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闽阙里：福建建阳书坊的兴衰史，宋元明三朝傲睨全国的刻书中心

建阳，位于福建省南平市北部，处于建溪上游，武夷山南麓是福建省最为古老的县邑之一。自古就有“竹海林乡”和“图书之府”的美名。自宋代以来，建阳就是全国著名的刻书中心。

明初时，建阳书坊虽呈现出短暂的疲软状态，但很快就重新振作，并迅速成为全国书籍刊刻数量最多的地区。尤其是明嘉靖到万历年间，建阳刊刻图书的市场份额在全国占有巨大的比例。

建阳考亭

那么，在古代为何建阳可以形成如此规模巨大的刻书中心呢？建阳书坊所刊刻的图书又有哪些类型呢？各位看官不妨跟着笔者来一探究竟。

建阳书坊历史渊源与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

谈到建阳刻书兴盛的原因，不得不将一大半功劳归于先天的优越条件。优越的自然和世代相传的精湛技艺，这些都是民间坊刻业最早在建阳兴起的重要原因。

1·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福建武夷山

建阳地处闽北山区，自宋以来就享有“图书之府”的美誉，明初时虽略有消歇，但很快就重新焕发出耀眼的光芒了。明嘉靖到万历时期，出自于建阳刊刻的通俗小说一直占全国的首位。

这样惊人的数量，是离不开当时建阳发达的造纸业和印刷业的。

墨、纸张、木材是发展印刷业不可或缺的三个重要元素，而这些在建阳样样具备，可以说是唾手可得。

首先是对于纸张的选择，古时建阳刻书除极少数的书籍采用的是当时流行的白棉纸之外，更多的是用本地特产的竹纸或是邻县所生产的“顺昌书纸”。

这是因为白棉纸造价颇高，不适宜于大范围的推广使用。而本地竹纸和邻县“顺昌书纸”造价低廉，符合大部分消费者的消费能力。

嘉靖《建阳县志》的记载：“嫩竹为料，凡有数品，曰简纸、曰行移纸、曰书籍纸，出北洛里；曰黄白纸，出崇政里。”

从这则文献可以看出，当时建阳书坊印书以书籍纸用得最多，虽然这种纸张的质量不能与白棉纸相媲美，但好在其价格低廉，所以成为了建阳书坊主们的首选之材。

此外，福建莆田县本来是福建的产纸大县，但是由于顺昌纸因其物美价廉而名声鹊起，到了弘治年间反而要向顺昌进口纸张。

后又由于造纸行业竞争日益激烈，到了万历年间顺昌纸的市场份额也大幅缩水，竹纸在经过改良之后，便迅速崛起并广阔的占有了印刷业的市场。对此明代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记载：

（竹纸）以素所造法演而精之，其厚不异于常而其坚数倍于昔，其边幅宽广亦远胜之，价直既廉而卷帙轻省，海内利之，顺昌废不售矣。

由此可见，当时造纸行业竞争激烈，行业内对于造纸原料和技艺的创新也是日新月异，可见当时建阳刊刻业的发达与当时造纸业发达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其次是建阳造墨业十分发达，建阳山区多产松树，自古便有竹海松涛之美名。而造墨最主要的原料就来源于松树。这为建阳墨的生产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墨

明末清初的学者宋应星，在其著作《天工开物》中，对造墨的过程有较为详细的记录：

凡烧松烟，放火通烟，自头彻尾。靠尾一、二节者为青烟，取入佳墨为料。中节者为混烟，取为时墨料。若近头一、二节，只刮取为烟子，货卖刷印书文家，仍取研细用之。

有上述材料可见，当时书坊所用的墨都是近火处质量最差、价格最便宜的那段松烟，必须经过进一步的研细再加工才可以投入使用。而当时建阳书坊使用的墨，绝大部分都源自于“兴中里”和“崇泰里”这两家墨坊。

