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桓温三次北伐失利，刘裕两次北伐能有七分天下？

东晋前期不是士族权臣作乱（王敦之乱），就是归附流民反叛（苏峻、祖约之乱）。晋室南方乱，五胡在北方乱，否则总该有一个人站出来一统南北。

东晋中期，晋朝出了个桓温，先后三次北伐，第一次进入关中，击败前秦，最后因后勤问题退回荆州；第二次北伐中原，击败羌族首领姚襄，收复中原诸郡，但是一退兵，打下来的地方又被敌人抢回去；第三次北伐前燕，桓温在枋头被前燕慕容垂击败，大败而归。

晋末出现个刘裕，先后进行了两次北伐，第一次灭掉了南燕，彻底消灭了慕容鲜卑（北燕不是慕容氏建立的）。第二次北伐灭掉后秦，使得羌族退出历史舞台。刘裕两战胜两族，占有天下七分之地。

同样是北伐，刘裕、桓温的最后结果差距为何如此之大？

若从成果来说，刘裕要远远强于桓温。若从双方所处的局势、北伐目的、行军路线三方面来分析，正是桓温与刘裕的不同，造成了俩人取得不同战绩。

东晋局势的异同

一、桓温：东晋世家正值巅峰，频频出手制衡桓温。

庾翼、庾冰死去之后，何充为了夺取庾氏在长江上游的权柄，将桓温推上前台。他所处的时期正是世家门阀势力的上升期。桓温在347年以攻灭蜀汉为契机，逐步掌控荆州，桓氏在长江上游站稳了脚跟。

桓温想将自己的权柄伸入长江下游——建康，他需要有一个合适的理由。试问偏安一隅的东晋，还有比北伐更好的理由吗？桓温在永和五年（349年）上书建康，请求自己率军北伐。

无论桓温是真北伐还是假北伐，建康士族都不可能答应他。保持权力平衡是东晋士族的共识，绝不允许出现一家独大的状况。当初庾氏占据荆州，其他士族联合起来与之抗衡，桓温所处的局面就如同当年的庾氏。

桓温上书北伐后，建康的士族就有了应对之策。先是抬出褚太后的父亲褚裒，让其主持北伐，率先拿下北伐大义。可惜褚裒能力不足，北伐以惨败告终。回到建康后，他本人也觉得对不住枉死的东晋男儿，郁郁而终。

朝廷不得已又抬出殷浩，希望他能抗衡桓温。殷浩一开始不愿意北伐，找个借口拖延。桓温立即移师武昌，这是警告殷浩：你不北伐，我来！

吓得殷浩想出镇地方以躲避桓温，不过被王彪之阻止。殷浩不得已在永和八年开启北伐。殷浩两次北伐同样失败。

桓温以殷浩北伐失败为借口，立即上表朝廷要求严惩殷浩，殷浩被贬为庶人。士族弄出俩人，俩人接连失败，士族再也没阻止桓温北伐的借口了。

虽没有人阻止桓温北伐，王氏、荀氏、谢氏、庾氏等不会暗中破坏，但暗中“不配合”还是有的。桓温第一次北伐甚至不能完全控制军队，顺阳太守薛珍明目张胆抗拒桓温的命令，哪怕他最后取得胜利，也被桓温杀掉。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一》

顺阳太守薛珍温径进逼长安，温弗从。珍以偏师独济，颇有所获。及温退，乃还，显言于众，自矜其勇而咎温之持重；温杀之。

二、刘裕：东晋士族实力被削弱。

刘裕掌权的时代与桓温不同。东晋先有王恭、司马道子争权，彼此兵戎相见，继而引发孙恩之乱。这两场内乱都造成东晋士族势力大幅度减弱，一个是士族（包括皇族）所控制的军队受到损失，一个是士族子弟在战乱中遭受重创。

以陈郡谢氏为例，谢琰（谢安的儿子）以及长子谢肇、二子谢峻在孙恩之乱中遇害。吴兴太守谢邈、黄门侍郎谢冲以及谢氏女婿王凝之（王羲之次子，妻子谢道韫）以及四个儿子也遭到杀戮。

