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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赵匡胤之死是个疑案。 野史有太祖为其弟赵光义谋害之说，一则宋人笔记也记载，太祖死后，皇后本来要召见进宫的是四子赵德芳，但最后来的却是赵光义。 虽是名义上的天潢贵胄，但赵孟類并没有受到多少命运女神的眷顾。首先，龙脉传了这么多代，血缘已疏，他父亲也只能做一个小官;其次，他并非父亲的正妻所生，在大家庭中必然多受排斥;最后也是最要命的，在他11岁的时候，父亲便撒手西去。 苦难最能磨砺人。父亲的早死催生了赵孟頫的早熟，使其比一般贵族子弟更早体验了人生的苦境。史书上说，赵孟頫的父亲去世时，他的生母丘夫人曾对儿子说过这样一番话:“汝幼孤，不能自强于学问，终无以成人，吾世则亦已矣。”话音刚落，泣下沾襟，从此赵孟頫“由是刻厉，昼夜不休”。事实正是这样，在慈母的严厉督促下，天资上乘的赵孟頫精研学业和艺事，青年时代，即和同乡七名才士被人称为“吴兴八俊”，声名远播。 所谓“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销”，身外浮名可以给人带来光环，也可能招惹麻烦。赵孟頫纠结一生的心灵冲突，与其不凡家世和特异才华紧密相连。 改朝换代后，原在南宋当小官的赵孟頫回到家乡。干什么呢?史书上只说他“闲居里中”，语焉不详，但以理度之，无非是依靠一点老本过活，又以诗酒书画遣兴罢了，生活虽稍窘困，倒也清闲。 忽必烈为赵孟頫的风度和文采所折服，不久即授其奉训大夫、兵部郎中一职，从五品。须知，元朝对南宋遗民是有歧视的，称之为“南人”，是最下等人，现在“南人”赵孟頫一下就官至五品，显然有优待之意。 赵孟頫为什么仕元?是主动还是被动? 有人说赵孟頫的选择实出无奈，论据有二：
根据史料，以上说法都经不起推敲。其实，赵孟頫并未强烈拒绝仕元，在忽必烈刚刚统一中国时，赵的母亲丘夫人就对他说:“圣朝必收江南才士而用之。汝非多读书,何以异以常人。”可见在赵母心中，“多读书”“异以常人”的目的正是为了出仕新朝。而在此之前，在宋亡后第二年，赵孟頫父亲的坟墓被盗，赵家不得不迁其墓。在古代，这是对整个家族的羞辱。也许赵孟頫由此意识到，必须托庇于新朝，才能确保自己家族在社会中的地位。 说赵孟頫不出仕后果严重，甚至有生命危险，也是站不住脚的。元朝政府此次征聘并未采取极端手段，有些人受荐后没有出山，还有一些人到了大都后，由于各种原因，要求回家，最后也得到了允许，著名学者吴澄就是例证，他和赵孟頫同时被举荐,但到大都不久即请求放归，最终如愿以偿。 然而，说赵孟頫并非被逼出仕元朝，并不代表他在作出这一抉择时一定心安理得。毕竟他的大宋皇孙的身份是无法抹去的，毕竟他是深受传统儒家道德洗礼的知识分子。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赵孟頫，一方面，他对忽必烈和举荐自己的程钜夫感恩戴德,他写诗歌颂忽必烈:
在程钜夫面前，他以门生自居，并称其为“一代伟人”，事实上，程钜夫仅大他五岁，学术功业更不能和他相提并论;另一方 面,在赵孟頻的笔下，他对自己的出仕又流露出了深深的追悔与自责。
当和他一同从乡里赴京的吴澄弃官归去时,他以一篇《送吴幻南还序》表白心迹:“吴君幡然有归志...吴君之心，余之心也。” 此时赵孟頻入京仅一年。次年,他写了《罪出》一诗，诗曰:
诗中，他不仅以两味中药“远志”和“小草”为喻，自嘲一出山辄为“小草”，更把出仕后之生活比喻为“毛羽日摧槁”的笼中之鸟。入京的第四年，他又自叹“误落尘网中，四度京华春”，晚年更有“从今放浪形骸外，何处人间有悔尤”的沉痛诗句。.
怎样看待赵孟頫的这种追悔与自责?是否纯出于作秀?在我看来,一度为荣登新朝沾沾自喜的赵孟頫是真实的，吃上了新朝的俸禄,内心又激烈挣扎的赵孟頫,也同样是真实的。这两方面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赵孟頫。
忽必烈定鼎中原后，南方知识分子分化成了三种类型：
但赵孟頫的宦途绝非一帆风顺。 官场本多倾轧,更何况其身份如此特殊?
