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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周一良批注文献系列”正在筹划编辑，其中《周一良批校<世说新语>》前六卷将于近期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这是中国古史学界甚所期盼的事。一良先生作为中古史学先行者之一的贡献，时时在同人追思之中。先生尚有许多散在述作，内容广博精湛，尚不尽为人所知。感谢先生哲嗣启锐先生从藏书中细心整理，祝总斌教授辨识校录标点，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总揽编印，使这些散在述作得免遗珠之憾。启锐先生索序于我，我多年在学术上受先生之惠，义不容辞。只是后学对于师辈著述，作序有所不敢，所以勉为刍言，聊表自己以及北大历史系后学诸人的共同心意。 学界都知道，一良先生出自名门世族，家教严格规整，家学渊源深厚。先生受学于家塾之中，长年熏陶于文史之学。他天资高而又勤奋，启蒙阶段就走上传统读书轨道。先生九岁那年，其尊人叔弢先生手写《一良日课》，塾师基本上按此课表施教。 读生书 礼记 左传 温熟书 孝经 诗经 论语 孟子 讲书 仪礼 每星期二次 看书 资治通鉴 每星期二四六点十页 朱子小学 每星期一三五点五页 同用红笔点句读，如有不懂处可问先生 写字 汉碑额十字 每日写 说文五十字 每星期一三五须请先生略为讲音训 黄庭经 每星期二四六先用油纸景写二月 先生年岁略长，读书渐博，一般是细心校读，凡是文字、训诂、音韵、校勘，都要兼及，和今天流行的“短平快”的读书法大为不同。这就是古人严格的“小学”训练。周先生晚年在纪念陈寅恪先生的《说宛》一文中说：“读书必先识字，遗训秉诸先生。”在我看来，如果周先生没有上述那种童子功打下坚实基础，是无法获得寅老真传的。 在塾学中，周先生所奉之师都是新式的专精之士，甚至是全国驰名的大学问家。他素所染习的并不囿于乾嘉旧学，而包括现代化的新学。他自幼就习读多种外语，以日语、英语为主，逐步达到精通地步。我看他是有意把外语纳入像传统汉语文字的“小学”那样来勤学苦练，而且都很成功。后来他转轨到正规大学，经过几年史学培养以后，进入纯熟广博境地，并且脱颖而出，发表为学界瞩目的古史论文，成为时人称羡的青年史家。 现在出版的经一良先生批校的《世说新语》，在中国人文学术典籍中是一部极耐玩味的书，一部难读懂的书，也是一部富于智慧而有趣味的书。先生的校语，是表现其学术功底的一种很好的标本，据统计，批注涉及的各类典籍达百种之多。所校之处，推敲文字，比类异同，精到之处迭见。先生曾谦称他的校文札记一类的工作只起加瓦添砖的作用，未能构筑巍峨大厦，但论者则誉之为“微雕精品”、“高端材料工程”，与今天随处可见的外观巍峨的高楼未必有什么可比性。 先生对日本古今学者研习汉籍的成果非常熟悉，对《世说》中诸多语句的日文译法常加探讨，与中文今译对参。上世纪八十年代，先生还曾校读美国学者马瑞志（Richard B.Mather）的《世说》英文译本，多所探讨，与人合写商兑诸文。周先生研究中国古典之学所独具的中西合璧的“小学”功底，实在使人佩服。记得上世纪四十年代杨联陞先生曾说，同辈学人中最有能力继承陈寅恪先生衣钵的，是一良先生，至少一良先生的梵文功力是别人难于具备的。这又比日文和欧洲文字更为广博了。胡适、傅斯年、赵元任等先生当时对一良先生的学问也都有过同样的赞誉和期许。 可惜的是，周先生最擅长的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工作，到五十年代完全停顿了，他奉命改行，所以他的《世说》批校，其铅笔笔记的续作，到七八十年代才出现，其时已是改革开放时期，距墨笔笔记已有三四十年之久了，三四十年的荒芜，对一良先生损失太大，对北大中国古史研究的传承和发展损失也是太大。1985年后，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和几本论文集陆续出版，研究生招生恢复，元气才逐渐复振。但已逝时光毕竟追不回来，一良先生已垂垂老矣。 回忆1994年唐长孺先生在病重的时候，一良先生适有去国之行。行前他曾与我商酌预为唐先生准备挽联，并建议需用时与我联名发出。我理解周先生的用意是既表示他自己的哀悼之情，又表示北大历史系后学同人对唐先生学问的敬重。周先生所拟，上联是“论魏晋隋唐，义宁而后，我公当仁居祭酒”，下联写我们抆泪祭奠情意。我表示赞同，长孺先生辞世后此联即由我从北京发出，据说当时颇受关注。事过数年，一良先生逝世后，我读到美国史学家汪荣祖先生的悼念文章，他说：“以今观之，陈门（指陈寅老）诸公之中也只有他（指一良先生）最有潜力继承义宁衣钵。他的两本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以及札记，绝非仅仅为乾嘉作殿军，实可与唐长孺先生并称为义宁之后的祭酒。”汪荣祖先生眼下居台湾中正大学教职，他原来与唐、周二公均有交谊。他的上述评议我认为是正确的。唐先生自认为寅老的私淑弟子，周先生及门于寅老。二先生于中古之学各有所擅，各有风格和特点。称周、唐为义宁之后的祭酒，正可谓双峰并举，蔚为大观。 值此一良先生辞世十周年之际，先生校批诸书将陆续影印出版，后学诸生睹物思人，深盼古史学界林茂多材，薪传有继。勉为此作，以申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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