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这大争之世，也敬这小酌之时

【材料】《资治通鉴》汉纪 孝武皇帝 天汉二年 前99年

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国二千石为治者大抵多酷暴，吏民益轻犯法；东方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道路不通。

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禄大夫范昆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馀级，及以法诛通行、饮食当连坐者，诸郡甚者数千人。

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

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译文】皇上以法家制度御下，喜欢尊用酷吏，所以各郡、国的主官，治民手段大多残暴，官吏百姓越来越随意触犯汉律（敖注：法律过于严苛，稍不注意就犯了重罪，怎么都是死，所以犯法之民，沦为暴徒，践踏法律，肆无忌惮。）；函谷关以东盗贼越来越多，规模大的聚集数千人，他们攻打城池，抢走武库的兵器（胡三省注：汉郡国各有库兵），释放死囚，捆绑羞辱郡太守、都尉，杀掉二千石以上官员（敖注：二千石相当于省部级）；规模小的集结数百人，抢劫乡村，不可胜数。通往各地的道路因此不得通畅。

一开始，皇上派御史中丞和丞相长史督查各地剿匪，无法奏效；于是任命光禄大夫范昆，以及原九卿张德等人，担任绣衣直指（敖注：汉代官名，类似后世的钦差大臣），身穿绣衣，持有天子节杖、调兵虎符，派遣军队大规模镇压。斩杀甚多，有的郡国剿匪斩杀首级过万。按照汉律，串联各地叛匪、为匪徒提供饮食的，一并连坐诛杀，各郡处理的多的，又达到好几千人。

敖注：西汉十三刺史部，一百零三郡，元光六年 前129年约三千六百万人，平均一郡人口5万，大郡10来万，小郡一两万，一个郡剿匪斩杀、治罪一万多到两万，这是什么概念？按大郡算，死于剿匪的人口达到十分之一，那还有没死的，沦为盗贼的人口又有多少？民盗参半，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末世之象。

几年下来，抓获、斩杀了不少叛匪首领，残匪纷纷化整为零，逃入深山，又依托山川险要，安营扎寨当起了山大王，朝廷没有办法。于是作《沈命法》（应劭注：沈，没也，敢匿蔽盗贼者没其命），规定：“盗贼兴起，没有发现，以及发现却没有捕杀所有盗贼的郡国，从二千石以下官员至小吏，负责人全部处死。”

《沈命法》颁布之后，小官吏害怕被杀，即使有盗贼也不敢汇报，担心抓不到所有盗贼，会因《沈命法》的考核而连累郡府长官，郡府也让小吏们不要说话。所以盗贼越来越多，都是因为郡县上下互相勾结，隐瞒匿蔽，用文字游戏钻汉律的空子。

【材料】一、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

材料中，汉武帝颁布《沈命法》，就是典型的以结果为导向。把发现盗贼、剿灭盗贼直接和官员的生命安全挂钩，这是很不科学、不理性的。这是把压力全部压在下级身上，让下级以生命的代价去承担风险。

这样的高压之下，直属下级和更下一级之间，为了规避风险，往往就形成了利益集团，互相包庇，使人主成为瞎子聋子，不再耳聪目明，失去及时了解基层情况的能力，最后脱离群众，违背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做出的决定往往严重和实际不符。

汉武帝发布《沈命法》，造成了地方官员规避风险，组团欺瞒朝廷。汉武帝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没有实事求是，以西汉时期的掌控力和科技水平，怎么可能一个不漏的抓获盗贼，这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这样的事情，很多年代都在发生。我听长辈说，很久以前，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村长把全村大部分口粮都交上去了，到最后一家人靠吃野菜、树根、观音土维持生活，到最后维持不下去了，就开始偷偷的拆家（家里有墙是用米汤混合泥土糊的）。就这，还算是村里情况比较好的。

命令指标化的好处是简单粗暴，一目了然，易于管理。坏处也很明显，就是一旦指标脱离实际，就会造成中层、下层想法设法完成指标，把原本属于员工、属于客户的蛋糕，切过来凑指标，短期来看，指标达标了漂亮了，可长期来看，损害了员工利益，客户利益，最终伤害的还是最高管理者自己。

这就是马云说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的逻辑。对于汉武帝来说，百姓是客户，官吏是员工，自己是股东。汉武帝下达完不成的死命令，员工完不成业绩，便会想办法完成业绩，便会伤害客户利益，客户利益受到伤害，便会降低对组织的支持率，垄断企业客户没得选择，不买不行，可如果有朝一日，山河呼啸，平地惊雷，中央控制力减弱，中原大地上出现了新的组织，客户还会支持汉武帝吗？没有了客户的持续购买，股东没钱，养不起员工，员工也要跳槽，公司就倒闭了，又何来股东利益？