一次赵孟頫偶然迟到,眼看也要受到这种处罚，他向右丞相叶李投诉，叶李大怒,对桑哥说:“古人之所以刑不上大夫,就是为了让读书人知廉耻明节义，你要打官员板子就等于侮辱朝廷。” 桑哥感到理亏,向赵孟頫道歉。与权相的两次冲突,赵孟頫虽未落下风，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心理上的阴影始终存在。所幸不久,桑哥得罪了忽必烈，被诛除。赵孟頫意识到了官场的险恶,“力请外补”，即申请到地方上任职,以求脱离京城这个是非之地。至元二十九年正月,赵孟頫被派到山东做官,官阶为从四品。
从至元二一十四年他从江南进京，被授从五品官职，到至元二十九年升为从四品，官升一品就花了整整五年时间。从中可以看出忽必烈对他的真实态度。虽然这位雄主赏识其风度和才华，但并未准备让他在政治上一展身手。
至大四年(1311年),元仁宗即位，赵孟頫突然官符如火,仅用了六年时间，便从一个从四品官员升迁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成为从一品的大员。其升迁之速,即使在蒙古和色目官员中也不多见。据学者考证,在元末农民战争爆发以前，南人官至一品且姓名可考者只有两人,一为程钜夫,另一个就是赵孟頫。
赵孟頫的好运全拜元仁宗所赐。仁宗与元朝诸帝不同,他早年受过儒家教育,而且在中原长大，对于汉族传统文化兴趣甚浓，正是在仁宗治下，一直议而未决的科举制度得以恢复,给许多沉沦底层的江南文士带来了机遇。作为江南文士的代表,诗书画卓绝的赵孟頫,受到仁宗青睐也就顺理成章了。
史载,仁宗特别优礼赵孟頫,只称其字子昂,而不直呼其名孟頫，仁宗曾对身边侍臣说:“文学之士,世所难得,如唐李太白、宋苏子瞻,姓名彰彰然,常在人耳目。今朕有赵子昂,与古人何异!”仁宗对左右说赵孟頫有七大优点为常人所不及:帝王苗裔,一也;风采秀异,二也;博学多闻,三也;操履纯正，四也;文词高古，五也;书画绝伦,六也;旁通佛老之旨,造诣玄微,七也。赵孟頫晚年多日不到宫中,仁宗询问，左右回答:“子昂年老,畏寒不出。”仁宗即赐御府貂鼠翻披,表示慰问。
可以认为,在仁宗朝,赵孟頻确实圣眷甚隆。但必须注意,仁宗不断给赵孟頫加官晋爵,却并未授其实权,没有让其参与重大政务。这就是说，即使是元仁宗，也只是把他当作文学侍从之臣，用其“博雅渊深之学”来“藻饰太平之美”。说到底，“被遇五朝，官居一品,名满天下”的赵孟頫,仍然不过是最高统治者的一个工具罢了。
受到仁宗的赏识和提拔,赵孟頫当然是感恩戴德的，“帝德光昭四表”，“圣主福如天大”，就是他为仁宗唱的赞歌。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对自己的真实地位和作用就没有比较清醒的认知。就在他升为从一品的这一年，他写了一首著名的诗,题目就是《自警》,诗曰: 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 唯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 荣登一品, 但他却说“一生事事总堪惭”，这种不为繁花似锦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的冷静殊为难得。“唯余笔砚情犹在”一语,则表示他已经认识到了，自己不太可能在政治上有什么创获,只有笔砚才是自己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所。
不能不说，赵孟頫对自己的定位是准确的，也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他虽然享受着“朝端之富贵”，但一直向往着“林下之风流”,他深知,只有江南,只有在艺术领域,他才可能恢复心灵的自由。在他的诗中,作为故乡的江南吴兴，已经成为一个代表心灵自由的意象: 多病相如已倦游，思归张翰况逢秋。 鲈鱼莼菜供无恙，鸿雁稻粮非所求。 空有丹心依魏阙，又携十口过齐州。 闲身却羡沙头鹭，飞去飞来百自由。 这些诗词,无一不是他对心灵自由的呼唤。
赵孟頫在仕途中奔走，家人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他的长子在其赴京上任不久，受寒而死，幼女也是因为跟着他在各地奔波,身体虚弱而死。子女的天亡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他在书信中哀叹:
因此赵孟頫虽在官场屡获升迁,但退隐之念却越来越强。当延祐五年(1318年)冬,志同道合的妻子管道升在京脚气病发作时，他再也不恋高位了,坚决要求辞官。不幸的是,管道升次年即卒于他们离京返乡的旅途。
现在，赵孟頫终于回归了本来属于他的位置。他在故乡,终日呼朋唤友诗酒流连,磋商艺事,成为当之无愧的文艺领袖。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六月，赵孟頫在故乡逝世。他死之前，犹在家里观书作字,谈笑如常,晚上倏然而逝，时年69岁。
自一个杰出的人物,总会被后世所关注;一个杰出而又复杂的人物,一定会招来毁誉不一的纷纷议论。
更苛刻的论者,则进而訾议赵孟頫的人格。 赵家公子玉堂仙,画出苕溪似辋川。 多少青山红树里,岂无十亩种瓜田。 隅目晶荧耳竹披,江南流落乘黄姿。 千金千里无人识,笑看胡儿买去骑。 前一首是冷嘲,说你赵孟頫天天画山川美景,那么多青山红树,难道其中就没有十亩瓜田供你谋生，非得降身屈志去异族政权做官吗?在论者看来,赵孟頫入仕新朝,连山水也不能画了,更不能流露对故乡风物的怀念,否则就是作秀。后一首则简直是辱骂。赵孟頫擅长画马,论者就把他比作他笔下的千里马，说这么好的一匹千里马,可惜被“胡儿”买去骑了。
当然也有平心之论,一位论者就认为:
意思是,宋朝的覆灭已成无法挽回之事实，赵孟頫在皇室中的族属本来已经疏远,又不是守土有责的地方官,为什么要苛求他?上为父母,下为儿女,尽一个成年男人赡养和抚育的责任,“为禄而仕”，这不是天经地义的“民之道”吗?
在这个问题上谈得最好的,当推海外学者徐复观,谈到赵孟頫时,有一段非常值得咀嚼的话：
徐先生的高明之处就在他超脱了世俗的标准和是非，更关注艺术家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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