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本来同

　　乐祥海

　　元代赵孟頫在他的作品《秀石疏林图》拖尾处题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说：书传意，画见形，“书画同体而未分”。书与画一直是联系紧密、相辅相成的，都是人们表达思想、直抒胸臆、宣泄感情的桥梁和工具。

　　“书画同源”是中国艺术史的基本理论，对中国画创作来说是根基性的。

　　“源”乃发源。最早刻在甲骨上用线条画成的象形文字，除了有象形与指事两种特点，更具有一定的绘画特征，这些图画文字随着人们对自身和客观事物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和表现能力的发展，逐渐由图案化的形象符号演变为由线条构成的文字，这些图画文字毫无疑问是后来中国书画艺术的源头和基石。

　　“源”乃本源。书画创作中最本质的源在自然，都是人对万物的观照，所谓“应物象形”，云走霞飞，山耸泉注，剥绿吐红，腾翔奔突，皓月朝辉，风雨雪霰……天地大美，都含有和谐的本性。观察、体味、神会，天人合一，诉诸笔端，画家乃有笔底寄情幻化万象，书家乃有毫颖抒怀竞走龙蛇。其风韵、其状貌、其体势、其神髓，是外部世界亦艺术家是内心世界的外在视觉化。

　　“源”乃美源。书与画的美学理念是一致的，不仅仅追求外在的形式美，更在于其蕴含的表情达意的思想、精神和意境而为世人所推崇。中国画讲究以形写神，遗貌取神。而书法则是以书写内容表达思想，以文字本身抽象的笔画、结体、章法来表达精神和意境。董其昌的初若印泥的“形模”、“格辙”，到中若印水的“神理”、“神采”，再到终若印空的“顿悟”，是对书法创作从渐修到顿悟的层面递进，这个规律同样适用于中国画。

　　“源”乃脉源。中国传统艺术经久不衰而有着强大生命力，有极其伟大的创造和丰富的积累。纵观中国书画史，可以看到前人沉淀了一套完整的式样系统，上延下伸包含着极其广泛的内容，各种元素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存在着一条传承的脉络。也就是说，书与画有着相同的传承和创变规律——前承芳古、融入当下、彪炳后来。从这条源脉中可以看出，书法与中国画一样，贵在有书卷气，追求内美与含蓄；贵在自然，不能刻意设计与做作卖弄；贵在有意蕴，能与古人气格相通，随心所欲但不逾矩。

　　书与画，貌异而质同。国画与书法的写绘工具和材料完全是一样的，从技法层面讲，中国画用笔来自书法的用笔灵感，在笔墨运用上书与画也具有共同的规律性，尤其是宋元以后文人画开始兴盛，书法用笔在绘画中得以更加充分地发掘，中国画线条、墨韵处处都透露着抽象之美，流露出其独立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艺术都无法比拟与取代的。笔墨不只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精神。它有着独立的审美价值，一笔一画、一点一块，往往使人怡然有得、心醉神迷。

　　画史中的大家，都在书法方面有极高建树，他们的书法高度支撑着绘画的高度，从他们的作品中能清楚地看到书法与绘画的相通性。宋代的米芾开始，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沈周、文征明、董其昌，清代的石涛、八大、郑板桥、金农、赵之谦，二十世纪的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等，除在绘画成就之外，都在书法方面有深厚造诣。他们常于绘画中另辟蹊径，不同程度汲取了书法中的养分，创造中国画新语汇。米芾之书侧笔取妍，迅即利落，以书入画，以侧笔横卧，草草而就，独创米家点及墨戏云山，书与画之用笔皆意气淋漓，如出一辙；明代董其昌之画，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用墨明洁隽朗，古朴典雅，与其书风完全一致，相互增辉；八大堪称以书入画、以画入书的代表，他将书法和绘画相互渗透、相互联系，其画完全以书法之遒劲、内敛的中锋用笔，造型、布白亦以书法抽象的空间构成处理，又将写意画的神采、意绪渗入到书法当中。

　　关于书与画的内在相通性，还有一个观察点，我们看齐白石、黄宾虹、赖少其晚年的作品，会发现他们无论是绘画还是书法，都进入到一种随心所欲的化境，将所有的技术全部扔掉，此时可以看到他们的绘画和题款同法、同貌，已完全有机地融合在一体，显示出了书与画本质、终极的相通性。

　　中国画的“现代”改造也把这门艺术推向了发展的十字路口，各种观念的介入，导致中国画与其他艺术门类界限和自身的独特性渐渐消失；画家综合素养、特别是书法能力的退步，使中国画创作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书法缺失则画无骨骼，线条毫无神采，立不起来；书法缺失则画无厚度，书法中特有的“文”气丢失，淡然无味；书法缺失则画无节奏，用线直白，缺乏变化。(本文系北京画院年会研讨会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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