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的良苦用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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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记·商君列传》，会发现一件令人相当费解的事情。

传记的正文里，太史公给商鞅之法大唱了一通赞歌：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大意是，秦国采用商鞅之法，搞了十年后，百姓都很高兴，路上无人将失物据为己有，山野间也没了盗贼， 家家户户吃上了饱饭。百姓们勇于为秦国对外作战，怯于为个人利益私斗。城市乡村，全是大治景象。

然而，在“太史公曰”里，司马迁却又痛批了一番商鞅：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太史公说，那商鞅啊，是个天性刻薄的家伙。他拿帝王术去找秦孝公博取富贵，还走了嬖臣的门路，本就不是个东西。上位后干的那些事，也全都可以证明他是个少恩之人。我读他写的《开塞》《耕战》之书，发现书的内容与他这个人基本一样。他在秦国历史上留下恶名，实在没半点冤枉。

简而言之一句话：商鞅是个王八蛋。

正文是司马迁写的，“太史公曰”也是司马迁写的，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后世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这件费解之事。解释的路径也五花八门。有人试图找到蛛丝马迹来证明某些文字不是太史公原文，而是后人窜入。也有人试图将之解释为“传赞互补”，说太史公常在篇末评论中写一些正文没提的事情作为补充。

但篡改说的证据始终不足，传赞互补说的解释力也有限。显然，《商君列传》的情况不是传与赞互补，而是传与赞互相冲突，正文赞颂商鞅之法好极了，“太史公曰”却痛骂商鞅是个王八蛋。这种情况，在诸多“太史公曰”里，是个异数。

苏轼也注意到了这桩费解之事。他给出了篡改说与传赞互补说之外的第三种解释：司马迁被史料给骗了。

在《商君论》里，苏轼先引用了“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这段大赞商鞅之法的文字，然后写道：

“此皆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而司马迁暗于大道，取以为史。”

这些都是战国时代那些纵横游说之人炮制出来的胡言乱语，司马迁见识不足，理解能力有限，没能触摸到“大道”，所以才会将这些不可信的胡言乱语当成史料收进书中。

苏轼还说，自己觉得司马迁有两项“大罪”。第一项是“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赞誉黄老之学，将之放在儒家《六经》之上。但与第二项“大罪”相比，这项罪过只是“小小者耳”。

第二项“大罪”是什么呢？那就是“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不该在《史记》里歌颂商鞅与桑弘羊这种王八蛋。苏轼说，从汉代开始，有学识之人便耻于谈论商鞅与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只有皇帝们才会喜欢商鞅和桑弘羊这类人物。皇帝们“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要脸的皇帝呢，公开不提商鞅与桑弘羊，实际上干的全是商鞅与桑弘羊那一套；不要脸的皇帝呢，不但公开赞扬商鞅与桑弘羊，干起来也全是那一套。总而言之，“此则司马迁之罪也”，皇帝们全都这样干，司马迁的罪过不小。

说司马迁被战国游士的张口就来给骗了，这是很严厉的批评。说司马迁赞颂商鞅与桑弘羊，为后世君王提供压榨民众之术，这也是很严厉的指控。

“赞颂桑弘羊”这个事情比较容易廓清。

按苏轼《商君论》的说法，它指的是《史记·平准书》里有“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样一句话。这话曾被王安石化用为“不加赋而上用足”拿来回复宋神宗，引来司马光的痛斥。司马光说：天下怎么可能有这样的道理？天下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不在百姓手里便在官府仓库，所谓不加收赋税而让官府的仓库丰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不过是拿阴招来从百姓身上搞隐性榨取，比明明白白增加赋税的危害更大。苏轼对王安石那句“不加赋而上用足”同样深恶痛绝，追根溯源到《平准书》的“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自然也难有好话。

其实，《平准书》既有“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句话，也用了许多篇幅去记载这类不加赋乃是“阴夺民利”，去记载这种隐性榨取“其害甚于加赋”——内中提到，天下百姓因白金五铢钱恶政而集体陷入“盗铸金钱”的风潮，被诛死者“不可胜计”；还提到张汤搞“白鹿皮币”敛财，其死之日“民不思”，都觉得他死得好；还提到杨可搞“告緡”敛财之术遍及天下，结果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众宁可活在贫苦之中也不愿再从事生产积累。太史公无意赞颂桑弘羊的立场其实很明白，苏轼不过是恨屋及乌，想到王安石的“不加赋而上用足”出自《平准书》，于是连太史公一起骂了。

“赞颂桑弘羊”纯属误解，但太史公确确实实在《商君列传》里歌颂了商鞅之法，确确实实称商鞅之法给秦国带来了大治，带来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这到底是为什么？太史公真如苏轼所理解的那般，被战国游士的说辞给骗了吗？

答案藏在《史记·酷吏列传》里。

单就《商君列传》来看，“道不拾遗”云云似乎皆是褒义词。然而，《史记》全书中使用此类褒义词最多的地方，不在别处，乃是《酷吏列传》。内中提到：汉景帝时代的酷吏郅都，靠严酷的杀人手段治理地方，民众“皆股栗”，全都吓得两腿打颤，于是有了“郡中不拾遗”的所谓大治景象；汉武帝时代的酷吏义纵，也是靠着“族灭”他人的严酷手段，造就了“河内道不拾遗”。另一名同时代的酷吏王温舒，同样是“灭宗”高手，广平郡百姓深感恐惧，于是“道不拾遗”。此外，活跃于汉宣帝时代的严延年，按班固《汉书·酷吏传》的说法，也是一名标准酷吏，他靠着动不动就杀人全家，成就了“郡中震恐，道不拾遗”的治绩。

