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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摘要】本文上篇叙述汤显祖青年时期恃才傲物，中举之后虽然两次会试失利，狂狷性格不改。一五七七年春试之前，张居正本拟罗致汤显祖及沈懋学入其门下，沈欣然前往，汤显祖却拒绝邀约。春试结果，沈懋学得中状元，张居正次子张嗣修榜眼，汤显祖名落孙山。细读汤显祖落第之后的诗文，可以窥知他心境之落寞与感慨，同时透露了他对科场选士的不满与愤懑。细索诗中隐晦的典故与指涉，印证汤显祖纠结的人生处境，可以得知他对张居正操弄官场的厌恶。 汤显祖在一五八〇年的科考落第，涉及张家再次笼络，汤显祖再次拒绝。这一次拒绝，汤显祖的心情更加坚决，是因为上次落第之后，发生的一些具体事件，加深了他对权臣专横的厌恶，决心不与张家有任何瓜葛。具体地说，就是一五七七年秋天的“夺情”事件。这个事件，历史资料很多，研究者也不少，不必详说，这里只就直接波及汤显祖师友，受到张居正迫害的人物说说。在汤显祖一五七七年春试落第之后，沈懋学风风光光留在京城做官，好像天下太平了。到了九月，张居正的父亲突然逝世。按照惯例，张居正是要辞职回乡，守孝三年的，必须放下手中掌握的权势，让内阁二把手接替首辅的位置。但是张居正眷恋权位，就出了“夺情”这件大事，轰动了朝野。《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江陵柄政”，是这么记载的： 己卯，张居正父丧讣至，上以手谕宣慰，视粥止哭，络绎道路，又与三宫赙赠甚厚，然亦无意留之。所善同年李幼孜等倡夺情之说，于是居正惑之，乃外乞守制，示意冯保，使勉留焉。冬十月，居正再上疏乞终制，不允。乃请在官守制，不造朝，许之。居正既父丧夺情，吉服视事。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因星变陈言。刑部员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言“居正忘亲贪位”，居正大怒。时大宗伯马自强曲为营解，居正跪而以一手捻须曰：“公饶我，公饶我！”掌院学士王锡爵径造丧次，为之解。居正曰：“圣怒不可测。”锡爵曰：“即圣怒，亦为公。”语未讫，居正屈膝于地，举手索刃作刎颈状曰：“尔杀我，尔杀我。”锡爵大惊，趋出。十月二十二日，中行等四人同时受杖。中行、用贤即日驱出国门，人不敢候视。……穆、思孝复加镣锁，且禁狱。越三日，始佥解发戍，为更惨毒。时邹元标观政刑部，愤甚，视四人杖毕而疏上。越三日，受杖，谪戍贵州都匀卫。……十一月癸丑朔，以星变考察群臣。始张居正自矫饰，虽或任情，而英敏善断，中外群誉之，居正亦自负不世出。迨刘台论居正得罪，志意渐恣。至是，益知天下不见与，思威权劫之矣。 批评张居正而惨受杖刑的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以及稍早遭到廷杖又被害死的刘台，在汤显祖眼里，都是正直而敢于诤言的朝官，维护的是社会纲常的基本原则，只是因为张居正贪恋权位，竟然对他们无情迫害，以杖刑手段打击异己，将他们置于死地，这是汤显祖难以容忍的。特别是邹元标，在众人蒙受残酷的杖刑之后，基于义愤，不顾自身安危，上疏批评张居正，更让汤显祖佩服这位刚刚考取进士的同乡好友。“夺情”事件还牵涉了汤显祖的挚友沈懋学与龙宗武，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有“龙君扬少参”，是这样记载的：宣城沈翰撰君典（懋学），以谏止夺情忤江陵意，然内媿其言。