最后是印刷书籍时的板材，我国古代的印刷术主要有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种。这两种印刷术，都需要将文字先行在木板上刻好，然后再刷墨印于纸上，才能装订成书。所以印书用的板材就是至关重要的元素之一了。

当时印书所用的板材大致有：樟木、梾木、榉木、楮木、山杨梅、柳木等木料。这些树木在建阳境内随处可见，尤其是作为板材最好的梨树，建阳也有十分丰富的资源。

据《建阳县志》的记载，建阳地区梨树的品质繁多，数量庞大，有雪梨、面梨、冬梨、早花梨、脆梨、铁梨等数种，这些都是制作雕板的上好材料。

有了这些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建阳地区刊刻业的发展已经具备了最基础的条件了。而建阳之所以能成为全国最大的民间刻书中心，和其历史的源远流长有不可割裂的关系。

2· 源远流长的历史原因

福建是我国刻书业起步较早，持续时间较长的地区。福建地区刻书坊分布广泛，从宋代到清代福建多地都是当时的刻书重镇，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其地位也颇为尊荣。

在福建省内，其所属各州府皆有刻书坊，除建宁府之外各地多以官刻书坊为主。其所刻之书的种类也多于国子监相似，内容也多为儒家经典、正史经籍，或是一些注重实用的医书、小学之类。

福建地区刻书持续时间最长的要数福州地区，福州的官刻书坊从宋代到清代雕刻了大量的裨政教化、弘扬正道的经史典籍。

涌泉寺

福建地区刻书业发达，也与当时的寺院刻书有莫大的关系。其寺院刻书从宋代延续至今，宋代的三大藏名扬四海，至今福州涌泉寺还藏有大量的版片，并且仍然在印制经书。

在这样繁荣的刻书业的影响下，拥有天然优势的建阳地区，其刻书业很快就大肆兴起，并且在宋元明三朝长盛不衰，成为当时全国的刻书中心之一。

而建阳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区别在于，建阳是以坊刻为主。种类齐全，不仅刊刻儒家经典和经史子集等官刻类书籍，还刊刻蒙学和举业用书，以及百姓喜闻乐见的日用类书籍和通俗读物。

值得一提的是，建阳以经史典籍的刊刻而开始它灿烂的刻书历程，这与宋代以来学校的普及、闽学的兴盛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官学、私塾成风的社会环境，为刻书坊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儒家经典一直备受朝廷的重视，北宋以前出版四书五经以及各种经典注本，都是由朝廷官选校定，再由国子监刊刻发行，这种刻书模式当时已经为世所遵循。而南宋时期国力衰微，国子监财政薄弱，已经无力负担庞大的刊刻指出，于是只能将书板下发至各州。

另一方面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导致私刻和坊刻逐渐兴盛起来，建阳刻书正是在这些综合原因之下大力发展起来的。

建阳书坊虽然在清代以后逐渐衰微，这与近代工业的兴起，手工业逐渐被替代脱不了关系。但是以福州和汀州四堡的刻书为代表，仍然独树一帜，流布四方。

鼎盛时期的建阳书坊

明代是建阳书坊刻书最鼎盛的时期，据明嘉靖年间编撰的《古今书刻》中记载，嘉靖以前朝廷以及各省出版发行的书目共2412种，其中福建省刊刻了479种，在当时居全国之首。

而这479种书目有367种都是出自建阳书坊，而建阳刊刻书籍的实际数量远远不止《古今书刻》中记载的这些。

建阳书坊雕板

嘉靖《建阳县志》中记载的书坊书目382种，除去与《古今书刻》中相同的部分，还有190多种是未曾登载入册的。

因此两书目录相加，明嘉靖前建阳书坊的刻本数量高达557种，可见当时建阳书坊刊刻业之发达是空前绝后的。

那么，建阳书坊所刻的书目都是什么内容呢？

明代前期，刻书的内容基本都是因袭国子监所刻的经、史、子、集和一些类书、医书等。这时全国的应试举业之书，多半出自于建阳书坊，并且还承接了许多官方委托刊刻的书籍等。

除开这些官方书籍，建阳书坊刊刻了很多通俗化、大众化的读物。明代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繁盛期，大量小说的编撰和出版都集中于这一时期。

