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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是古代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乐于依水而居，喜欢徜徉山林，占全了喜水乐山的雅好，遂有江湖之士、山林之士的美称。在2500年前的洛阳城，老子做出了归隐江湖的决定。他来到一个叫作“沛泽”的地方。沛泽地处齐鲁、中原之间，时有战火，于是他再次选择远行，西出函谷。 可见，老子四处寻觅山林湖泽，主要是为了屏蔽外界烦扰，而不仅仅是追逐山水之美。老子走出函谷关后，太史公说“莫知其所终”，没有线索，失联了。但事实的真相或许是，他找到了自己的江湖，与他人老死不相往来，世人无法窥其足迹。 老子去了哪里，大可不必细究，重要的是他做到了与他人相忘于江湖。而另一位提倡“相忘江湖”的庄子，却没有老子幸运。庄子身处的时代更复杂，战争更残酷，何处能隐？豁达的庄子干脆说，“人世间就是我的江湖”。为此还创造了一个形象的词：陆沉。“我逍遥、沉隐于俗世，权当看不见那些污垢，你们也当看不见我吧。”庄子的江湖是无形的，在他心中。 庄子的做法，后人大为推崇。只不过有的人徒有其表，反成笑话，例如东方朔。东方朔踌躇满志，但不被汉武帝重用。他想去归隐，又怕忍饥挨饿，最后宣称隐与不隐最重要的在于内心，自己归隐于庙堂。结果被后人骂惨，扬雄说，“你无非贪恋那几口好吃的好喝的，归的哪门子隐？”的确如此，庄子在尘世里嬉笑怒骂，与某些东西保持了足够距离。而东方朔呢？世人看不到他内心的江湖。 这方面，魏晋文人做得比东方朔好。竹林七贤里有几个虽出仕为官，但不妨碍他们游湖戏水，肆意山林。其中，山涛还被认为“吏非吏，隐非隐”。反过来说，他即是“吏”又是“隐”，两者兼得。处江湖之远与居庙堂之高，随机切换的模式，在魏晋非常多见，以至于有人提出了“隐初在我，不在于物”的观点。可见，这种与现实若即若离的生活方式，渐渐为人所接受，并成为一大潮流。 到了唐代，诗人白居易觉得，吏、隐之间其实还是有精确区分的必要，那就是不做庙堂高官，也不宜隐遁岩穴之中。前者是大隐，太喧嚣；后者是小隐，太冷清。做个不大不小的散官吧，不会冻馁，也不至于劳顿，最好。为此，他还写了一首名为《中隐》的诗，以示己志。 当然，魏晋隋唐文人的巧妙处理，也有一个问题，处处是江湖，也就没有江湖了。换句话说，“隐”那么宽泛，就无所谓“隐”了；“归隐”原本与“出仕”相对而论，两者的边界完全模糊，没了参照，也就名不副实。因此，到了明清之际，不少文人构想自己的江湖，提倡回归山林或湖泽，远离尘嚣，比如诗人龚自珍。龚氏希望“枕高林，藉丰草”，做个“山中之民”，听听山中的“大音声”。这样的生活，与先秦的老子遥相呼应。 可见，隐士的江湖不复杂，也不险恶，但如何在无形、有形之间选择一个两全其美的，并不容易。所以，就有了老子的江湖、庄子的江湖、竹林七贤的江湖，以及白居易等人的江湖。 某种程度而言，古代隐士不同的江湖，其实也是他们两难权衡的心路历程的缩影。 原创： 蒋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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