又吴（中行）、赵（用贤）两门生已叛之。赵（志皋）、张（位）、习（孔教）诸词臣，又以有违言谪去。虑馆僚之怨也，屡令其子编修（嗣修）致书慰藉，促其还朝。沈亦犹豫未决。适有宣城狂生吴仕期者，草一书欲规江陵，遍示所知。人皆为危之，然实钓奇自炫，初未尝投京邸也。维时又有无赖青衿王制者，同一斥吏，伪造海中丞（瑞）疏，丑诋江陵，刻印遍售，此不过欲博酒食资耳。时，操江胡都御史（槚）得之大喜，以为奇货可居，捕仕期入狱，胁令招称，为懋学所造，转授仕期者。问官为太平府江防同知龙宗武，素与沈善，力辨于胡中丞不能得。胡乃先请江陵，云即露章发其事。江陵惧株连不可解，回柬有姑毙杖下之语。胡遂命尽之狱中，沈始得免。后吴妻贡氏声冤，胡戍贵州。龙时已自湖广参政罢归，亦论戍粤东。先是仕期死时，即有议龙者，沈感其曲全，逢人即明其不然，且屡向当路白其冤。会先病卒，事不得雪，龙竟老于伍，今尚在。龙与罗匡湖（大紘）给事为姻家，与邹南皋（元标）吏部亦厚善。两公俱正人，非肯滥交者。 这一段事情，说的是沈懋学劝说张居正，既然朝廷上有许多批评议论，就不要违背亲情常规，应该丁忧守制。张居正当然不听，沈懋学只好辞官归乡。状元忤逆首相，弃官回乡，会引起众叛亲离的联想，造成政坛波动，对夺情事件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张居正叫自己的榜眼儿子张嗣修写信抚慰，劝喻他回到朝廷。刚好此时发生了宣城狂生吴仕期写书规劝张居正，又有人假借海瑞之名丑诋张居正，就有奸佞的操江都御史胡槚，认定沈懋学唆使同乡吴仕期，编造谣诼，丑诋首相，以此向张居正献媚。把吴仕期抓进狱中，派去审案的，就是胡槚的下属，太平府江防同知龙宗武。他调查清楚了案情，确信与沈懋学无关，向胡槚报告沈的清白，却不得要领。胡槚私下先行通知张居正，说要正式报告沈懋学的阴谋，张居正害怕事情闹大，株连众多，便授意杖杀吴仕期，开脱沈懋学。龙宗武不肯残杀无辜，吴却在狱中绝食而死，一场天大的冤案告一段落，却使龙宗武背上了枉杀的恶名。汤显祖冷眼观看官场尔虞我诈的作为，更为好友沈懋学与龙宗武担心，怕他们身陷囹圄，甚至可能遭到诬陷而丧生，想来都寒心。 
龙宗武死后，汤显祖为他写了墓志铭《前朝列大夫饬兵督学湖广少参兼佥宪澄源龙公墓志铭》，一开头就说：予乡举为隆庆庚午（1570）秋，而吉中龙公宗武、刘公台，南昌万公国钦、丁公此吕，皆成进士。虽蕴藉慷慨殊致，而各有名于时。刘、万、丁三公，皆以御史言事去官，前后死无所恨。而独龙公以高才猛气，不得为其所欲为，而顿挫外服，终于受俗重诬以死。海内知者伤之，而予与吉水邹公元标尤甚。嗟夫，世岂无若人之才与气，而以诬废且死者乎！然以予所见所闻知，则于公固有愤发隤绝，不可言尽者矣。 这里说的是汤显祖在一五七〇年二十一岁乡试中举，同榜的江西同乡有龙宗武、刘台、万国钦、丁此吕，这些好友同学后来都成了进士，也都因为触怒张居正而遭贬，而龙宗武甚至在夺情事件中受到诬陷，名誉受损，遭到世人的白眼。在这篇墓志铭中，汤显祖细述了夺情事件在宣城的发展，因吴仕期涉案，被胡槚瞅到机会，罗织大案向宰相献媚，对沈、龙两人造成巨大威胁，甚至可能丧身破家。汤显祖细述的前因后果，与沈德符的记载稍有差异，是说胡槚先怀疑龙宗武与其他江西人一路，都是张居正的政敌，后来查出是狂生吴仕期惹的祸。当张居正决定杖杀吴仕期以平息事件，龙宗武不忍执行，胡槚又想借此陷害沈懋学以邀宠，被龙宗武坚决顶住，不肯牵连称病居乡的沈懋学：盖是时上方冲圣，而江陵张公用，一切把握，裁核为政。