地区还占有地理形势之优，“北据邙山，南对伊阙，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7］1421，自古就是军事重地。而且自秦、汉以来，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局势明朗，由于统治范围广、交通不便，单靠首都长安的辐射范围太过狭小，不能管控全国，就必须在有利的城市设立驻点，以协助首都巩固政治统治，维护国家安全。洛阳“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3］61。控制了洛阳，就控制了南方的财富和人口。

第三，商业发达，储粮丰富。隋朝时期“开皇三年……洛州置河阳仓……又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3］683，“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3］672，由此可知洛阳的粮食储备丰厚。洛阳凭借自身的环境优势，自古就成为商业发达之地。自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之后，洛阳就成为交通中心，经济更是发展迅速。“桥南二里，有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薨宇齐平，四望一如，榆柳交荫，通衢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相互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13］15商业十分兴盛。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如隋炀帝、武则天等兹不论外，其中尚有一主因为本章所欲论者，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11］162对此笔者十分赞同。

第四，深厚的文化底蕴。西周以来，洛阳城的文化就日趋兴盛。道学产生在此，儒学兴盛在此，佛学首传在此，“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14］373。同时，教育事业也很发达。

②洛阳的劣势

第一，洛阳所在的伊洛河谷面积较小，地理位置不利于“制外”。而且地理位置偏东，对西北部鞭长莫及。当时国家的外患主要是来自西北方向的突厥，“定都洛阳，制内易而御外不易”［15］，如若突厥叛乱，恐对突发事件无法及时做出反应。

第二，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牺牲品。洛阳处于水路交通要道，经济发达，但这是在和平年代才会有的繁荣景象。一遇战争，洛阳原有的优势会转变为劣势。正如宋朝的李恪非在《书洛阳名园记后》中所说：“洛阳处天下之中，挟崤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当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予故尝曰：‘洛阳之兴衰，天下治乱之候也。’”［16］142如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及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等，洛阳皆受害。

2.隋大兴城与洛阳主辅关系转换之直接动因

隋大兴城与洛阳主辅关系的转换还有其直接的历史动因。

（1）汉王杨谅起兵反抗

杨谅是隋文帝的第五子，炀帝的亲弟弟，“开皇元年，立为汉王”［3］1244，因为是幼子，“高祖甚宠爱之”［3］1245。杨谅暗生异心，“谅自以所居天下精兵处，以太子谗废，居常怏怏，阴有异图”［3］1245。仁寿二年（602年），“及蜀王以罪废，谅愈不自安”［3］1245，深恐自己步蜀王后尘。仁寿四年（604年），“会高祖崩，征之不赴，遂发兵反”［3］1245。隋文帝杨坚驾崩，杨广称帝登基让杨谅很不满，于是在并州起兵反叛，隋炀帝派大臣杨素领兵征讨，“谅退保并州，杨素进兵围之。谅穷蹙，降于素”［3］1246。杨谅被削为民、除其籍、囚禁死。杨谅的反叛使隋炀帝深感以长安为都对控制全国不利，“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3］61。

（2）隋文帝、炀帝对洛阳的偏爱

洛阳一向被视作“天下之中”，自古就有成为首都或陪都的传统。“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3］61“给洛阳罩上了一种神奇的向心力，具体化为众多王朝对洛阳空间特质所具有的‘天下之中’区位和文化内涵的认知和认定，而具有强烈的政治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17］这一点在隋文帝、炀帝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隋文帝时期就想要定都洛阳，迫于现实未能成功。隋炀帝继位后，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迁都以实现父皇的愿望，“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3］61。

术士章仇太翼认为杨广是木命之人，适宜在洛阳居。“时有术人章仇太翼表奏云：陛下是木命人，雍州是破木之冲，不可久住。开皇之初，有童谣云：修治洛阳还晋家。陛下曾封晋王，此其验也。帝览表，怆然有迁都之意。”［13］5614且隋炀帝杨广在其父杨坚登基为帝后，获封为晋王，“开皇元年，立为晋王，拜柱国、并州总管，时年十三。寻授武卫大将军，进位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大将军如故”。其后杨广的政治势力逐渐向南转移，“六年，转淮南道行台尚书令”，之后又“徙上为扬州总管，镇江都，每岁一朝”［3］59-60。可知，杨广的政治基础是偏南的，对洛阳心向往之亦有其政治基础。