《晋书·列女传·谢氏》

及遭孙恩之难，举厝自若，（谢道韫）既闻夫及诸子已为贼所害，方命婢肩舆抽刃出门。

士族子弟在孙恩之乱受到的打击，势力不再强盛，刘裕在政治上便少了掣肘。

若说孙恩等为刘裕减少了政治上的阻力，桓玄则为刘裕扫平了军事的阻碍。

北府兵一开始掌控在刘牢之手里，桓玄先以刘牢之“为征东将军、会稽太守”，剥夺了他的军权。不久刘牢之便自杀，桓玄又杀害高素、竺谦之、刘袭、孙无终等人，这些人都是刘牢之旧将，即北府兵高层。

虽北府兵高层被扫灭一光，但桓玄仍需要用北府兵，因此中层将领刘裕有了出头之日，被桓玄拉拢并委以重任，北府兵聚集到刘裕麾下。这才让刘裕才有了击败桓玄、扫灭卢循的军事实力，为之后的北伐奠定基础。

《晋书·桓玄传》

玄又害吴兴太守高素、辅国将军竺谦之、谦之从兄高平相朗之、辅国将军刘袭、袭弟彭城内史季武、 冠军将军孙无终等，皆牢之之党，北府旧将也。

《宋书·本纪一》

桓玄从兄修以抚军镇丹徒，以高祖为中兵参军，军、郡如故。

注：丹徒即镇江，也就是北府所在的京口。桓修镇北府，将刘裕任命为自己的二把手（中兵参军），这是桓玄对北府兵的拉拢。

刘裕少了士族的牵制，又掌握战力极强的北府兵，他的起点虽然比桓温低，北伐开局却要比桓温强上不少。

桓温、刘裕北伐目的不同

桓温、刘裕虽说都是北伐，两者目的却不尽相同。双方北伐的共同点都是为了揽权，不同点在于桓温是为了自己，刘裕自己以及麾下的北府兵都希望北伐。

桓温手下大多为士族子弟，诸如袁乔（陈郡袁氏）、郗超（高平郗氏），谢安、谢玄也曾进入桓温军府中任职。士族子弟不愁官位升迁，他们用不着以军功来换取权位。

刘裕的北府兵则不同，他的手下大多出自庶族、寒族，诸如何无忌、魏咏之、檀道济等。东晋的九品中正制，让这些庶族出身的人根本做不到高位，甚至有的人只能为吏。正是晋末混乱的环境，给了他们加官进爵的机会。

手下有这些渴望通过军功换取权位富贵的人，哪怕刘裕自己不想北伐，也必须北伐，否则这些人就不会支持刘裕。

《宋书·武帝纪一》

凡同谋何无忌、魏咏之、咏之弟欣之、顺之、檀凭之、凭之从子韶、弟祗、隆与叔道济、道济从兄 范之、高祖弟道怜、刘毅、毅从弟籓、孟昶、昶族弟怀玉、河内向弥、管义之、陈 留周安穆、临淮刘蔚、从弟珪之、东莞臧熹、从弟宝符、从子穆生、童茂宗、陈郡周道民、渔阳田演、谯国范清等二十七人。

桓温北伐一是为了增加威望，二是为了让桓氏进入未曾掌握的豫州、兖州、扬州、徐州等地，因此北伐胜利与否对桓温不重要（当然胜利更好），桓温主持北伐的过程才是关键。

刘裕北伐也有增加自己威望的目的，不过主要目的还是获得军功，带着手下诸将升官发财，因此必须胜利，毕竟胜利才有军功。

双方目的不同，军队蕴含的士气、爆发的战斗力自然不同，为别人作战和为自己作战，这是两种精神状态。这也是北府兵战斗力强的原因：内心渴望改变自己地位。

桓温、刘裕北伐路线的选择

一、桓温北伐

桓温第一次北伐在永和十年（354年），仅隔两年（356年）桓温便开启了第二次北伐。但第三次北伐却到了十三年之后的太和四年（369年），之所以时间间隔如此之长，主要是桓温吸取前两次北伐失败的教训，想要获得徐州、兖州的权力后在开启北伐。