时不能无苦之。遂有为中丞海公疏而假旨以下者，适公（龙宗武）之小吏刻以行，闻于江抚某（胡槚）。某曰：“吉安刘（台）若邹（元标）、若前傅应祯等，皆以言执政危切坐戍。龙其乡人，而龙其小吏家刻，此必龙所为也。”下公捕治此事，而公亦不得已，一为踪迹所从。展转凡四五辈，而始引以为吴生仕期。仕期者，宣城妄男子也，老诸生间。常落魄外走，曰：“我当之长安上书言执政者。”实未尝至都有言也。至是伪疏旨引及，乃始索得其书，词意颇类。以质仕期，仕期语塞。其上江抚，转以闻江陵。江陵手书曰：“此不足起大狱，毙之杖下可耳。”抚以示公，公不忍，而抚亦遂欲以吴生事及其乡人沈公懋学矣。懋学故孝廉时，为宣城令姜公奇方所赏重。公至宣问人士，令以懋学、梅君鼎祚对。公皆厚遇之。而懋学遂为丁丑殿试第一人，受江陵恩遇最深。而当江陵不肯归服父丧时，乃至廷杖言者邹公等，懋学亦以书劝江陵，见忤，移病归里。公益用怜重之。及是，抚欲有以中沈快执政意，而公屹不应曰：“一老措大假上旨，吾尚未忍坚决，乃及贤士大夫乎。听之矣。”会吴生自愤恚绝吭死，公为给六千钱殡视之。公故未尝有加于吴生也，而先是有芜令某者，不善于公。至是声言，丞实绝吴生食，囓败毡死。闻者颇惑之。 “夺情”事件的发展，让汤显祖看清了张居正的专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清楚知道了依附权势的可怕。有权相在上颐指气使，就有佞臣在下，想尽一切方法奉承讨好，甚至罗织罪名，陷害他人以邀宠。假如不是龙宗武仗义顶住压力，沈懋学可能免不了牢狱之灾，不止于郁郁以终了。所以，当张家在庚辰会试期间，由张居正的三儿子张懋修本人与王篆出面，再次笼络汤显祖，他早已想好了应对之道，一而再再而三避不见面，让张家人碰了个软钉子。汤显祖再度拒绝张家笼络的十一年后，张家早已抄家覆败，大儿子张敬修被迫自杀身亡，老二张嗣修自杀未遂，被朝廷褫夺了榜眼的功名，发配到岭南尽头的雷州半岛。一五九一年汤显祖批评时政，攻击首相申时行“柔而多欲”，遭贬徐闻，在当地见到了颠沛流离的张家老二，想起当年张家想要罗致他于门下，不禁感慨万千，给张老三写了封信，《寄江陵张幼君》：“庚辰（1580），公子一再顾我长安邸中，报谒不遇。今虽阔远，念此何能不怅然也。辛卯（1591）中冬，与令兄握语雷阳，风趣殊苦。辄见贵人言之，况也永叹！近得差一上相国墓否？役便附致问私。惟冀公子窅然时，玩长沙秋水篇，代雍门琴可也。”这封信揭露了当年张懋修一再来访，他避不见面的情景，同时也显示了，时过境迁，汤显祖已经不再计较过去的恩恩怨怨，反倒问慰张家的情况，显示了狂狷性格之中蕴藏的忠厚。他与张家二哥在雷阳贬地相遇，同是天涯沦落人，就想到故旧张懋修，同情张家败落之悲惨境遇，探问是否有机会给张居正上坟。这里提到给张居正上坟，隐含了张家遭到抄家覆败之后，朝政曾论张居正有“剖棺戮尸”之罪，幸而免除了执行，否则恐怕连一抔黄土都难以存身。汤显祖深感世事沧桑难料，劝张懋修体会《庄子·秋水》篇的意旨，心胸放宽些，不要去想悲伤的雍门琴曲，看得超脱一些。关于张懋修一五八〇年中状元之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四有“关节状元”条，是怀疑张居正在幕后动了手脚：“今上庚辰科状元张懋修，为首揆江陵公子。人谓乃父手撰策问，因以进呈。后被劾削籍，人皆云然。”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六，引《抡元小录》：万历丁丑（1577），张太岳字嗣修榜眼及第，庚辰（1580）懋修复登鼎元。