3.隋末长安恢复首都地位的原因

（1）隋朝末年动荡不安

隋炀帝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征伐不断。隋末“六军不息，百役繁兴，行者不归，居者失业。人饥相食，邑落为墟，上不之恤也”［3］95。百姓无法生存，遂揭竿起义反抗隋朝，很快农民起义遍及全国。各大军阀也纷纷乘机壮大自己的军事势力。眼见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无力回天的境地。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在晋阳起兵，占领大兴城，“十一月丙辰，攻拔京城……立代王侑为天子，遥尊炀帝为太上皇”［7］4。改大兴为长安，长安重新成为首都，从而完成了首都从大兴（长安）到洛阳再到长安的一个过程。这是隋唐长安—洛阳直接角色转换的第一个重要过程。

（2）长安为李氏王朝根基之地

李氏出身关陇贵族集团，是关陇贵族集团中的重要成员，关中为其发展政治、军事的大本营。李渊的祖父李虎是西魏的八柱国之一，陇西郡公，北周时期被追封为“唐国公”，可谓家世显赫、世代显贵。李渊祖籍在陇西之地，“生于长安，七岁袭唐国公”［7］1。因李渊的亲姨是隋文帝的皇后而深得杨坚器重，“累转谯、岐、陇三州刺史”［7］2，即今安徽亳州、陕西凤翔、陕西陇县三州刺史。隋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升任“太原留守”［7］2，成为该区域内最高军事长官。从李渊职位变迁的地区可知，他的根基之地集中于关中。

三、武周期间长安与洛阳主辅关系的转换

唐代与武周期间，长安与洛阳两京之间主辅关系转换极为频繁，除因就食原因的十余次外，还有两次大规模较长时间的主辅关系转换轮回过程，第一次发生在武周时期。

（一）武周期间长安与洛阳主辅关系转换的过程

李渊建唐，改大兴为长安，定都长安。武德四年（621年），“王世充举东都降”［7］11，洛阳仍称为东都。此后，特别是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以后，洛阳在唐朝长期为陪都。中宗嗣圣元年（684年），武则天废唐中宗李显为庐陵王，另立李旦为帝即唐睿宗，改元光宅，国家的政权实际上已经掌握在了她的手里，“光宅元年……改东都为神都”［7］117，此举意在提高洛阳的政治地位并扩建了洛阳城。这是为自己称帝、改朝换代而做的准备工作。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称帝，国号“周”，正式定都洛阳，史载“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丙戌，初立武氏七庙于神都”［7］121。此时长安仍被称为京师，这是历史上少见的陪都享有“京师”之名的时期。“十月壬寅，如京师。辛酉，大赦，改元。”［18］102因此自天授元年洛阳为首都，长安就为陪都，两京角色发生了转换。

神龙元年（705年）武则天重病，重臣张柬之、崔玄等发动政变，史称“神龙政变”。武则天失去帝位，移居上阳宫，武周朝结束。中宗复位，原武周时期制度皆复唐制，复都长安同时复神都为东都，“二月甲寅，复国号，依旧为唐。社稷、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地、日月、寺宇、台阁、官名，并依永淳已前故事。神都依旧为东都”［7］136。洛阳结束了武周时期的都城史，再次成为唐的陪都，长安复为首都，又一次完成了都城从长安到洛阳再到长安的轮回过程，这是隋唐期间发生的第二次两京主辅关系的大转换、大轮回。

