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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臣赵孟頫的官场梦,是如何破碎的?

原创
2019-11-09  神秘俠客...

宋太祖赵匡胤之死是个疑案。

野史有太祖为其弟赵光义谋害之说,一则宋人笔记也记载,太祖死后,皇后本来要召见进宫的是四子赵德芳,但最后来的却是赵光义。
赵光义继位为宋太宗后,赵德芳就被打发到远离京城的浙江吴兴(今湖州),去做他的秦王了。赵德芳的子孙在太湖边上一住就是300余年,南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赵家诞生了一个男童。这个男童,就是后来在中国文化史上刻下深深印记,人称“诗书画三绝"的赵孟頫。

虽是名义上的天潢贵胄,但赵孟類并没有受到多少命运女神的眷顾。首先,龙脉传了这么多代,血缘已疏,他父亲也只能做一个小官;其次,他并非父亲的正妻所生,在大家庭中必然多受排斥;最后也是最要命的,在他11岁的时候,父亲便撒手西去。

苦难最能磨砺人。父亲的早死催生了赵孟頫的早熟,使其比一般贵族子弟更早体验了人生的苦境。史书上说,赵孟頫的父亲去世时,他的生母丘夫人曾对儿子说过这样一番话:“汝幼孤,不能自强于学问,终无以成人,吾世则亦已矣。”话音刚落,泣下沾襟,从此赵孟頫“由是刻厉,昼夜不休”。事实正是这样,在慈母的严厉督促下,天资上乘的赵孟頫精研学业和艺事,青年时代,即和同乡七名才士被人称为“吴兴八俊”,声名远播。

所谓“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销”,身外浮名可以给人带来光环,也可能招惹麻烦。赵孟頫纠结一生的心灵冲突,与其不凡家世和特异才华紧密相连。
皇孙的招牌当然荣耀极了,但也要看在什么时候。不能不说,在这点上,赵孟頫生不逢时。他出生之际,偏安于江南的南宋王朝即在风雨飘摇之中。德祐二年(1276年),赵孟頫22岁,南宋王朝大势已去。在拱卫都城杭州的襄阳城陷落之后,蒙古大军马不停蹄进逼杭州,南宋朝廷的一纸降表标志着一个朝代被埋葬了。

改朝换代后,原在南宋当小官的赵孟頫回到家乡。干什么呢?史书上只说他“闲居里中”,语焉不详,但以理度之,无非是依靠一点老本过活,又以诗酒书画遣兴罢了,生活虽稍窘困,倒也清闲。
后来,一代雄主忽必烈打破了他的这种清闲。蒙古以马上得天下,本不太重视文化,但为了安抚人心,也需要相应调整。江南人才济济,起用南方人才为我所用,便成为忽必烈消除不稳定隐患的重要措施。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原为宋臣、降元后官居御史的程钜夫奉忽必烈之诏搜访“江南好秀才”,共网罗了21名才俊,以赵孟頫居首。因赵孟頫身份不同凡响,次年入都的程钜夫又单独带其觐见了忽必烈。

忽必烈为赵孟頫的风度和文采所折服,不久即授其奉训大夫、兵部郎中一职,从五品。须知,元朝对南宋遗民是有歧视的,称之为“南人”,是最下等人,现在“南人”赵孟頫一下就官至五品,显然有优待之意。
大宋皇孙赵孟頫从此成为蒙元王朝之臣,在以食周粟为耻已经成为一种道德符号的语境中,这未免让人侧目。

赵孟頫为什么仕元?是主动还是被动?

有人说赵孟頫的选择实出无奈,论据有二:

其一,在程钜夫之前,赵孟頫已碰上过次征召, 他拒绝了,本次征召,他又入山躲避;其二,这次赵孟頫如果不给元王朝面子,将有不测之祸。

根据史料,以上说法都经不起推敲。其实,赵孟頫并未强烈拒绝仕元,在忽必烈刚刚统一中国时,赵的母亲丘夫人就对他说:“圣朝必收江南才士而用之。汝非多读书,何以异以常人。”可见在赵母心中,“多读书”“异以常人”的目的正是为了出仕新朝。而在此之前,在宋亡后第二年,赵孟頫父亲的坟墓被盗,赵家不得不迁其墓。在古代,这是对整个家族的羞辱。也许赵孟頫由此意识到,必须托庇于新朝,才能确保自己家族在社会中的地位。

说赵孟頫不出仕后果严重,甚至有生命危险,也是站不住脚的。元朝政府此次征聘并未采取极端手段,有些人受荐后没有出山,还有一些人到了大都后,由于各种原因,要求回家,最后也得到了允许,著名学者吴澄就是例证,他和赵孟頫同时被举荐,但到大都不久即请求放归,最终如愿以偿。

然而,说赵孟頫并非被逼出仕元朝,并不代表他在作出这一抉择时一定心安理得。毕竟他的大宋皇孙的身份是无法抹去的,毕竟他是深受传统儒家道德洗礼的知识分子。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赵孟頫,一方面,他对忽必烈和举荐自己的程钜夫感恩戴德,他写诗歌颂忽必烈:

“秦汉纵强多霸略,晋唐虽美乏雄图。经天纬地规模远,代代神孙仰圣谟。”

在程钜夫面前,他以门生自居,并称其为“一代伟人”,事实上,程钜夫仅大他五岁,学术功业更不能和他相提并论;另一方 面,在赵孟頻的笔下,他对自己的出仕又流露出了深深的追悔与自责。

当和他一同从乡里赴京的吴澄弃官归去时,他以一篇《送吴幻南还序》表白心迹:“吴君幡然有归志...吴君之心,余之心也。”

此时赵孟頻入京仅一年。次年,他写了《罪出》一诗,诗曰:

“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

诗中,他不仅以两味中药“远志”和“小草”为喻,自嘲一出山辄为“小草”,更把出仕后之生活比喻为“毛羽日摧槁”的笼中之鸟。入京的第四年,他又自叹“误落尘网中,四度京华春”,晚年更有“从今放浪形骸外,何处人间有悔尤”的沉痛诗句。.

怎样看待赵孟頫的这种追悔与自责?是否纯出于作秀?在我看来,一度为荣登新朝沾沾自喜的赵孟頫是真实的,吃上了新朝的俸禄,内心又激烈挣扎的赵孟頫,也同样是真实的。这两方面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赵孟頫。

忽必烈定鼎中原后,南方知识分子分化成了三种类型:

第一种人对故宋忠心耿耿,坚决反对入仕异族政权,最出名的是诗人郑思肖和画家钱选,他们一生留在南方,隐居不出;

第二种人的态度相对和缓,他们曾在元政府中任职,但目睹官场的黑暗,即辞官归隐,如著名画家黄公望和王冕;

第三种人在元政府中官运亨通,但为数甚少。赵孟頫属于第三种人,他“被遇五朝,官居一品”,是第三种知识分子中官当得最大、最负名望的一个。

但赵孟頫的宦途绝非一帆风顺。 官场本多倾轧,更何况其身份如此特殊?
赵孟頫在官场,上的第一个现实威胁来自权相桑哥。当时元朝的货币制度在地方上推行不力,桑哥差遣赵孟頫到江南督办,要求谁做事不力就打谁的板子,但赵孟頫“遍历诸郡,未尝答一人”。士大夫感激赵孟頫保全了自己的体面,而桑哥对此极为不满。桑哥平时对下属官员大施淫威,钟初鸣即坐在自己官衙里办公,官员后至者一律打板子。

一次赵孟頫偶然迟到,眼看也要受到这种处罚,他向右丞相叶李投诉,叶李大怒,对桑哥说:“古人之所以刑不上大夫,就是为了让读书人知廉耻明节义,你要打官员板子就等于侮辱朝廷。”

桑哥感到理亏,向赵孟頫道歉。与权相的两次冲突,赵孟頫虽未落下风,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心理上的阴影始终存在。所幸不久,桑哥得罪了忽必烈,被诛除。赵孟頫意识到了官场的险恶,“力请外补”,即申请到地方上任职,以求脱离京城这个是非之地。至元二十九年正月,赵孟頫被派到山东做官,官阶为从四品。

从至元二一十四年他从江南进京,被授从五品官职,到至元二十九年升为从四品,官升一品就花了整整五年时间。从中可以看出忽必烈对他的真实态度。虽然这位雄主赏识其风度和才华,但并未准备让他在政治上一展身手。

至大四年(1311年),元仁宗即位,赵孟頫突然官符如火,仅用了六年时间,便从一个从四品官员升迁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成为从一品的大员。其升迁之速,即使在蒙古和色目官员中也不多见。据学者考证,在元末农民战争爆发以前,南人官至一品且姓名可考者只有两人,一为程钜夫,另一个就是赵孟頫。

赵孟頫的好运全拜元仁宗所赐。仁宗与元朝诸帝不同,他早年受过儒家教育,而且在中原长大,对于汉族传统文化兴趣甚浓,正是在仁宗治下,一直议而未决的科举制度得以恢复,给许多沉沦底层的江南文士带来了机遇。作为江南文士的代表,诗书画卓绝的赵孟頫,受到仁宗青睐也就顺理成章了。

史载,仁宗特别优礼赵孟頫,只称其字子昂,而不直呼其名孟頫,仁宗曾对身边侍臣说:“文学之士,世所难得,如唐李太白、宋苏子瞻,姓名彰彰然,常在人耳目。今朕有赵子昂,与古人何异!”仁宗对左右说赵孟頫有七大优点为常人所不及:帝王苗裔,一也;风采秀异,二也;博学多闻,三也;操履纯正,四也;文词高古,五也;书画绝伦,六也;旁通佛老之旨,造诣玄微,七也。赵孟頫晚年多日不到宫中,仁宗询问,左右回答:“子昂年老,畏寒不出。”仁宗即赐御府貂鼠翻披,表示慰问。