有无名子揭口占于朝门曰：“状元榜眼姓俱张，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坚不去，六郎还作探花郎。”后俱削籍。故当时语曰：“丁丑无眼，庚辰无头。” 这里讲到张居正的六个儿子，个个都有妥善安排：老大是庚辰进士；老二是丁丑榜眼；老三庚辰状元；老四荫袭了父亲的爵位，不必应考；老五有武职军功；只有六郎还没有身份，有待科举晋身。假如张居正还继续当着他的首相，早晚还有一个探花郎是归张家老六的。这张流传在民间的揭帖，对张居正的专横霸道，充满了讥讽与控诉，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清流的不满，在当时也加深了汤显祖对张居正弄权的厌恶。汤显祖两次拒绝张居正笼络，主要是反映了他独立自主的个性，对当权者显示了自己狷介不移的性格，其间还因夺情事件的扰攘，对官场斗争有了深化的认识过程。汤显祖年轻时也曾热衷科举功名，循着传统读书人一贯的进取之道。扬名声、显父母，为家族增光，是明清社会的天经地义，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家族的期望。丁丑与庚辰两次会试的经历，却如天降冰雹一般，不但打消了汤显祖经世济民的出仕之心，还让他对从政产生了深远的心理创伤，使他从根本上怀疑政权运作的正义性，而采取了消极不合作的态度。因此，张居正死后遭到抄家覆败之际，正是汤显祖考上进士之时，这可能只是毫无关联的巧合，但在汤显祖心中，一定是别有一番难言的滋味。这时新任首辅的张四维与申时行都先后前来拉拢，希望他成为自己的门下，汤显祖则一概拒绝，表明了自己不慕虚荣，也无意混迹于官场的风云变化。他的狂狷性格，最明显的作为就是要求远离中央，到南京去做一个不参与实际政治的闲官。万历十四年（1586），汤显祖三十七岁生日，在南京做官，写了《三十七》一诗，回顾了前半生的经历：童子诸生中，俊气万人一。弱冠精华开，上路风云出。留名佳丽城，希心游侠窟。历落在世事，慷慨趋王术。神州虽大局，数着亦可毕。了此足高谢，别有烟霞质。何悟星岁迟，去此春华疾。陪畿非要津，奉常稍中秩。几时六百石，吾生三十七。壮心若流水，幽意似秋日。兴至期上书，媒劳中阁笔。常恐古人先，乃与今人匹。 他三十七岁写的这首生日诗，回顾半生的经历，似乎是透露了“中年危机”，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有所向往，也显示了无奈的怅望，反映出自己青春已逝的心理困境，有意蓄势待发，做出惊人的一搏。诗一开头说，自己年少时聪明出众，“俊气万人一”；弱冠之年，就已经取得举人的功名，意气风发，充满自信，到处游历。自以为可以经世济民，建立事功，“神州虽大局，数着亦可毕”。功成名就之后，“了此足高谢，别有烟霞质”，不想永远混迹官场，另外还有更值得发挥的精神追求，那才是性命所系的终极目标。通过思想追求与文学创作，探索人生的美好与幸福，发挥聪明才智，为世人“立言”。到了现在三十七岁生日，已经活了将近四十了，四十而不惑，岁月飞逝，青春不再，“去此春华疾”，在陪都南京这样的闲置之处，做个中下级的官僚，何时才能熬到太守的位置？“壮心若流水”，感到雄心壮志如流水逝去，已经到了悲秋时节，总得有点作为。哪一天兴致来了，要上书朝廷，批评时政，让当政者伤伤脑筋。就算不能媲美古人，也至少可以与今人抗衡。从这首生日诗，可以看出汤显祖不甘久困闲职，无所事事，早晚要向腐败的政坛发难。当时他已经开始写以霍小玉故事为题材的《紫箫记》，因为官场的流言蜚语，说他在剧中讽刺朝廷，他不得不封笔，没法完成第一部剧作。