前两次北伐给了桓温什么教训——后勤的重要性。

桓温前两次北伐，都是自己率军从江陵出兵，因为桓温的势力仅能控制荆州等长江上游。到了第三次北伐，桓温已经能让豫州刺史袁真配合一起出兵，这是桓温势力扩大的表现。

另外从前两次北伐（江陵出兵）与第三次北伐（兖州出兵）出兵地点的变化，可以看出桓温的势力已经发展到长江下游。

《晋书·桓温传》第一次北伐：

温遂统步骑 四万发江陵，水军自襄阳入均口。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第二次北伐：

桓温自江陵北伐，遣督护高武据鲁阳，辅国将军戴施屯河上，自帅大兵继进。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第三次北伐

大司马温自兗州伐燕。

《晋书·桓温传》

以温领平北将军、徐 兗二州刺史，率弟南中郎冲、西中郎袁真步骑五万北伐。

桓温经过三次北伐，将荆州、豫州、徐州、扬州的刺史都纳入桓氏手里，自己又都督中外军事，将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正因为如此，桓温在第三次北伐失败后还能废立晋帝，桓氏势力已经将建康彻底包围，桓氏在晋朝内部已经没了对手。

也正是桓温第三次北伐失利，使得王氏、谢氏、庾氏敢于反抗桓温。庾氏更是武力反抗桓温，结果被桓温剿灭，大部分庾氏都被桓温杀掉。

谢安、王彪之、王坦之等哪怕明里附和桓温，暗中依然联合起来抵抗桓氏。桓温如此大的权势还遭到士族强烈抵抗，从中可以试想下桓温早期北伐所面临的阻力之大。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

免新蔡王晃为庶人，徙衡阳；殷涓、庾倩、曹秀、刘强、庾柔皆族诛，庾蕴饮鸩死。

了解了桓温受到的阻力，便明白他想要北伐只得依靠桓氏的荆州。无论古代任何时候，战争中最难的都是如何保障后勤运输的顺利。

后勤运输分水运与陆运，水运既省力快捷，运送量又大，要比陆运强太多。可惜从荆州到北方除了沔水、汉水一段河道可以利用外，其他地方的只能靠陆运补给。

桓温第一次北伐关中，关中地势十分险要，陆运补给极其困难。因此桓温采取的是“因粮于敌”的策略，“因粮于敌”的意思是己方军队不带粮草或只带极少的粮草，到敌方境内后就地获得补给。

这个“就地获得补给”有两个来源，一是从当地居民手里抢夺，二是收割敌方田地里的粮食（当时各个势力都有屯田）。

桓温北伐是为了收取人望，关中居住最多的仍是晋朝遗民，他自然不能从他们手里抢夺粮食，因此桓温只能采取第二个办法，夺取前秦田里的粮食。可惜这一点被前秦苻健识破，实行坚壁清野战术，桓温得不到补给，虽然胜利了几场，但后继无力，只得掠夺一些人口后率军返回。

《晋书·桓温传》

初，温恃麦熟，取以为军资。而健芟苗清野，军粮不属，收三千余口而还。

第三次北伐前，桓温已经取得徐州、兖州权力，他便希望利用江淮中充沛的水资源来运输补给，但他选择了错误的水道——汴水。

出发前，郗超认为“道远，汴水又浅，恐漕运难通”，水浅有两个弊端，一是会阻碍水船航行。另一弊端，水浅意味着敌人能轻易截断水道，哪怕船队顺利通过后，敌人可以轻而易举堵住桓温的归路。郗超建议桓温改道是十分正确的，可惜桓温没有听从。

河道不畅，桓温补给运输就困难，若大军北上，粮草却跟不上很可能让士兵失去斗志而大败。结果也正是如此，桓温在北伐前燕的前期作战中，屡屡取得胜利，打得前燕太傅慕容评“大惧，谋奔和龙”，都想跑路了。

前燕慕容垂看出桓温后勤补给的问题，先命令豫州刺史李邽“帅州兵五千断温粮道”， 这粮道也是桓温水军航道，就是郗超所说的“水浅”地段。

粮道被堵，桓温水军的归路就被堵住了，最后桓温“粮储复竭，又闻秦兵将至，丙申，焚舟，弃辎重、铠仗，自陆道奔还”。

桓温两次北伐都因补给问题而失败，补给难以运输在于错误的行军路线，这是他北伐战略中的最大失误。

二、刘裕北伐

桓温的基本盘是荆州，所以他只能依托荆州来北伐。刘裕的基本盘是北府，也就是江淮诸地。刘裕对江淮水道有着天然控制权。

刘裕北伐南燕十分类似桓温的第一次北伐，同样是先用舟师走一半水路，然后士兵下船改为陆路行军。刘裕面临着与桓温同样的境地——补给运输乏力。与桓温不同的是，刘裕的对手慕容超是个蠢材。

