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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良先生琐忆 王小甫 我是1978年秋季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读本科的。我们那一级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次全国统考入学的学生，学历水平参差不齐，知识程度相差较大。我是所谓“老三届”里的最低一届即初68届，其实只上过一年初中，所以“混”入大学以后真正感到求知若渴。那时候“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是历史系的两门基础课，新生一进大学就开始上，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三个专业都在一起上课。我在课上听老师提到什么重要参考书，下课以后就赶紧到图书馆里去借出来看。我第一次见到周一良先生就是在学校图书馆里。
那天我从图书馆南门进去，一上二楼就见前面有一位白发老人，他步履快捷不失稳健，每到一个阅览室门口都要停下来侧身朝里面探望一阵。这样我很快就赶到了老人的前面，于是不禁回头去看他，顿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平头短发精白，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典型的鹤发童颜！老人每看到阅览室里坐满了发愤读书的学生，脸上就露出欣喜满意的笑容。见此容貌神情，我猜想老人一定是一位学术大师。
正好我们都走到二楼中央的出纳台借书，在他填借书条的时候我特意看他的签名——周一良，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编通史”的主编（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同学们都简称为“周编通史”）！换了现在，我一定会马上请周先生给签个名，像粉丝们经常做的那样。可惜当时我有那个心还没那个胆，只有呆呆地站在那儿，直到看着周先生的背影渐渐离去，心里涌动着一股暖流，感到能在这样的学术权威身边学习真是幸福极了！ 八十年代的北大图书馆里 后来我知道，周先生不仅是我国的世界史学术权威，也是中国史的学术权威，是学术界所谓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大名旦”之一（另外三位是武汉大学的唐长孺、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何兹全）。当时我从图书馆借读了周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那时还只有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的那一版，我特别喜欢那一版正文中小字夹注的格式，感觉文字内容厚重，学术感特别强。这本书后来由北大出版社再版，改了版式用页下注。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向周先生请教时谈到我更喜欢旧版，周先生温和地笑了（熟悉的人肯定都知道，周先生的笑容非常有特点，我想那应该就是中国传统所谓的儒雅敦厚），说出版社认为那样不便读者阅读。
我通读了中华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后来的北大版在篇目上好像有些小的不同），这对我本科毕业论文写作有相当大的影响。我本科毕业论文是在祝总斌老师指导下撰写的，祝老师的治学领域和周先生一样都是魏晋南北朝史，只是他当时还是一个中年学者。我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试论北齐之亡》，很多地方都参考了周先生论集中的文章如《论宇文周之种族》、《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等，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如关于“北人”定义、关于崔浩与汉化的关系等则直接引用了周先生的说法。 1984年我从新疆考回母校跟张广达老师读研究生，入学时，导师带我逐一拜见了邓广铭、周一良、田余庆等先生。周先生、田先生那时候好像都是系领导，所以见他们是在系里他们各自的办公室；拜见邓先生则是到他家里。这样跟先生们就比较熟悉了，请益起来也就方便多了。后来周先生只要有书出版，我去请教的时候他多半就会赐我一本，有时还题上“小甫同志指正 周一良”的字样，令我极为感动并受到极大的鞭策。