他后来接着再写的《紫钗记》，更借着发挥霍小玉故事，在想象世界里批评权臣弄国，揭露官场行径的攀援勾结，抨击时政的龌龊腐败。他在想象世界构筑的情节与思想取态，明显展示了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感触与愤懑。这首生日诗，就暗示了他早早晚晚要上书朝廷，向一群掌权的贪官污吏发难。从三十七岁到四十二岁，他正式上疏发难之前，经常私下发表意见，批评时政，并且发现人心叵测，身边有不少阴险的两面派。或许因为他性格狷介，特立独行，不愿意参与拉帮结派的活动，懒于勉强周旋，就对他恶意诽谤，惹他私下抱怨不已。 [明]汤显祖著 黄仕忠 陈旭耀评注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三十八岁那年（1587），上北京接受京察考核，就听到官场议论纷纷，到处谣传他批评时政，还写戏曲借古讽今。回到他任职的南京后，显祖不禁写了《京察后小述》一诗，大为感慨人心难测，只不过看不惯他的特立独行，就对他有如许的恶意诽谤：“邑子久崖柴，长者亦摇簸。含沙吹几度，鬼弹落一个。大有拊心叹，不浅知音和。参差反舌流，倏忽箕星过。幸免青蝇吊，厌听迁莺贺。”这首诗先说一些年轻人散布谣言批评他，如同狗吠，可是有些长者也跟着胡乱传播，含沙射影，暗箭伤人。显祖明确表态，说自己懒得理会他人议论，依然故我，不会看别人脸色改变自己的态度：“文章好惊俗，曲度自教作。贪看绣夹舞，贯沓花枝卧。对人时欠伸，说事偶涕唾。眠睡忽起笑，宴集常背坐。”自己写惊世文章，做骇人行径，诗酒风流，钟情歌舞。对着看不上眼的人打哈欠，参加宴会也背着人坐，明摆着给人难堪，完全目中无人，一派狂生态度。他曾致书好友王肯堂，抱怨当时名流，不少都是伪君子。自己真心与人谈论天下大事，居然被人故意扭曲，还散播谣言，几乎给自己惹出大祸：“仆不敢自谓圣地中人，亦几乎真者也。南都偶与一二君名人而假者，持平理而论天下大事，其二人裁伺得仆半语，便推衍传说，几为仆大戾。彼假人者，果足与言天下事欤哉！然观今执政之去就，人亦未有以定真假何在也。大势真之得意处少，而假之得意时多。”从他在南京服官的行径来看，汤显祖的确表现得有些狂，可与他之前拒绝权相笼络之“狷”，好有一比。其实狂狷这个东西，在中国儒家思想的人格培养中，对所有的读书人都是很重要的概念。《论语·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孔子告诉我们，狂者进取，会做一番事业，会做出令人侧目的举动；狷者则有所不为，就是守着自己的标准，雷打不动，天掉下来也不为之改变。 [明]汤显祖著 胡士莹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何晏《论语集解》引了汉代经师包咸：“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朱熹《四书集注》：“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 朱熹认为，狂者志气非常高，行为不加掩饰，都表露出来；而狷者知道有些事无法做到，便坚守一些标准，决不退让。这是儒家传统历代对“狂狷”的理解，大家都知道，汤显祖知道，张居正知道，所有读过“四书”的读书人，所有政府的官员都知道，可是说得容易，做起来就难了。按照阳明学说，更是要“知行合一”，这就看出汤显祖的人格修养了。万历十九年（1591），汤显祖四十二岁，终于忍不了朝政的腐朽颓败，借着前一年星变，皇帝批评言官欺下瞒上的时机，上了《论辅臣科臣疏》，批评首相申时行弄权谋私。