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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蓉娥 1979年10月的一天，我接到鹿河乡（镇）政府的通知，让我去乡政府面试通讯报道员，那年我十七岁。 负责面试我的是乡宣传委员老高，长得高高瘦瘦，慈眉善目的。他什么都不说，就拿了一份油印的文件和一本方格稿纸，让我照着抄。大约抄了半个小时，老高说不用抄了，跟我来。说完把我带到乡党委陆书记办公室，陆书记看了一下我抄的稿子，侧过头问老高，真是她写的？老高点了点头。陆书记说，小细娘字写得不错，明天就来上班吧。 我欣喜若狂地离开了乡政府，一路狂奔着回到家。原来我干爸的外甥，也就是说亲戚的亲戚在鹿河乡政府担任通讯报道员，冬季征兵应征入伍了。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我就给乡党委书记写了一封毛遂自荐的信，想不到这么快就有了回音，想不到这么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开始了我长达十年之久的“赤脚记者”生涯。 上班第一天，我来到乡宣传委员老高办公室，老高很严肃地对我说，你马上到太仓广播站开通讯报道员会议。我傻傻地说我不认识太仓在哪，也不知道太仓广播站在哪里。老高说，我给你画个地图吧，快去汽车站买票，马上走。我拿了老高画的地图第一次从鹿河小乡镇乘车来到了县城太仓。下了车从新华西路一路问了五六次行人，好不容易找到了位于新华东路的太仓市广播站。但在门口看到了一个黑板，黑板上写着“通讯员会议在第一招待所底楼三号会议室举行”。我呆掉了，第一招待所在哪呢？我只好又一边问一边走，大约中午11点我终于站在了第一招待所三号会议室的外面。看到里面有二三十个人，一个领导在主席台讲话，我不敢从前面进去，只能从后面的门来到最后一排坐下，只听见台上领导说“会议到此结束，大家到某某某厅用餐”。 乡镇通讯报道员的职责是负责所在乡镇的新闻采写工作，接受乡政府和县广播站双重领导。除了办好乡镇广播站每天半小时的自办节目外，还向县级广播站投稿。主要内容是宣传乡镇的农业生产、工业生产、计划生育及好人好事等等。我骑着父亲省吃俭用给我买的自行车，穿梭于大街小巷，奔走在田间地头，釆、编、播一个人忙乎。我觉得记者就是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自办节目曾被评为省级优秀节目，发稿数量和质量在全市排名中上。每每听到市级广播中响起“鹿河乡高瞻报道”几个字时，心里好比喝了蜜一样的甜。 记得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的傍晚，乡党委顾副书记来到广播站对我说：“小高，我想开个防治病虫害的广播会，你先给我录好音，明天早上再在全镇播放。”我说好的，我就让顾副书记在广播站里的隔音室里录制。大概四十分钟后，顾副书记满头大汗，沙哑着嗓子说，小高你放给我听一下吧，我就打开录音设备，录音机除了磁带一丝丝的“吱吱”声外什么声音也没有，我顿时吓出一身冷汗，我居然没按下录音健。顾副书记说，小娘家你太粗心了，就算我一个人发了次神经。吃一堑长一智，重新录吧！虽然顾副书记没有严厉批评我，但我回去失眠了，为自己的粗心失误难过得整夜睡不着。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仍然记忆犹新。 “赤脚记者”这个称呼是我当通讯报道员时第二任党委书记叫我的。他说“草鞋律师，赤脚记者”，就是指不是科班毕业的法律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其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通讯报道员都是“赤脚记者”，他们有的后来走上了乡长、书记的领导岗位，有的至今仍奋斗在广播电视战线上。我很庆幸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赤脚记者”，满满的正能量伴着我度过了我的青葱岁月。我虽然离开了新闻工作这个条线几十年了，但我依然热爱“记者”这个名字！ 记者，用笔书写人间冷暖，用镜头记录社会万象；记者，与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共进步。我为我曾经是个“赤脚记者”而感到自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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