（二）唐（武周）长安与洛阳主辅关系转换、轮回的原因

唐中期（武周）的这次两京角色轮回有明显的政治原因，即武周篡唐和李唐复制。当然，与经济、文化方面的推动也有一定的关系。

1.唐（武周）迁都洛阳的原因

（1）江山易主（政治原因）

永徽六年（655年）“废王皇后立武宸妃为皇后”［7］74，武则天成为皇后，执掌后宫。但她并不满足于当前的权利地位。显庆以后，李治“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7］115。咸亨五年，即上元元年（674年），“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改咸亨五年为上元元年，大赦”，“时帝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天后。自诛上官仪后，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7］99-100。武后开始成为实质上的掌权者，并展现了自己的政治才能，“壬寅，天后上意见十二条”［7］99，但此时她仍然是皇后。直到高宗去世，她看到了希望。永淳二年，即弘道元年（683年），“帝崩于真观殿，时年五十六”［7］112。高宗死后，李显继位，武则天“既将篡夺，是日自临朝称制”，之后“废皇帝为庐陵王……立豫王轮为皇帝……皇太后仍临朝称制”［7］116，将国家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改元为光宅……改东都为神都”［7］117，提升了洛阳的政治地位。建明堂，“四年春二月，毁乾元殿，就其地造明堂”［7］118。立七庙，“丙戌，初立武氏七庙于神都”［7］121。足以看出武则天想要取代李朝，以洛阳取代长安，降低李唐的政治影响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以洛阳取代长安，除了巩固统治，还有在封建社会，武则天无法扭转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地位，也无法改变她是李治皇后的身份，而且她当皇帝必定会遭遇在长安本地李唐宗室和旧臣的激烈反对。如若在原首都长安定都，李唐政治影响力依旧强大，会严重威胁武氏。而将陪都洛阳定为首都，可减少与士族大地主们的正面交锋，削弱了李唐势力干预政治的能力。

（2）经济实力

长安此前的粮食问题到唐代依旧存在。唐朝初年，关中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比隋代更为严重，粮食运输仍极为艰难。关中之地发生灾害时，粮食不足，百姓、官员甚至皇帝都受到饥饿的威胁，史书记载“咸亨三年，关中饥”［7］2113。此时“天下四十余州旱及霜虫，百姓饥乏，关中尤甚”，“诏令任往诸州逐食，仍转江南租米以赈给之”［7］95。然而唐朝时期洛阳的经济却是十分繁荣。洛阳水运十分发达，附近地区农业经济繁荣、收获颇丰，太宗时期就在洛阳设置了粮仓，“其后洛、相、幽、徐、齐、井、秦、蒲州又置常平仓，粟藏九年，米藏五年”［18］1344。陈子昂上书武则天：“太原蓄钜万之仓，洛口积天下之粟，国家之资，斯为大矣！”［7］5021

解决关中粮食急缺有两种办法：其一洛阳的粮食走水路运输到关中，其二直接移幸洛阳就食。第一种办法在当时的可能性变小，因为路途遥远且河道狭窄、水流湍急、船运困难，“初，江淮漕租米至东都输含嘉仓，以车或驮陆运至陕。而水行来远，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尝十七八……民送租者，皆有水路之直，而河有三门底柱之险”［18］1365，如若强行漕运，代价太大。所以采纳第二种办法比较多而且有先例，隋文帝曾就食洛阳，唐高宗也曾到洛阳就食，“上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5］6407。武则天掌权初期，陈子昂曾上书“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赢粮，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关中“顷遭荒馑，人被荐饥”［7］5019。陈寅恪曾在研究中论述：“关中之地农产物虽号丰饶，其实不能充分供给帝王宫卫百官俸食之需，而其地水陆交通不甚便利，运转米谷亦颇困难，故自隋唐以降，关中之地若值天灾，农产品不足以供给长安帝王宫卫及百官俸食之需时，则帝王往往移幸洛阳，俟关中农产丰收，然后复还长安。”［11］162迁都洛阳是一个好的选择。

（3）地理位置优越，文化教育兴盛

与隋朝相比，唐朝统治时间长、疆土广阔、国际化程度高、南方经济繁荣，使洛阳“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优势更加明显。唐朝“自北殄突厥颉利，西平高昌，北逾阴山，西抵大漠。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7］1384-1385。长安地理位置偏西北，不利之处也愈加明显。而洛阳“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淮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7］5020。地理优越、环境优美、适宜居住。

唐代洛阳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极为繁荣。“龙朔二年，东都置国子监，明年以书学隶兰台，算学隶秘阁，律学隶详刑。”［18］1163也出现了很多私学，例如王恭，“王恭者，滑州白马人也。少笃学，博涉《六经》。每于乡闾教授，弟子自远方至数百人”［7］2603。又如马嘉运，“马嘉运……退隐白鹿山，诸方来授业至千人”［18］5645。洛阳涌现一大批人才，为统治阶级输送新鲜血液。