《明史》卷二百三十《汤显祖传》节录了疏文如下：（万历）十八年，帝以星变严责言官欺蔽，并停俸一年。显祖上言曰：“言官岂尽不肖，盖陛下威福之柄潜为辅臣所窃，故言官向背之情，亦为默移。御史丁此吕首发科场欺蔽，申时行属杨巍劾去之。御史万国钦极论封疆欺蔽，时行讽同官许国远谪之。一言相侵，无不出之于外。于是无耻之徒，但知自结于执政。所得爵禄，直以为执政与之。纵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贵矣。给事中杨文举奉诏理荒政，征贿巨万。抵杭，日宴西湖，鬻狱市荐以渔厚利。辅臣乃及其报命，擢首谏垣。给事中胡汝宁攻击饶伸，不过权门鹰犬，以其私人，猥见任用。夫陛下方责言官欺蔽，而辅臣欺蔽自如。夫今不治，臣谓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禄植善类，今直为私门蔓桃李，是爵禄可惜也。群臣风靡，罔识廉耻，是人才可惜也。辅臣不越例予人富贵，不见为恩，是成宪可惜也。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多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多欲，以群私人，靡然坏之。此圣政可惜也。乞立斥文举、汝宁，诫谕辅臣，省愆悔过。” 从引录的疏文，可见汤显祖的打击面很大，从内阁大学士到都御史，全都没有放过，直指朝廷腐败，被一批贪官污吏把持。读读原疏，更可看到汤显祖傲骨崚嶒，挥动凌厉的笔锋，大有一扫千钧，澄清宇内之势。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指出，他的同乡好友丁此吕与万国钦，都因诤言急谏，批评高官贪黩而遭到打击，贬谪到外地；二是汤显祖上疏皇帝，遣词用字丝毫没有谦卑恭顺之态，反而像老师教训学生一样，直斥朝政混乱，用人不当，必须一概罢免。他批评万历皇帝柄政二十年，用的两个首席大学士张居正与申时行，都是滥权用私的权臣，而杨文举、胡汝宁这种都御史，更是“贿嘱附势，盛作不忠之事，躐窃富贵者”，让人齿冷。他在疏文中批评吏科都给事中杨文举，行文锋芒毕露，畅快淋漓，读来像一篇讨伐奸佞的檄文：杨文举者，非奉诏经理荒政者乎？文举所过辄受大小官吏公私之金无算。夫所过督抚司道郡县，取之足矣，所未经过郡县，亦风厉而取之。郡县官取之足矣，所住驿递及所用给散钱粮庶官，亦戏笑而取之。闻有吴吏检其归装中金花彩币盏盘等物，约可八千余金，折干等礼，约可六千余金，古玩器直可二千余金。而又骑从千人，赏犒无节。所过鸡犬一空。迨至杭州，酣湎无度，朝夕西湖上，其乐忘归，初不记忆经理荒政是何职名也。夫前所贿赂宴费数万余金者，岂诸臣取诸其家蓄而与之哉？正是刻掠饥民之膏余，攒那赈帑之派数，以相支持过送，买其无唇舌耳已。而广卖荐举，多寡相称，每荐可五十金。不知约得几千金？至于暮夜为人鬻狱，如减凌玄应军之类，又不知几千金。 汤显祖批评杨文举贪赃枉法，卖官鬻爵，甚至接受贿赂为人减免刑责，胆大包天到了极点。他不禁就问，朝廷内阁中的三位大学士，申时行与王锡爵是苏州人、许国是徽州人，而这两处地方人士都知道杨文举的贪渎劣迹，难道大学士不知道吗？这不是奇怪的事吗？不仅如此，杨文举赈灾回来还报虚功，升任吏部最高的都御史职位，这是怎么回事？所以，可以推知，杨文举贪污的赃款，必然有其用途，大学士们恐怕也难逃干系。京城官场都知道，“皇上德意，亲发内帑金钱赈救生灵之死，而文举乃敢贪赃宴乐，扰害饥民，买官自擅”，背后是有内阁这把大保护伞的。