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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良先生
从先生去世以后，我也读到不少纪念文字，先生的道德、文章，已经有一些总结和表彰，我也撰写了《才高四海，学贯八书——周一良先生与敦煌学》，从学术史的角度，全面叙述了先生在敦煌学方面的贡献。然而，我觉得先生作为一个学者和书生，他和书的许多故事值得记述，而作为并非他的入门弟子的我，之所以能够在二十年来亲炙先生之训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书。我想以'周先生与书'为题，来纪念这位'书生'。
先谈谈读书。
记得是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大概在一九七九年下半或一九八零年上半年，我和卢向前兄一起到燕东园拜访先生。因为我们不知道先生的'洋习惯'--要事先打电话，而且这段时间来找他请教的人不多，所以先生开门后有些吃惊的样子，我俩也有些紧张，但气氛很快就平缓下来，谈起我们热衷的敦煌文书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会客室里的书，有线装的，有日语的，有英文的，角落里一个书架上是一些新书，大概是新收到的--这里是我以后每到周府最为关注的一角。
当时，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刚刚成立，而北大图书馆也正好购进英图、法图、北图三大馆藏的敦煌写本缩微胶卷，还有从图书馆调集的三百多本敦煌学的书籍，都集中在图书馆二楼的一间小房子里，我负责掌管这间研究室的钥匙，各位先生来看胶卷时，我要帮他们准备。当时有不少机会接触周先生，时而谈起一些新出版的书，我发现一本书出版不久，先生就已经读过了，而且可以讲述。当时刚刚步入学术门槛的我，对先生的学养和记性，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微缩胶卷
先生解放前就以魏晋南北朝史名家，并曾留学哈佛，学习梵文，所以兼治佛教史和敦煌学。解放后除了上述领域更为深入外，对中外关系史和日本史也多有贡献。晚年写自传、回忆录和各类杂文，对清末以来的学术史有不少真知灼见。由于有这样的学术背景，先生除了精读基本史籍外，对新材料十分关注。一九八四年九月，我有机会到欧洲访学，行前向先生报告，打算借此机会，调查收集流散于欧洲的中国西北出土文献资料。当我说到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收藏的Mannerheim Collection有一批没有公布的吐鲁番写本时，他说：'你要是把芬兰的东西弄回来（胶卷、照片），也就不虚此行了。'可惜的是，由于日本学者先行一步，把所有写本拍摄成照片，带回日本。所以，我虽然有欧洲著名汉学家许理和（E.Zurcher）教授的举荐，馆方仍以写本保存状况不佳为由，婉言拒绝。先生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直到今天，Mannerheim Collection仍是我的一个未了情结。
对于中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先生也十分关注。八十年代末，我还见到他在北大图书馆外文期刊室翻阅西文和日文新刊。这个阅览室在图书馆的四楼，没有电梯，对于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要自己爬上去，实在是可敬可佩。他曾给我们上过一学期'魏晋南北朝史专题课'，分专题讲研究动态，他所评述的海内外学人研究成果，有专著，有论文，有书评，还有刚刚答辩的博士或硕士论文，使我们不仅知道相关课题的研究进展，而且了解到学人研究的深浅。
先生出身世家，曾祖是清末的大员，父亲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其家族数代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因此十分熟悉清末以来的许多掌故。先生晚年因患帕金森症，行动不便，92年右腕骨折，无法执笔，但不废读书。他以惊人的毅力，读完了几部大部头的日记，据我所知，有《忘山庐日记》、《王文韶日记》、《郑孝胥日记》、《吴宓日记》，当然我不知道的可能还有不少。90年代以来，因为我做一点敦煌学学术史的研究，也喜欢听清末民初的掌故，所以每次到周家，常常和先生谈起相关的一些话题，也把一些新书信息告诉他。他撰写过文章的《郑孝胥日记》五册，就是我代他买的。后来我告诉他叶昌炽的《缘都庐日记》影印本出版，线装六函，1200元，他马上命令我去代他买一套。可惜的是，大概因为这部书部头太大，而且未经整理，阅读不便，所以没有见到先生的有关文字。
先生知道我的兴趣，不仅时时当面解决我提出的问题，而且把自己读书时看到的一些重要材料抄示给我。记得一九九一年我从日本回来，写了一篇调查静嘉堂文库所藏吐鲁番出土写经的文章，提交给一九九二年在房山召开的敦煌学研讨会。这组过去不为人知的写经残片，都已经装裱成册，每函封面上均有'素文珍藏'的题识。素文其人，被有的日本学者误认为是Sven Hedin（斯文赫定）的缩写，我从一些敦煌写本的收藏题跋和罗福颐《敦煌石室稽古录》中得知，素文名玉书，因清末监理新疆财政，所以得到不少出土写经。我把会议论文送给周先生不久，周先生抄示蒋芷侪《都门识小录》（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中一条重要的梁素文史料，解决了我的疑惑。后来，我把这段史料转录到拙著《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中。先生涉猎范围之广，读书之细，于此可见一斑。
再谈谈送书。