这些书现在还都摆在我案头的书架上，除了北大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外，还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中日文化关系史论》、《周一良学术文化随笔》、译作《折焚柴记》等。当然，周先生惠赐其著作中最大部头的要数五卷本的《周一良集》，我想应该是周先生一生学术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吧。 周先生的这些著作大多数我都读过，我觉得其中很多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周先生的治学特点和方法。有一篇《日本推理小说与清朝考据之学——一种文化比较》我特别喜欢，其中主要讨论了考据学的方法和评价。关于史学研究中的考据方法，常常被人简单归结为史料证据。周先生在这篇文章里却强调指出了考据方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逻辑推理。周先生明确揭示：“胡适的有名的八个大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实际也是梁（启超）氏六个步骤的进一步浓缩概括，精神是一致的。” 这里所谓“六个步骤”就是周先生在前文中提到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概括的清儒治学方法：第一曰注意，第二曰虚己，第三曰立说，第四曰搜证，第五曰断案，第六曰推论。这种研究方法又被称作“科学的考证”法。
胡适先生所撰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和傅斯年先生所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所提倡的其实就是这种研究方法。周先生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治学尤其是其盛年研究“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及晚年研究“心史”（借用余英时先生的说法）主要方法也与此精神是一致的，如“宇文泰之新途径今姑假名之‘关中本位政策’”、“此（柳如是的姓名）问题殊不易解决，故不得不先作一假设”之类。当年我考回母校北大作研究生，导师张广达先生就推荐我读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张老师说，如果觉得梁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分量大，可以读他的《清代学术概论》。结果我把两本书全读了。 我认为，北京大学的历史学科继承传袭的就是中国史学的这一传统。所以，我多次在不同的课程中向学生介绍周先生的这篇文章，推荐同学们去读周先生的文章和梁启超先生的《清代学术概论》。 周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还说：“如果把考据之学看成与推理小说异曲同工，对象不同而发生同样的作用，能满足知识分子智力活动的要求，那么，不仅为考据之学的盛行加上了一条原因，而且为它今后的存在与发展也增加上一条依据了。”我觉得周先生的说法很有道理，并且认为从中可以读到他诚挚的心声。大概这也是这篇文章先是收入了《中日文化关系史论》，后来又被收入《周一良学术文化随笔》的原因吧。
周先生还送过我其他一些书，主要是那一年先生从燕东园搬家到朗润园时得到的。因为要搬家，周先生清理了好些一时用不着的和有副本的图书，其中有一些日文学术著作直接赠给了北大中古史中心图书馆，其他的则通知我们这些在中心工作的后学去选取。记得书都放在一楼门厅、客厅的书架上以及上二楼的楼梯边，任我们随意挑选。 我这次得了不少书，主要都是挑那些自己喜爱而又没有的学术著作。比如中华书局出的《陈垣学术论文集》我原有第二集（1982年版），第一集因为出得早两年而没能赶上买，这次蒙周先生赠送得到了。 这本书的封面上有周先生亲笔写的“毕竟是书生所读书 一九八〇年十月”字样，扉页上还有两段报章文字摘抄：“白寿彝 要继承这份遗产 人民日报80/12/30”，“发扬破除迷信、追求新知的研究精神 悼念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 人民日报81/2/19”，显示出周先生在读这本书时所进行的思考。 周先生读书有在原书上做题记和批注的习惯，我这次得到的贺剑城译朝鲜科学院历史所编《朝鲜通史》上卷（三联书店，1962年）里就有多处用钢笔、圆珠笔和红色铅笔写的眉批和边注，很多地方都有阅读时作为重点的不同颜色的下划线。那些年我正在转向研究中古中国与东北诸族的关系，却苦于难以获取朝鲜方面的学术信息，得到这本《朝鲜通史》真是喜出望外。