可以认为,在仁宗朝,赵孟頻确实圣眷甚隆。但必须注意,仁宗不断给赵孟頫加官晋爵,却并未授其实权,没有让其参与重大政务。这就是说,即使是元仁宗,也只是把他当作文学侍从之臣,用其“博雅渊深之学”来“藻饰太平之美”。说到底,“被遇五朝,官居一品,名满天下”的赵孟頫,仍然不过是最高统治者的一个工具罢了。

受到仁宗的赏识和提拔,赵孟頫当然是感恩戴德的,“帝德光昭四表”,“圣主福如天大”,就是他为仁宗唱的赞歌。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对自己的真实地位和作用就没有比较清醒的认知。就在他升为从一品的这一年,他写了一首著名的诗,题目就是《自警》,诗曰:

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

唯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

荣登一品, 但他却说“一生事事总堪惭”,这种不为繁花似锦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的冷静殊为难得。“唯余笔砚情犹在”一语,则表示他已经认识到了,自己不太可能在政治上有什么创获,只有笔砚才是自己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所。

不能不说,赵孟頫对自己的定位是准确的,也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他虽然享受着“朝端之富贵”,但一直向往着“林下之风流”,他深知,只有江南,只有在艺术领域,他才可能恢复心灵的自由。在他的诗中,作为故乡的江南吴兴,已经成为一个代表心灵自由的意象:

多病相如已倦游,思归张翰况逢秋。

鲈鱼莼菜供无恙,鸿雁稻粮非所求。

空有丹心依魏阙,又携十口过齐州。

闲身却羡沙头鹭,飞去飞来百自由。

这些诗词,无一不是他对心灵自由的呼唤。

赵孟頫在仕途中奔走,家人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他的长子在其赴京上任不久,受寒而死,幼女也是因为跟着他在各地奔波,身体虚弱而死。子女的天亡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他在书信中哀叹:

幼女天亡,哀怀伤切,情无有己,老妇钟爱此女,一旦哭之,哀号度日,所不忍闻。

因此赵孟頫虽在官场屡获升迁,但退隐之念却越来越强。当延祐五年(1318年)冬,志同道合的妻子管道升在京脚气病发作时,他再也不恋高位了,坚决要求辞官。不幸的是,管道升次年即卒于他们离京返乡的旅途。

现在,赵孟頫终于回归了本来属于他的位置。他在故乡,终日呼朋唤友诗酒流连,磋商艺事,成为当之无愧的文艺领袖。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六月,赵孟頫在故乡逝世。他死之前,犹在家里观书作字,谈笑如常,晚上倏然而逝,时年69岁。

自一个杰出的人物,总会被后世所关注;一个杰出而又复杂的人物,一定会招来毁誉不一的纷纷议论。
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而以书画成就为最高,不仅被称为“元人冠冕”,后世论者更认为,独霸中国画坛的文人画到了赵孟頫这里,才真正奠定根基。由此可见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但这种地位却因他以大宋皇孙的身份仕元而受到非议。有些人则因为不喜欢赵孟頫这个人,而连带否定其在绘画上的成就。这当然是不公正的,艺术怎么能用非艺术的标准来衡量呢?

更苛刻的论者,则进而訾议赵孟頫的人格。
有人在赵孟頫的画作上题了这样两首诗:

赵家公子玉堂仙,画出苕溪似辋川。

多少青山红树里,岂无十亩种瓜田。

隅目晶荧耳竹披,江南流落乘黄姿。

千金千里无人识,笑看胡儿买去骑。

前一首是冷嘲,说你赵孟頫天天画山川美景,那么多青山红树,难道其中就没有十亩瓜田供你谋生,非得降身屈志去异族政权做官吗?在论者看来,赵孟頫入仕新朝,连山水也不能画了,更不能流露对故乡风物的怀念,否则就是作秀。后一首则简直是辱骂。赵孟頫擅长画马,论者就把他比作他笔下的千里马,说这么好的一匹千里马,可惜被“胡儿”买去骑了。

当然也有平心之论,一位论者就认为:

“天命有在,宋祀已墟,族属疏远,又无责任,仰视俯育,为禄而仕,民之道也。”

意思是,宋朝的覆灭已成无法挽回之事实,赵孟頫在皇室中的族属本来已经疏远,又不是守土有责的地方官,为什么要苛求他?上为父母,下为儿女,尽一个成年男人赡养和抚育的责任,“为禄而仕”,这不是天经地义的“民之道”吗?

在这个问题上谈得最好的,当推海外学者徐复观,谈到赵孟頫时,有一段非常值得咀嚼的话:

一个过了气的王孙,在实际上与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有何分别?而必须严加贬责?并且在他的内心,实际是以这种富贵为精神上的压迫,因而更加深了他对自由的要求,对自然的皈依,对隐逸生活的怀念。因而加深了他艺术上的成就。

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得到现实生活与精神向往的完全一致。 不因现实生活而埋没掉精神的向往,并加深精神上的向往,这种矛盾生活,常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宿命,也常更由此而凸显出艺术家的心灵。

徐先生的高明之处就在他超脱了世俗的标准和是非,更关注艺术家的心灵。
只是“身后是非谁管得”,高明的分析也好,刻薄的责骂也罢,对赵孟頫而言都无意义了。他不是早就说过,“留与人间作笑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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