二、敬这大争之世，也敬这小酌之时

材料中的时间是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轮台罪己诏，是十年后，征和四年，前89年。此时的汉朝，多年和匈奴作战，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战马、兵器、铠甲、粮草等等资源更是耗费无数，一战而耗费累代之资，朝廷是不创造财富的，这些东西最后都得通过各种名目的赋税，由百姓买单。

无穷无尽的战争意味着不停地征发士兵、徭役，士兵和徭役也是从百姓中来。等于说，一方面，百姓面对的是高昂的赋税，另一方面则被征发和徭役占用了生产人口，影响了生产。产出越来越低，赋税却越来越高，这种情况下的人民，生活条件是非常差的，国富而民穷，穷则易生变。

想要打匈奴，要的是兵马钱粮，想要低成本的搜刮兵马钱粮，必然要实行非常容易触发的严刑峻法，富人犯法，则以钱粮抵罪，穷人犯法则以劳役抵罪。想要执行严刑峻法，必然要任用酷吏，因为宽厚儒吏讲的是和光同尘，不愿得罪人，办事能力是比较低下的，没什么战斗力；只有酷吏干吏贱吏，才愿意为朝廷办这种被人戳脊梁骨的事。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严刑峻法好是好，可也只能拿来应急用。汉武帝打了一辈子仗，对下压榨资源已经常态化了，上到官吏豪强，下到平头百姓，搜刮了个遍。

一个人一百块钱一个月，一次性出十块钱甚至一百块钱，支持国家打匈奴，大多数人都愿意。每个月都出十块钱，就没那么多人愿意了；要是月月都得出90块钱，就没几个人愿意了，毕竟谁都要养家糊口。

而汉武帝就是这种，每个月都要官吏和百姓出90块钱，给他打匈奴的人，一直这么搜刮了44年。这么整，如果是选举制的话，汉武帝早就被赶下台了，大家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天大地大，吃饭最大，打匈奴也不能当饭吃。

连年征战，严刑峻法，大肆搜刮，造成了汉武帝的支持率，是非常低的，此时的汉帝国，犹如一个真气逆行的大汉，要不是身体好，早就暴毙了。汉武帝能够保持对匈奴多年的攻势，压住国内的各种异议，靠的是高超的统治水平和御下之术，此时如果汉武帝出了什么意外，换了一个平庸的皇帝，汉朝恐怕要暴毙而亡了。

其实，这个时候就该颁布罪己诏了，轮台罪己诏迟到了十年。从长远来看，汉武帝对匈奴的作战，奠定了两汉几百年的威望，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彪炳史册。可把自己代入时代看，如果我是武帝治下的一个小老百姓，记者采访我幸福吗？估计我要骂娘！

一将功成万骨枯，斗转星移，时至今日，大家只知道汉武帝雄才大略，只知道卫霍纵横漠北、封狼居胥，又有谁知道那些为朝廷默默付出，勒紧裤腰带支持汉武帝打匈奴的百姓，他们姓甚名谁？家住何方？

他们早已经被淹没在了史书当中，甚至从来就没有浮起来过，恐怕汉武帝也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恐怕他们在统治者眼里，只是一堆面无表情的数据。只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百姓，还有一个统一的标签，叫汉族。

如果我是他们，我会在心里默默的想，我的付出值得吗？值得吗？不值得吗？值得吗？想来想去，我才发现，值不值得根本就不是，我这样身份的人，有资格思考的问题。因为，作为朝廷的子民，天地君亲师，都排在个人的前面，我根本没有选择，值不值得我都得这么干，被时代裹挟，被推着走。

如果我不愿意，那我就必须隐姓埋名，告别父母，抛妻弃子。和材料中的盗贼流窜江湖，占山为王，在金银大王手底下，当一个巡山的小钻风。或许早已死于官府的围剿，家人也因为串通盗贼而连坐，或许一辈子背井离乡，死于草莽。

心有戚戚，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些坚韧的百姓，这些不愿认命的盗贼，何尝不是千百年后的你和我。敬汉武的伟略，也敬卫霍的雄才，更敬英雄无名，敬这大争之世，也敬这小酌之时。

愿所有的大争之世，都有你我的小酌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