周先生在书上的批注不仅有助于我阅读理解该书内容，同时对我在研究中找准视角、把握重点也有启发作用。例如该书29页写道：“为反对隋的侵略行动，598年（高句丽婴阳王九年）有包括靺鞨族部队的一万余名高句丽骑兵进攻辽西，给敌人以重大打击。” 在这一句旁边，周先生用红铅笔打了一个问号并批道：“高句丽先侵入辽西，如此提法未免太不公平。”周先生的批语揭示了被人们忽视的重要史实，这一史实的认定影响到对隋朝与高句丽关系演进的认识及关系性质的判断。 受此启发，我撰写了《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以高宝宁据营州为中心》一文，文中本来引述了周先生的这段批语，有编者以“未正式发表”为由将其删去了。今天回想起来，可以看出，即使是在上世纪60年代前期，面对中朝关系这样敏感的问题，周先生仍然秉持学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无论如何，这应该是周先生成为受人景仰的学术大师的最重要原因。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参加了同行们发起的简体横排“二十六史”的工作，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进行标点，我在工作中对此前已有的正史点校情况产生了一些疑问。我记得以前听邓广铭先生讲到过《资治通鉴》标点和审校的问题，想到读《通鉴》时好些卷后都印着周一良先生也是点校者之一，于是找了机会专门向周先生请教标点《新唐书》中发现的问题。承蒙周先生细心指教，一一开示，我后来就把有心得的一些标点情况写成了《〈新唐书〉点校疑误举例一文》，经主编祝总斌老师遴选收入了《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其实，我1989年博士毕业留校工作，随即遇上了当时社会上的下海经商大潮，作为初入道的年轻教员要坚持专业工作和学术研究异常困难，不得不向老一代学者寻求理解、支持和帮助。周先生和邓广铭、季羡林等我们学校的前辈学者尽管自己也有困难，仍然积极奖掖后进，对我的求助有求必应。 记得当时我和同行们一起编了一部《二十六史大辞典》，出版的时候其实还不太完善（例如作为辞典却只有词条目录没附索引），但是出版方还是想开一个发布会以扩大影响，编委会商量分头邀请历史学界前辈签名并出席发布会。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广铭、周一良、田余庆、许大龄先生还有余大钧老师都是我们这部辞典学术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他们都为新出的这部书签了名。发布会在北师大历史系开，开会那天我带了一辆面包车接送北大的先生们，邓先生、周先生都在前排就坐并作了简短发言，大意是肯定我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是史学工作的一种新尝试。 我印象中周先生那天精神很好，在会场坐下以后又起身招手跟坐在后排的师大历史系何兹全先生打招呼；返校的时候在车上还几次向我询问与会其他几位学者的情况。后来因为申请研究经费和联系出国进修，我又多次请周先生写过推荐。大概是最后一次写推荐吧，那时候周先生已经搬到朗润园12号楼住了，我拿着打印出来的英文推荐信去请他签字。周先生接过信后让我在厅里等一会儿，他把信拿到里屋去签了字出来交给我。后来我听说周先生因病手不听使唤，只能架住胳臂才能签字，就再不敢去麻烦先生了。 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香港学者牟润孙来北大开讲座，中间休息时跟周先生聊天说：您的一个扇面现在在香港卖七千港币。周先生微微一笑，没有回话。 我喜欢学外语，听说周先生当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给美国军队教日语，我真是佩服极了。听同学说有一次周先生主持学术讨论会，对哪国发言人就用哪国语言和他讨论，在场的一位留学生极为惊讶，问同学：“他是谁？”回答说：“周一良”，该留学生立刻脱口而出：“啊，周一良，世界史权威！”
有一次周先生在临湖轩接待日本隋唐史和敦煌学专家池田温，我们都去听讲。池田温坚持要用汉语讲话，但他的发音实在很难让人听清，因而有人劝他就用日语讲，并说有周先生在场，沟通不成问题。我听到池田温先生磕磕巴巴地自我解嘲说：“我的汉语实在是不好。周一良先生的日语讲的比日本人还好！”我看到周先生也就是温文尔雅地一笑，轻轻地说了一声“哪里”。 周先生讲话声音浑厚，底气很足。可惜我生也晚，没有听过先生太多的讲课，想得起来的就是有几次讲座。1992年系里为周先生八十华诞开庆寿会，那次周先生骑自行车摔伤了，讲话的时候胳臂上还缠着绷带，记得当时他就引了那句老话：“人生有四不足恃：春寒、秋暖、老健、君宠。”同学们都会心地笑了。 今年是周先生百岁冥诞，就把这些拉拉杂杂的回忆写出来，寄托晚辈后学对他老人家的无尽思念。
作者原注：本文完稿于2012年12月20日，系为纪念周一良先生百年冥诞而作。原拟收入张世林主编《想念周一良》一书，然该书因故未能出版。现发表于《北大史学》，谨以寄托对周先生的思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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