南燕听到刘裕出兵后，大将公孙五楼建议慕容超“刈除粟苗，坚壁清野以待之”，这与当年苻健对抗桓温的法子一样，慕容超却不听从。

刘裕深入南燕境内，看到满地粮食高兴坏了，举手指天说“吾事济矣！”这话既表明了刘裕曾经的担心——粮草不济前途堪忧，也表明了刘裕的自信——有了粮草，慕容冲手到擒来。

充足的后勤不能保证一定会取得战争胜利，但没有后勤支援的军队大多会战败。俗话说：“兜里有粮，心中不慌”，战争同样如此。

北伐后秦，刘裕选择利用黄淮水道来运送补给。刘裕从徐、扬出兵攻打关中，虽然在直线距离上比桓温从荆州进入关中，要远上不少，但因为有充足的水道，刘裕能节省更多的时间与人力。

江淮间遍布水道，淮水、淝水、泗水、巨野泽等等。刘裕剿灭南燕势力后，东晋水军在江淮畅行无阻。巨野泽与黄河相连，刘裕水军可以从巨野泽开凿水道进入黄河，然后沿黄河逆流西上，进入关中。

刘裕以王仲德为前锋，负责开凿巨野到黄河的水道，以此来保障北伐大军的后勤路线的畅通。刘裕则坐镇彭城，亲自负责后勤运输。

北伐前，刘裕制定的目标是诸军汇集洛阳，然后在一起进入关中。因为刘裕带着后勤补给走在最后，前面军队走得太远很可能因补给问题而失败。

大将王镇恶便差点失败。王镇恶拿下洛阳后，继续西进妄图拿下潼关，结果潼关被后秦重兵把手，王镇恶被阻挡于潼关，又不断被敌人骚扰加上没了粮食，只得向刘裕求救。

可这时候刘裕率领的后勤大军，正与北魏对峙于黄河，根本脱不开身。还好王镇恶从当地百姓那里得到了粮食，否则刘裕的北伐同样可能因补给问题而功亏一篑。

《宋书·王仲德传》

仲德率龙骧将军硃牧、宁远将 军竺灵秀、严纲等开钜野入河，乃总众军，进据潼关。

《宋书·王镇恶传》

方轨长驱，径据潼关……镇恶悬军远入，转输不充，与贼相持久，将士乏食，乃亲到弘农督上民租，百姓竞 送义粟，军食复振。

初，高祖与镇恶等期，若克洛阳，须大军至，未可轻前……而军又乏食，驰告高祖，求遣粮援。时高祖沿河，索虏屯据河岸，军不得前。高祖呼所遣人开舫北户，指河上虏示之曰：“我语令勿进，而轻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军？”

刘裕正是借助黄淮水道，保证己方后勤补给的流畅，才能够远伐关中，一举灭掉后秦。若他没有选择合适的路线，很可能会重蹈桓温的覆辙。

桓温与刘裕的能力谁高谁低不好评判，但刘裕手下大将绝对要强于桓温手下。这就是我前面说的：为自己拼命和为别人拼命，是两种状态！

结语

无论桓温是为了揽权也罢，还是真心为了北伐，至少他做出了努力，比那些甘愿避居江东的士族强上很多。当然桓温、刘裕二人能取得不同成果，与敌人强弱也有关系。

桓温时期，前秦、前燕都正值巅峰。刘裕时期，慕容氏经历北魏的攻打讨伐，仅剩残余势力组建了南燕。后秦姚兴刚死，内部不稳，外部又有西秦、赫连勃勃的威胁，无法全力迎战刘裕。这让刘裕占了不少便宜。

究竟桓温、刘裕谁强谁弱，除非放到同一环境下，否则又有什么公平可言呢？总之，自古风云多变幻，不以成败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