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明清三代文人隐士的思想转型与背景原因略考 【摘要】隐士在文学历史上独居一隅，往往被研究者们忽视。而隐士的范围瀚广，除了文人，商人、政客中也不乏隐士的身影。本文中，学生将只从“文人隐士”的角度，重点以文学史中的名人为例，只就“元明清”三代的文人隐士展开论述，论述的内容包括隐士的总体概说、元明清三代文人隐士思想的转变过程，及造成其转变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关键词】元明清 文人隐士 思想转变 社会背景 隐于市井 一、所谓隐士 （一）隐士在历史与学术上的含义 隐士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且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它关涉了文人学士在文化、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包含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文化流派的走向。学生搜集的关于隐士的相关解释如下： 1、《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隐居的人 2、《辞海》：隐居不仕的人 3、百度百科： （1）旧指隐居的人。 （2）借指因对某事物不关心或因厌倦表示沉默而不出头露面者。 （3）指有条件·有机会担任领导职务而不担任，或已经担任领导职务却辞退的在某一学科有一定影响的学者。 4、《南史·隐逸》：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 5、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 “非隐士的心目中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 “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悠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 6、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序》：“隐士的含义，是孤高清介，洁身自爱，知命达礼，视富贵如浮云” （二）隐士的称呼 历史典籍中，对隐士的称呼多种多样。比较主要的有隐士、高士、处士、逸士、幽人、逸民、移民、隐者、隐君子等十一种。 （三）隐士的分类问题 学生考察了一些史籍及现当代书目，列举几种引起过较大影响的分类方式： 1、范晔在《后汉书·遗民列传》里将隐士分为如下如下六类： “隐居以求其志；曲避以全其道；静己以镇其躁；去危以图其安；垢俗以动其概；庇物以激其清。” 2、梁阮孝绪在《高隐传》里将隐士分为三大类： “言行超逸、名氏弗备；始终不耗、姓名可录；挂冠人世、栖心尘表。” 3、近人姜 加载中... 内容加载失败，点击此处重试 加载全文 亮夫《中国文士阶级的类型》中将隐士分为僧士（僧道、准僧道）和逸士。 4、现当代学者蒋星煜在《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中，从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四个大方面对隐士进行分类。 （四）隐士指称的概括 总结以上种种，可归纳出一些隐士共有的特征或品格，这便构成了对隐士指称的一个概括：首先，从身份上来说，隐士大多数时候是指“士农工商”之首的“上人”，知识分子和文人；其次，从品质上来说，他们拒绝走“学而优则仕”[1]的常规道路，拒绝与朝廷和官府合作，不与主流社会同流合污，而是选择自我流放、自我疏离，“隐居以求其志”。 二、元明清三代文人隐士的思想转型与背景原因 （一）元代——由飘逸向悲愤的转型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统一政权，它对广大汉族地区的占据和统治，明显具有民族掠夺性质：“一县叛则一县荡为灰烬，一州叛则一州莽为丘墟。”元朝统治者明确地拒绝接受先进的汉文化，并且歧视和打击汉族士人。汉人入仕的只能当蒙古人、色目人的幕僚或副手。因此终元朝一代，文人与政治的斗争矛头指向的是汉人士子与朝廷的不合作。他们大多采取两种隐居方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 1、隐于山林 在元朝统治者指定的官方法律中，知识分子的地位极低，比娼妓还不如。