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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道教外丹术（炼丹术）最为兴盛的历史时期。 这一方面是由于李唐皇室尊崇道教，很多帝王迷信所谓的服饵仙术，支持道士们的炼丹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外丹术的繁荣； 另一方面，经过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外丹术无论从理论到实践都逐渐走向成熟，终于在唐代达到了鼎盛。 有唐一代，从涌现的著名炼丹术士之众，保存下来的炼丹经诀典籍之多，到炼丹术具体内容之丰富，产生的社会影响之大，都是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 像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之一黑火药，就是在唐代金丹家的“伏火”实验中孕育出来的。 然而，事物的发展往往是盛极而衰。 外丹术在唐代蔚为时尚，从李唐皇室到王公大臣乃至社会名流，纷纷热衷于飞丹合药，服饵养生，幻想着羽化登仙，长生不死； 与此同时，由于炼丹常用的铅、汞等物质，本身就是剧毒，“欲求长生，反致速死”的惨痛后果，最终引发了人们的批判和反思。 唐代帝王因服食金丹中毒而死的数量，为历代之冠—— 被视为“千古明君”的唐太宗李世民，据史载，就是因为服食了天竺方士耶罗迩婆娑的长生药，罹暴疾而毙命； 唐高宗李治笃信长生之术，有说法认为也是因服食丹药，急性中毒而死； 中唐时期的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皆热衷于金丹服饵，其中唐宪宗因丹毒发作，暴怒失常，宦官陈弘志等人害怕无罪被杀，竟把他干掉了； 晚唐以唐武宗、唐宣宗最好服饵，两人皆因服食丹药中毒身亡。 皇帝好这一口，王公大臣、达官显贵自然群起仿效，趋之若鹜。死的也更多！ 像大文豪韩愈在一篇墓志铭中，提到他亲睹目见、因服饵中毒致死的官员，就有七位之多：工部尚书归登、殿中御史李虚中、刑部尚书李逊、逊弟刑部侍郎建、襄阳节度使工部尚书孟简、东川节度御史大夫卢坦、金吾将军李道古。 其中工部尚书归登中毒之惨状：唾血十数年，发病时如有“烧铁杖”从头顶直贯其下，“摧而为火，射窍节以出”，狂痛号呼，乞求速死，令人惊心！ 而韩愈的这篇墓志铭，正是写给因服丹中毒而死的“故太学博士”李于（一作李干）的（《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 作为一种全国性的风尚，在唐代，深受丹毒之害的人还有很多。 例如，唐代文人学士大多浸染服饵风尚。像“初唐四杰”中的王勃、卢照邻，“诗仙”李白，大诗人白居易等，都曾经或一生热衷此道。不过，白居易似乎只是炼过丹，自己并不服食，他在《思旧》一诗中说：
可见文人学士深受丹药之害的也不少！ 大量的惨痛案例，引起了社会对道教外丹术的批判，进而引发了道教内部的反思。反思的结果，抑止了道教修炼在“外求”金丹大药方向上的努力，转而把重心放在了人体内部“精、气、神”的“内炼”上，内丹学开始兴旺。 道教外丹术最辉煌的历史，也一去不复返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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