先生出身藏书之家，父亲叔弢翁是北方著名藏书家，这对周先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自传中曾说：'我在为人处世、出处大节上固然受父亲影响，而他爱书的癖好也深深熏染了我。'弢翁曾在一九五二年把毕生所聚七百一十五部善本书全部捐给国家，入藏北京图书馆。周先生也随之把自己珍藏的弢翁所赠赵城金藏本《法显传》捐献给北图。我在和先生的接触中感到，先生治学，不太讲究珍本秘籍，而以从习见之书中发现问题，即所谓'读书得间'取胜。但是，他对于北图收藏的那些原来属于周家的善本书，一直是十分关怀的，他曾向我问起过善本部都有哪些人，从哪毕业的等情况，他当然是希望有像冀淑英先生那样的版本目录学专家来看护着它们。我曾有幸陪同饶宗颐先生，看过经任继愈馆长特批而从'战备库'拿出来的弢翁旧藏宋本《文选》，饶公爱不释手，连连说好。我们不难想象，作为弢翁后人，先生对这批书的珍爱。
先生在自传中又说：'他（弢翁）对于我的鼓励，也往往采取给与书籍的方式。'其实，先生对于自己的晚辈学生的鼓励，也采取同样的方式。他曾送给过我许多书，有他自己的著作，如《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日文化关系史论》、《周一良集》、《毕竟是书生》、《郊叟曝言》等；也有关于弢翁的书，如《周叔弢传》、《弢翁藏书年谱》等；还有他编的《杨联陞论文集》，他和夫人合译的《日本》等书；但最值得纪念的是他有三次特意要送我的书。
一次是一九九五年七月初，我因为向先生汇报《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的编辑情况到他家，他告我因为要从燕东园搬到朗润园，地方不够大，所以除了自己要用的外，想把日文书、中文平装书处理掉，他的意思是想把这些书送给中古史中心和历史系的年轻人。我当时建议他，日文书最好给中心的图书馆，因为这些书一般没有副本，给了某人后别人不易见到，而放在图书馆里则什么人都可以利用，周先生表示同意。大约十天后，他把我叫去，送给我一套特别选出来的冯承钧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集》和一套《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后者那时还没有重印，是他一本本凑齐的，我捧着这些书，感到沉甸甸的。实际上，好书还不止这些，他让我在过道中的三个书架上，随便选取他已经检出的平装本书。这些书虽然没有什么珍本秘籍，主要是解放后出版的，但许多是我所缺少的，而且有些上面有先生珍贵的眉批。我当时本着一个原则，即我已有的就不能再拿，可是有一本书实在不肯放手，就是《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因为上面有比较多的先生批语。大概是受父亲的影响，先生买到或收到一本书时，常常在封面上题'一良某年某月买于何处'或'某年某月何人见赠'，而很少用印。他看书时，有时写眉批，文字十分简练。读完后，有时在书的封面或前面几页空白处，写一段题记，文字稍长。我当时选取了四十多本书。这四十多本书虽然批语和题记不多，但仍然是寒斋最值得珍视的藏书。以后，他每清出一批书，就让一位年轻人去选，同时也都特意准备一套相关的书相赠。赵和平学长获得一本向达《中外交通小史》，他知道我的兴趣，所以转赠给我，加之先生早先所赠《中外文化交流史》，更增添了先生送我中外关系史图书的分量。
▲《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
第二次是同年10月，我去先生家拿借给他的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会议的论文，因为我八、九月份分别去了新疆和香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看先生。我向他汇报完新疆吐鲁番、库车以及香港的见闻后，他郑重地递给我一本纸色发黄的旧书，我一看，是Stanislas Julien的Methode pour dechiffrer et transcrire les noms sanscrits qui se rencontrent dans les livres chinois，一八六一年巴黎出版，封面上的空白不多，左边是先生买书时所书'一良从伦敦买到'，右边是最近题写：'此书不足道，而儒莲氏签名却可宝贵。新江同志熟习西洋汉学，因以赠之。一九九五年，周一良。'我仔细一看，封面的上方有极其纤细的儒莲题词和签名。这本书在欧洲汉学史上，特别是汉语语音研究史上，是有贡献的（参看戴密微《汉学论集》/Choix d ' etudes Sinologiques，457页和蒲立本在《欧洲研究中国论集》/Europe Studies China中的文章，340页），加上儒莲的签名、周先生的题字，就更加珍贵了。我不讲求善本，因为住房狭小，也基本不买线装书，所以先生送我的这本书，可以说是寒斋所藏最老的一本书了，封面上有'MDCCCLXI'为证，我把它当作善本，宝之如同拱璧。
第三次是2000年2月，我和赵和平一起去拜年，先生指着书架上一个信封说，'那是给你的'。我取出来一看，是伯希和题为La Haute Asie（高地亚洲）的小册子，上面有先生早年所题'伯希和盗宝罪证'，署'一良藏书'，中间夹写先生送我此书的赠语：'此书乃三九年哈佛贾德纳教授所赠，藏于寒斋一甲子矣。新江仁弟访求石窟写本，足迹所至，远过向王诸先生，而对敦煌史事之研究，资料之运用，成绩斐然，使日本学者不得专美于前。今将纪念开窟百年，因检出此册赠之，冀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取得更大成绩也。九九、八、五，一良左手，时年八十又七。'伯希和是当年从敦煌盗取宝藏的法国汉学家，贾德纳（C.S.Gardner）是先生在一九三九年协助工作的哈佛教授，向达、王重民是早年到英、法调查敦煌写本的中国敦煌学前辈学者，先生选择这样带有纪念意义的书，在这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以左手吃力地写出这样有纪念意义的题词，可见其良苦用心。此册放在先生书架上有半年时间，而我那个学期非常忙碌，一直没有去周家，读到先生的题赠词，真是惶悚之至。
今天回想起来，先生深知我对中外关系、西洋汉学、敦煌写本与史事最感兴趣，所以用赠书的方式，予以关怀和鼓励，如此恩情，永世难忘。
作者：荣新江，北大历史系教授。 来源：《读书》，2002年第6期，本文有删节。 编排：@十甫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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