汤显祖恨透了杨文举这类贪官，骂得淋漓痛快，接着说，这个贪官到了下一年度还会主持政府的全国核计，必定贪贿横行，到时家里堆满金银财宝，满坑满谷，多到没有地方可放：“峨然六科之长，明年大计天下吏，臣恐文举家无地着金也！”仔细对照汤显祖上疏的原文与《明史》的节录，可以想象汤显祖执笔的真实情景，他难以遏止憎恶之心，狂兴大发，飞扬跋扈，好像杨文举就在眼前，被他指着鼻子痛骂，而杨文举背后的保护伞，也被一阵狂飙吹得七零八落。《万历野获编》有“吏垣都谏被弹”一节：“杨文举，以差赈江南功，方复命，升吏科都给事中。甫命下，亦为南京礼部主事汤显祖等所劾，请病去。癸巳大计，以不谨斥，则世所指八狗三羊中之一人也。一时吏科之见轻如此。”骂完了杨文举，再骂礼科都给事中胡汝宁：“除参主事饶伸外，一蛤蟆给事而已。不知汝宁何以还故乡也？”他骂胡汝宁是个素餐尸位的昏官，除了参劾过批评政府的饶伸，什么事也没干过，这一辈子的伟大成就，就是当个“蛤蟆给事”，留给后世笑骂。关于“蛤蟆给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有“蛤蟆给事”一段：先人门士汤义仍（显祖），论政府而及给事胡似山（汝宁），曰：除参论饶伸之外，不过一蝦（按：蝦同蛤）蟆给事而已。饶号豫章，为比部郎，曾抗疏诋太仓，而胡以言官纠之。会亢旱祷雨禁屠宰，胡上章请禁捕鼃，可以感召上苍。故汤有此语。余后叩汤曰：公疏固佳，其如此言谑近于虐。汤笑曰：吾亦欲为此君图不朽，与南宋鹅鸭谏议属对亲切耳。三君俱江西人，而胡与饶更同郡。 沈德符父沈自邠，万历五年（1577）丁丑科进士，也就是汤显祖第一次拒绝张居正而落第那一科，曾参与编修《大明会典》。因为父执的关系，沈德符亲自问过汤显祖，称赞这篇疏文的确写得好，但是如此戏骂胡汝宁，未免谑近于虐。汤显祖的反应非常有趣，说正是要给他留个不朽之名，好跟南宋时的“鹅鸭谏议”成双作对，名垂青史。汤显祖在正式上疏朝廷的奏章中，寓严厉的历史评价于嬉笑怒骂，可以看到他傲慢不群的性格，完全不把政府的衮衮诸公放在眼里，就像叱骂一群沐猴而冠的贪黩昏官。他提到的“鹅鸭谏议”典故，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记南宋掌故，有这么一条：“宋绍兴乙卯（1135），以旱祷雨。谏议大夫赵霈上言：‘自来祈祷断屠，止禁猪羊，今后并请禁鹅鸭。’时胡致堂在两掖见之，笑曰：‘可谓鹅鸭谏议矣。’”在后来冯梦龙编《古今谭概·迂腐部第一》中，也记有“鸭鹅谏议”一条，并且引述了汤显祖的“属对”：高宗朝，黄门建言：“近来禁屠，止禁猪羊，圣德好生，宜并禁鹅鸭。”适报金虏南侵，贼中有“龙虎大王”者，甚勇。胡侍郎云：“不足虑，此有‘鹅鸭谏议’足以当之。”冯(梦龙)评：我朝亦有号“蛤蟆给事”者，大类此。 汤显祖上疏，批评得凌厉万分，造成了官场大地震，申时行辞官以表心迹，更多人上书辩解，攻击汤显祖此举是私怨泄愤。最后皇帝为了摆平政局，下令：“汤显祖以南部为散局，不遂己志，敢假借国事攻击元辅。本当重究，姑从轻处了。”贬谪了汤显祖，降为“徐闻县典史添注”，也就是赶去天涯海角，不给任何工作职务，也从此杜绝了显祖的升迁之道。福之祸所倚，祸之福所依，汤显祖这一趟雷州半岛贬谪之行，前后经历不到一年，却让他翻越梅关，进入岭南海陬，甚至像苏东坡一样，远赴雷州与海南。这番深入瘴疠之地的远行，让他亲历岭南风光，那是汤显祖从未接触过的异乡情调，提供了他撰写《牡丹亭》岭南场景的背景知识。他笔下的男主角柳梦梅就是岭南人士，在广州生活成长的，而女主角杜丽娘则生长在梅关旁边的南安府衙。