这些“道不拾遗”，皆是百姓的灾难。

太史公笔下的商鞅，也是这样的酷吏。他为人“刻薄”“少恩”，以连坐之法控制百姓，强迫百姓互相监视互相举报，“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这种方式造就出来的“道不拾遗”，与义纵、王温舒这些人造就的“道不拾遗”，显然是一回事。对生活在汉武帝时代的人来说，读到义纵、王温舒这些人的“道不拾遗”，便可以很轻松地理解商鞅的“道不拾遗”是怎么回事。

《商君列传》里的其他褒义词，大体也是这种情形。

“山无盗贼”一词，同样频繁见于《酷吏列传》。杨仆、尹齐、王温舒这些酷吏，都靠着严酷的杀戮造就过“盗贼不敢近”的治绩。但在《酷吏列传》的末尾，太史公却说了这样一段话：

“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闲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

大意是：自从王温舒这批人以暴行恶行为治理之道得到朝廷的认可，地方上的郡守、都尉和诸侯们便集体效仿他们的做法。结果，天下情形很快就从“盗贼不敢近”变成了“盗贼滋起”，满世界都是落草为寇之人，大者数千人，可以攻击掠夺城池，释放囚犯诛杀地方官；小者数百人，可以攻击掠夺乡村。数量不可胜计。

王温舒们的“盗贼不敢近”会变成“盗贼滋起”，同样以暴行恶行为治理之道的商鞅，他的“山无盗贼”成色如何，自是可想而知。

“家给人足”一词最容易理解。太史公在《商君列传》里写得明白，商鞅的一项变法政策是“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不好好从事农耕去经商，或者从事农耕却完不成官府规定的收成，便要丧失平民地位，被打成官府的农奴。农耕收成不达标者（为何不达标不重要）全成了农奴，剩下来的平民家庭，当然只能是“家给人足”。这不过是相声里的“老爷心善，方圆十里见不得乞丐，所以把乞丐全赶走了”的高级版。

“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则不过是修辞之术。换种说法便是响应号召进攻他国很积极，为自身利益抗争则很怯懦。荀子入秦时，见到秦民的基本状态是“甚畏有司而顺”，与太史公的描述异曲同工。

对于太史公而言，使用“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这类褒义词来描述商鞅之法，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商鞅干过的事情，任用酷吏、强迫告奸等，武帝时代也正在干，干得热火朝天，且不容批评。武帝是《史记》绕不开的读者，《孝景本纪》与《今上本纪》便曾触怒于他，惨遭抽删。太史公没有办法在《商鞅列传》里畅所欲言，又不愿违心做颂圣文字，便只能如此这般处理。也许，在太史公所见到的档案材料里，“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正是形容酷吏治绩的标配；每一个活在汉武帝时代的人，都清楚“道不拾遗”的真实涵义，是残酷的控制、恐吓与杀戮。用这样的“褒义词”来形容商鞅之法，既可以应付武帝，也留下了窥破真意的线索。

也许是担忧后世之人无法感同身受，无法理解武帝时代的“道不拾遗”究竟是怎么回事，太史公“热烈地褒赞”了一番商鞅之法，仍忍不住在传记末尾的赞文，痛骂了一通商鞅为人刻薄寡恩。痛骂集中于商鞅的人品，也许是为了与正文的赞颂在角度上有所区分。但太史公说自己读过商鞅的《开塞》与《耕战》，说他做的事和书中所写一模一样，却明显是在强烈提醒后世的读者，商鞅不但人品是个王八蛋，他的施政也是如此。

今天的我们，还可以见到《商君书》里的“开塞篇”与“耕（农）战篇”。“开塞篇”的主旨，是劝君王们治国必须用严刑峻法，“治国刑多而赏少，乱国赏多而刑少”，刑罚越狠的国家治理得越好。商鞅还说，“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最理想的治国状态，是老百姓还没犯罪便对其实施刑罚，是鼓励奖赏各种各样的告奸，这样就不会有大乱子，也不会有小乱子。“耕（农）战篇”的主旨，是劝说君王们不要让百姓接触诗书、接触外部世界，不要让百姓去从事商贾、技艺方面的工作，“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一千个从事农耕和战争的百姓当中，只要有一个读了诗书，有了辩才与智慧，这一千人就会被影响，就会不甘于从事农耕和作战，“如此则亡国不远矣”。这些主张皆不拿人当人，皆背离了太史公所信奉的“仁”与“义”。

太史公的担忧是对的。

当苏轼在北宋年间批评太史公“暗于大道”、“论商鞅、桑弘羊之功”时，他显然已经忘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在汉武帝时代的特殊意义。北宋国策致力于汲取小民而对士大夫宽容，也让苏轼忘记了太史公是在一种怎样的窒息环境下撰写《史记》。太史公没有被战国游士的邪说诡论欺骗，相反，他从现实看到了过去，又从过去看到了现实。所以，这部中国史学开天辟地的著作，从刻下第一个字时起，便须在遣词造句上战战兢兢。为了能够将真实的历史留存于世，为了能够将真实的心流传给后人，太史公不得不在词语间辗转腾挪。只有同样经历过这种辗转腾挪者，才能体会到那当中的无奈、坚持与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