2.长安首都地位恢复的原因

（1）重塑正统，恢复李唐

神龙元年（705年）的神龙政变之后，中宗复辟，国家的统治大权从武氏回到了李唐手中。原武周时期制度皆复唐制，国家一切制度重新回到唐高宗李治时期。将都城从洛阳迁回长安，是恢复李唐王朝正统地位的重要一步，对宣告国家政权已经回归李氏具有重要象征意义，且李唐皇室是关陇贵族集团出身，其根基在关中之地。当初武则天迁都洛阳，原因之一是避免和士族官僚、大地主的正面冲突，武则天退位、还政中宗，士族官僚、大地主自然大力支持将首都迁回长安了。

（2）摆脱武则天的阴影和政治影响

弘道元年皇太子李显奉李治遗诏即皇帝位，“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崩，遗诏皇太子柩前即皇帝位”［7］135，但是国家大权实际上被武则天掌控，中宗实为傀儡皇帝。光宅元年（684年）中宗李显被废，改为庐陵王。李显对武则天十分畏惧。调露二年（680年），皇兄李贤因贤能而受到朝臣称赞而深受武则天的猜忌，与武则天关系紧张，“乃废贤为庶人，幽于别所。……神绩遂闭于别室，逼令自杀，年三十二”［7］2832。李贤的下场被李显视为前车之鉴。在武则天登基为皇帝后，李唐宗室皇族子弟被杀的人数不胜数，“韩王元嘉、鲁王灵夔、元嘉子黄国公撰、灵夔子左散骑常侍范阳王蔼、霍王元执及子江都王绪、故虢王元凤子东莞公融坐与贞通谋，……自是宗室诸王相继诛死者，殆将尽矣。其子孙年幼者咸配流岭外，诛其亲党数百余家”［7］119。这让原本就昏懦的李显，更是心惊胆战、畏惧不堪。每当听说武则天派使臣前来都惶恐难安，甚至一度想要自杀。可以说母亲武则天是笼罩唐中宗李显一生的恐惧和阴影。也因此，在武则天失势甚至逝世后，他做出一些反对武则天的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

四、唐末长安、洛阳主辅关系的转换

唐王朝末年、政局混乱，首都长安破落不堪、经济萧条，而洛阳宫殿新修、经济复苏，朱温掌控唐中央政府挟持昭宗迁都洛阳，遂于天祐元年（904年）发生了长安与洛阳主辅关系的又一次转换。

（一）唐长安与洛阳第二次主辅关系转换

中宗复辟后，长安为首都，洛阳仍为东都。玄宗“天宝元年……改东都为东京也”［7］215。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年），复称东都。天祐元年，宣武节度使朱温，趁兵乱之际，占领长安并挟持昭宗迁都洛阳，控制唐朝末年政权。“天祐元年春正月丁酉朔……全忠率师屯河中，遣牙将寇彦卿奉表请车驾迁都洛阳。全忠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7］778长安—洛阳的主辅关系再次发生转换。天祐四年（907年），朱温废掉唐哀宗，自立为帝，建立后梁，定都开封，大唐正式灭亡，洛阳首都、长安陪都地位尽皆丧失，而本次主辅关系的转换，终以长安未能再次为首都而完成轮回结束。隋唐时期长安、洛阳之间的“主辅摇摆期”也彻底结束。

（二）唐末长安与洛阳第三次主辅关系转换的原因

1.长安失势

（1）长安战乱频繁

唐末战乱频发，长安屡受其害。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黄巢军攻破潼关，后兵入长安“辛巳，贼急攻潼关……黄巢前锋将柴存入长安”［5］8239-8240。中和元年（881年），“军士释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自诸门分入，大战长安中”［5］8250。中和三年（883年），“甲辰，克用等自光泰门入京师，黄巢力战不胜，焚宫室遁去”［5］8293。唐军入城暴力掠夺，焚毁大量宫室“官军暴掠，无异于贼，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5］8294。天复元年（901年），“士民衣纸及布襦者，满街及目”［5］8560。频繁的战争使得长安宫室、房屋等建筑大面积毁坏，破落不堪。且关中连年饥荒，经济萧条，“关东荐饥，群贼啸聚”［19］2，不再适宜继续成为首都。