汤显祖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与他自己的人生历验及生命思考是息息相关的。他的戏剧作品，呈现了不同角色的世间处境，同时揭示不同人物的自我选择，反映了人物性格、自主意志与生命意义的关系，也间接反映了他自己的理念，一生坚持自我的价值与意义。汤显祖在官场上的坎坷，与他本人的性格狷介有关，更与他性格中永葆艺术想象的天真有关。为了维护自身秉性的纯净，他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来抗拒俗世的污秽。在他的作品中，权相是批评的主要对象，官场是污浊不堪的场地，这在《南柯记》与《邯郸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至情”人物，坚守爱情与理想的角色，则是汤显祖歌颂的对象，这在《紫钗记》霍小玉身上已经可以看到，在《牡丹亭》中，更是为后世塑造了杜丽娘这一千古不朽的美丽形象。 对于人生的狂狷行径，以及对狂狷概念的理解，究竟与文学创作有什么关系，汤显祖在《揽秀楼文选序》中，说得相当清楚，甚至联系到了江西是阳明学的重镇，讲儒家之学，就应该理解狂狷之道，而做文章，也要从中得其真意：夫豫章多美才。江湖之滨，无不猥大。常然矣。顾其中有负万乘之器，而连卷离奇；有备百物之宜，而烂熳历落。总之，各效其品之所异，无失于法之所同耳已。况吾江以西固名理地也，故真有才者，原理以定常，适法以尽变。常不定，不可以定品；变不尽，不可以尽才。才不可强而致也，品不可功力而求。子言之，吾思中行而不可得，则必狂狷者矣。语之于文，狷者精约俨厉，好正务洁。持斤捉引，不失绳墨。士则雅焉。然予所喜，乃多进取者。其为文类高广而明秀，疏夷而苍渊。在圣门则曾点之空䆡，子张之辉光。于天人之际，性命之微，莫不有所窥也。因以裁其狂斐之致，无诡于型，无羡于幅，峨峨然，沨沨然。证于方内，未知其何如。妄意才品所具若兹，于先正所为同耳求独而致者，或不至远甚。（《汤显祖集全编》，页1531） 汤显祖虽然谈的是文章之道的“法”，但关键还是在个人的“品”。不同的人，有各异的才具，遵循基本的法度之后，就得发挥个人独特的品质。他特别提到江西是理学兴盛之地，有认真探索思想的环境，对“常”与“变”的关系应该有一种辩证的理解。真正有才之人，在掌握真理的常态之后，必须顺着自己的才具与品格来“尽变”，如此才能尽其才。“才”与“品”是生而具有的，并非后天努力可以达到，引申而言，就是人品的好坏，不由学问或地位的高低决定，是存于自我本体，由自我良知意识做出选择的。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他引述《论语·子路》孔子的话，强调写文章的道理，就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而他则是偏爱进取狂斐一类，因为“其为文类高广而明秀，疏夷而苍渊”。道德修养与文章狂斐，在汤显祖看来，是一致的。因为政治太浑浊，牵扯太多阴谋诡计，太多压迫残害，难以成就清白的功业。以汤显祖亲历的挫折，以及他对官场贪黩倾轧的深刻观察，在政治领域不可能“得中行而与之”，只好采取狂狷之途径，退隐修德，在文章领域发挥狂斐，为创造想象中的理想世界而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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