“十儒九丐”的说法即使不尽然，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多数选择拒绝与蒙古统治者合作，走上避世隐居的道路。他们躲进深山密林，或饮酒赋诗，或进行戏剧创作。他们带着悲愤隐退，失去了前古文人隐逸的飘逸与潇洒。 这类文人的代表如杜瑛。杜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人或勉之仕，则曰：“后世去古虽远，而先王之所设施，本末先后，犹可考见，故为政者莫先于复古。苟因习旧弊，以求合乎先王之意，不亦难乎！吾又不能随时俯仰以赴机会，将焉用仕！”于是杜门著书，一不以穷通得丧动其志，优游道艺，以终其身。 2、隐于市井 有些文人明里不与统治者合作，却也不刻意隐居山林，但终其一生隐居于市井，潜心搞创作，从不问朝中事，以自己的笔触表达内心的悲愤情绪。 这类文人的代表如关汉卿。关汉卿“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识。”他和许多作者演员交往，有时还参加演出，成为名震大都的梨园领袖。其作品也有不少揭露元代社会腐败黑暗的内容。关汉卿对于蒙族的专横表示抗议的方式就是走上仕途的对立面：“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由此可以看出他的疏离态度。可当天下太平，政治巩固之时，关汉卿与元初那些前朝遗民的悲愤抗议还有些许不同：“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争什么。”表达他民族气节的同时，透出些许闲适。但这种闲适却依然不同于盛世之隐的轻松欢愉，而更多的是对现实的无奈与自嘲。 （二）明代——由悲愤向风流的转型 明朝文人隐士可按时间分两期来讲。总的来说，明代隐士中归隐山林的很少，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隐士。 1、前期 （1）严厉的高压政策 朱元璋开国之初，在对一些文人进行笼络、利用的同时，采取了极为严厉的高压政策：“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禄表，以表内“作则垂宪”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诛；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表，以“仪则天下”诛……”这种中央集权制度残酷的政治高压造成了一种恐怖的气氛。朱元璋在搞文字狱的时候颁布法律：“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退隐在当时被定成罪状，文人动辄得咎，无怪乎《明史·隐逸传》的记载寥寥。 （2）泛滥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的泛滥成灾，使一批中举而无法安排的士人居无定所，失去了生活保障。他们只好游荡于市井青楼或权贵府第，致使明清两代又重新兴起养士之风：“山人墨客，标榜成风。稍能书画诗文者，下则厕食客之班，上则饰隐居之号，借士大夫以为利，士大夫亦借以为名。” 这种压迫与落魄的结果最终可以在文人隐士兴起的一股复古思潮上体现出来。作为前七子之一，徐祯卿论诗主张反复古，其《谈艺录》重要理论有三：重情轻词；重质轻文；重神轻形。他将前七子推崇汉魏古诗的论点发挥到了极致。 2、中后期 明代发达的商品经济哺育了城市文化的繁荣。市场经济和市民文化的兴起，推动社会风尚的改变，也培育出一批才艺双全的风流才子，现世享乐之风盛行起来。这致使明朝的隐逸文化相当独特，与前朝往代都有本质的不同。它从宁静的山林丘壑转向繁华的市井，从孤独转向喧闹，从面向大自然的冥想沉思转向投入世俗生活的欢愉放纵。他们与前朝隐士一样，远离仕途，不去应试当官；但是他们又有自己的独特方式：从避世转向入世，从隐居转向广交名士，从默默无闻转向扬名四方，从谨守伦理转向放荡不羁。尽管种种表现都与传统意义上的隐士相差太远，但无论形式上有如何的差异，在本质上，在内在上，他们都始终是一致的：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和心灵自由。这是明代的隐士们一种超脱了外在的自我人格的表现。 代表人物便是风流洒脱的吴中四才子唐寅、文征明、祝允明、徐祯卿以及文化怪杰徐渭、李贽。