（2）唐朝末年大权旁落

自安史之乱以后，社会遭到巨大破坏，唐朝由盛转衰，封建集权被削弱，地方藩镇势力肆意增长。“闰月戊申，以史朝义下降将李宝臣为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恒州刺史、清河郡王，充成德军节度使；薛嵩为检校刑部尚书、相州刺史、相卫等州节度使；李怀仙检校兵部尚书、兼侍中、武威郡王、幽州节度使；田承嗣检校户部尚书、魏州刺史、雁门郡王、魏博等州都防御使。”［7］271“以京兆尹李勉为广州刺史，充岭南节度使……十一月丁亥，幽州留后朱希彩为幽州长史，充幽州卢龙节度使……己酉，以邠宁节度使马璘为泾原节度。”［7］291这些节度使拥兵自重，在军事、人事、财政等方面大权在握，国家的权力被削弱，首都的绝对中心地位也受到影响。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并出现了大量藩镇割据。藩镇割据的大量出现，严重削弱唐中央政府的军事实力，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力大大降低，皇帝逐渐失去大权，对朝政渐失决策力，无法保住长安首都地位。在黄巢起义被镇压后，大唐中央控制力已虚弱不堪，而此时全国各方节度使拥兵自重，史载“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7］720，此时的大唐帝国名存实亡。天复元年（901年），朱温占领长安，控制了唐王朝的中央政权。

2.洛阳逞强

（1）洛阳经济复苏，宫殿完善

安史之乱后，全国经济凋敝，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一片破败景象。“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7］3457张全义被任命为河南尹，管治洛阳及周边。上任后，张全义发现洛阳经过战乱，一片狼藉，混乱不堪，“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全义麾下才百馀人，相与保中州城，四野俱无耕者”［5］8359，他认识到此时的首要任务是恢复洛阳经济。于是采取措施恢复农业生产，“数年之间，京畿无闲田，编户五六万”［19］839。随着农业的恢复，商业也逐渐繁荣。“数年之后，都城坊曲，渐复旧制，诸县户口，率皆归复，桑麻蔚然，野无旷土。”［5］8359洛阳慢慢恢复了往昔的繁华局面。朱温在长安把控朝政、控制唐昭宗，成为一方军事霸主。此时，他听闻张全义把洛阳治理得很好，便想迁往洛阳。于是，他以昭宗名义，诏张全义修建洛阳宫殿。洛阳宫修好，朱温就挟持昭宗迁都洛阳。

（2）朱温的政治势力集中在河南地区

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朱温成为宣武节度使，“三年三月，僖宗制授帝宣武军节度使，依前充河中行营副招讨”［19］4。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年），朱温被封为梁王。“天复元年正月乙酉朔，……癸巳，降制进封帝为梁王，酬反正之功也。”［19］26-27从朱温的获封之地可以看出，朱温的军事、政治力量集中于河南地区，他以河南为中心，向其他地区扩张，最后逐渐成为唐末军事力量比较强大的割据势力。

3.大戏落幕

（1）两京衰落，经济不再

长安自西周至唐除个别朝代外，一直是首都的第一选择，但是在唐代的后期，长安作为首都的不利因素日渐凸显，资源和潜力消耗殆尽。自唐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长安失陷，财产、物资遭到极大破坏，经济进一步下滑，一片败落景象。安史之乱平复后，虽恢复生产，但是依旧无法阻挡长安经济衰落的趋势。及至唐末，割据混乱局面，长安经济已经衰败、无力回天，“关东荐饥，群贼啸聚”［19］2。除此之外，“晚唐开始江南经济开始兴起，同时中原王朝的外患已经不再来自西北，而是来自东北的契丹以及后来的女真、蒙古，河北军事地位日益上升，长安在制内御外方面的作用丧失。所以自五代朱全忠迁都洛阳后，长安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首都地位”［2］105。

而洛阳也曾兴盛，商（偃师商城）、西周（成周）、新莽（东都）、后赵（洛阳）、北周（东京）、隋（东都）、唐（东都）、后梁（西都）、后晋（西京）、后汉（西京）、后周（西京）、宋（西京）在这些朝代中作为陪都。隋唐时期曾以洛阳为东都，也是在这段时期几乎到达一座城市的身份巅峰，但是在唐末五代时期也终是衰落。