且看袁宏道所公然提倡的人生“五快活”，不就正是这种放浪形骸的风流才子的追求吗：“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薰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 （三）清代——由风流向致用的转型 1、拒绝归清的气节 明末清初，汉族危亡，有许多气节之士奋起抵抗，这当中的文人代表当属清初三大家的顾、黄、王。 顾炎武在江南积极参与抗清活动，失败后亡命北方，考察山川，访求豪杰，图谋恢复，晚年终老于陕西华阴。黄宗羲积极投身抗清斗争，后隐居著述，屡据朝廷征召。王夫之曾从永历桂王举兵抗清，南明灭亡后隐遁归山，埋首著述。对这些士子名臣，对这些不与新朝妥协合作的遗民，连他们的对手也不得不对其气节表示敬重：“虽寥寥数十人，皆大节凛然，足丰后世者也。”顾炎武的文学观可谓经世致用的文学馆。其《天下郡国利病书》明显带有总结经验教训的战略考虑，我们以今日的眼光看这位文人谈侃兵略大局，俨然一位运筹帷幄的大统帅，不免会觉得有些不合其身份。然而，“秀才言兵”是我们的文化素来的传统，这种传统不在于让我们从中真正吸取其谋略，而是一种铁骨铮铮的气节。如果文人和隐士都怀抱着这样的心志和思考是真会让所有的统治者胆战心惊的。这样的“隐逸”可算是中国隐士史上笔墨最重、分量千钧的收笔。 2、盛世修史的皇朝 与蒙元对文人的贬低不同，清朝统治者了解汉族文化的优越性，并主动接受它。康熙皇帝曾亲自主持考试，招选遗民中的学者文人。皇帝的“尊贤秀”的态度其实正是为广纳不合作的贤才铺了一条道路，反清人士如若不缓和自己的心志，实在是不识时务了。如顾炎武、黄宗羲，虽然自己依然坚不应招，但却都不阻止自己的弟子去应试。在对待文人方面，清朝采取两手准备，一事大兴文字狱来震慑汉族士人，达到思想控制的目的。另一方面，为了使文人们有用武之地，他们开史馆，开四库馆阁。皇帝标榜“盛世修史”，以此达到笼略控制当时的优秀学者文士的目的。 清初的著名史学家万斯同（1638～1702）就是一个例子，他精史学，以布衣参与编修《明史》，前后十九年，不署衔，不受俸。在抗清失败，匡复无望之后，顾、黄、王这三个清代知识分子的最杰出代表也放弃革命，走上了隐居著述的道路。乾嘉学派是最能反映清代学术思想特征的学术思想与流派，它堪称中国步入近代前的最后一次学术辉煌，这是中国士人一次整体性的“学隐”——他们不问政治，不涉思想雷区，潜心治学著述。前明的遗民在一个繁荣昌盛的新朝代里的出现一种尴尬：既抗议，却同时也以为朝廷著述的形式合作。 3、隐于市井的才子 清朝与明朝相似，随着整个社会的繁荣，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达，也出现了一批“隐于市井”的才艺双全的风流才子和名士。 代表如扬州八怪，他们极其淡漠功名利禄、荣华富贵：“晋公游戏画五牛，最后一匹金络头。不比田家晓晴好，野塘浮鼻野风秋。”这首七绝里既暗用着庄子的典故，也认同着庄子的理想。这说明，尽管清代文人隐士不复庄子、陶渊明那般“真隐”的境界，但却永远延续了以往隐逸传统的内在精神。 三、流变规律 我们从元至明的文人隐士的思想转变可以看出：同样是隐遁避世，越是往后，隐者心中的道德承担和人生悲凉就越是减少，而审美、纵情、欢愉的成分越多，并且趋于闲适飘逸的情调和情趣的追求就越发增多。而元明清三代文人隐士的思想流变规律也可见一斑：总体是由完全不与朝廷合作、搞个人性创作至表面合作、内心深隐的线路。而求其背景原因，则应是根据两点来看：一是统治者对文人的态度，是扼杀还是留用；二是看当朝经济的走势，是流于封建还是流于开放。这都决定了文人是隐居山林，自给自足，还是融入社会，以一种不为官的方式励精图治。 参考文献 [1]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1日第一版. [2]袁行霈主编，莫砺锋，黄天骥本卷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1日. [3]袁行霈主编，黄霖，袁世硕，孙静本卷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1日. [4]吴小龙.适性任情的审美人生：隐逸文化与休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1日. [5]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派研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1日第一版. [6]丁放.金元明清诗词理论史[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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