唐末黄巢起义后，首都长安又再一次遭到极大破坏，使得原本就摇摇欲坠的经济和社会情况，彻底败落，而洛阳在战争后虽也衰败，“自两京陷没，民物耗弊，天下萧然”［18］1347，但是在张全义的治理下，慢慢恢复往昔，仅剩一席之地的唐中央政府也在朱温胁迫下不得不迁至东都洛阳。但由于军阀混战，洛阳也遭到了很大破坏。虽然洛阳曾在过去几千年里多次遭战争侵袭，但是屡毁屡建，兴盛发达，可是自唐以后的衰落却是不可逆转的。北宋时设立洛阳为西京即为陪都，但自北宋灭亡后，金朝虽曾设立洛阳为中京，却无法阻止洛阳政治、经济地位的迅速下降，最终自金朝后，洛阳与长安一样沦为一座普通城市。

（2）开封首都优势大增，漕运交通发达

安史之乱后，关中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作为首都的长安，其政治、经济地位都有所下降。而唐末出现的大量藩镇势力，也一直持续到五代时期。在这期间，洛阳也持续衰落。五代中也只有后唐建都洛阳，其余四朝均建都开封，且以洛阳为陪都，改变了以往长安为首都、洛阳为陪都的主辅关系，变为开封与洛阳的主辅关系。北宋赵匡胤也同样定都开封。可见开封成为首都的优势已经超越了长安和洛阳。

第一，漕运发达、河流交错。

开封漕运发达，“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20］7649。隋朝时开通的通济渠是隋唐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流经开封，入淮河，是控河朔之地的咽喉重地。唐后期、末期的主要财政来自于南方地区，对南方的经济极度依赖，因此费力经营开封。“河南，汴为雄郡，自江、淮达于河、洛，舟车辐辏，人庶浩繁。”［7］5037后晋石敬瑭将交通便利与否、可否满足运粮需求为建都的第一要求。这其实就是开封取代长安与洛阳首都地位的重要原因。这种建都原则为其后的朝代所继承，后汉、后周、北宋均定都开封。尤其是北宋赵匡胤定都开封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开封漕运发达、便于运粮。“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运：曰汴河，曰黄河，曰惠民河，曰广济河，而汴河所漕最多。”［21］4250北宋张方平也论说“则是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有食，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22］6592。

第二，历史悠久，王者之居。

开封是“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10］3262-3263。曾为夏都城老丘，战国时期也曾是魏国都城，当时称大梁。五代后梁朱温定都开封（大梁），朱温在他自己登基为帝的诏书中明确了他定都开封的理由，“古者兴王之地，受命之邦，集大勋有异庶方，沾庆泽所宜加等”［19］48。这是朱温自己宣布的定都开封、放弃定都洛阳的原因。

（3）经济重心南移，政治中心东移

唐末战乱后，经济重心再一次南移，至宋时南移完成。而从中国历朝政治中心中可以看出，“在整个封建社会里，政治中心由西安（丰镐）、洛阳、开封到北京，这种从西向东的推移，反映了中国经济重心由西向东的变化”［2］107。且在统一时期中国古代政治中心一直位于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这与“长期以来，中国的外患主要来自北方，所以虽然宋代以后，南方经济已发展在全国据有重心地位，但作为政治中心仍离不开北方黄河流域”［2］107，只是向东推移而已。

结语

隋唐都城长安（大兴）—洛阳主辅关系的转换与轮回，是中国古代史上别具一格的大戏。这其中既包含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充斥了历史进程中的小细节；既包含了政治集团、军事势力的激烈角逐，也包含了帝王将相个人的灵机一动。而主辅关系的剧烈摇摆、就食之都的频繁出现，也是历史上不多见的“咄咄怪事”。虽说是“怪事”，其实也是历史之必然。它既有中国历史大势的驱动，也彰显着政治的强势与衰弱、经济的繁荣与衰败。隋唐的这出都城主辅关系转换的大戏，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都城主辅关系变迁大戏中最为精彩的一幕，是最为典型的“主辅摇摆期”。

注释

①参见丁海斌：《论中国古代的多京制》，《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8期。②“主辅摇摆期”是笔者为研究都辅关系首次提出的一个名词。其意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都城地位不稳，都城与陪都（一般为具有主要地位的陪都，如唐代有多个陪都，但洛阳是具有突出地位的陪都，在多京制体系中与长安共同形成两京主体制）之间角色多发生转换，权力中心在两个城市之间摇摆不定。③参见丁海斌、焦杨：《中国古代“由主入辅型陪都”研究》，《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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