建阳书坊却很少涉及文言小说的刊刻，这与书坊的消费群体定位有很大关系。元代以后开始面向下层民众，白话通俗小说的刊刻开始兴起，文言小说以文言叙事，大多表现文人生活，中间穿插大量诗词歌赋，充满文人情趣。

这些与市井民众的生活相去甚远，所以不为下层百姓所接受。因此，与面向市井大众的建阳书坊背道而驰，所以建阳书坊很少刊刻文言小说。比如《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等书就是由当时建阳县知县张光启主持刊刻的。

嘉靖年间，建阳书坊刊刻了不少演义通俗小说类书籍。现存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书林叶逢春刻印《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十卷，嘉靖三十一年（1552）杨氏清江堂、清白堂刊刻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八卷、附录《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嘉靖三十二年（1553）杨氏清江堂刻的《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等。

根据《古今书刻》记载的367种书目中，建阳书坊不仅刊刻了众多的小说喜剧，还刊刻了一些史书类，比如：《吴越春秋》、《宣和遗事》，和一些杂书，比如：《搜神记》、《列女传》、《山海经》等。

建阳书坊刊刻的名著数量最多，其中《三国演义》因为一直是畅销书，故而建阳书坊刊刻最多。余象斗的双峰堂、三台堂是建阳书坊中刊刻通俗小说最多的，万历二十年刻《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万历二十二年刻《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评林》等等。

刘氏刻书六家中的乔山堂刘大易，万历间刻《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藜光堂刘吾荣，在天启、崇祯年间刻《全像水浒忠义志传》和《按鉴全像鼎峙三国志传》等。

以上所列仅仅是建阳刻书最微不足道的冰山一角，从时间上看，万历年间，是建阳书坊刊刻通俗小说的黄金时期。

从题材上看，历史演义类小说最多，神魔公案次之，但几乎没有世情小说的出版。其中《三国志演义》是刊刻最多，版本最繁的一部小说，可见《三国志演义》在当时确实是畅销书籍之首。

除上述通俗类小说以外，建阳书坊还刊刻了很多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蒙学书籍、医术以及农业用书。

建阳书坊的衰落

明末清初，曾经繁盛一时的建阳书坊逐渐走向了衰落，虽说清初严重的兵燹是其走向没落的直接原因，但实际上还不是其衰亡的根本原因。建阳书坊衰落的原因应从社会政治、文化经济背景等方面进行考察。

名家绘建阳书坊繁荣图

一、社会原因。明代以前，建阳地区社会秩序相对安定，有“潭阳自古好避兵”之说，战乱较少波及。加之建阳又是福建古代粮仓之一，这就给建阳书坊长期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明末清初“闽北走廊”成了清军入闽征服福建的必经之路，建匝、建阳等地成为人们抗清拒敌的广阔战场。康熙年间“三藩之乱”爆发，耿精忠在福建发动叛乱，在建阳地区烧杀抢掠，历代乐土一时间硝烟迷漫，遭受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兵燹。道光《建阳县志·兵燹》就记载：

时城市中虚若谷焉，茸若蔽焉。比屋洞开，闽无人也。道路崎岖，败瓦积也……”

在这种情况之下，建阳刻书也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大量书籍雕版在战乱中被焚毁，刻书匠人不是死于乱军就是远走他乡，其中很多匠人被江南的书坊高价挖走，造就了有清一代江南的刻书业的繁盛。

二、文化原因。建阳是历史上的文化名城，著名的程朱理学发祥地。宋元时期，人才荟萃，文化学术气息极为浓厚。

从游酢到朱熹，以及朱熹的弟子蔡元定等，在此创立了名震学界的“考亭学派”，建阳也因此被誉为“南闽阙里”。

有宋一代，建阳入《中国人名大辞典》者竟多达66人，为福建诸县之首。然而到了明代，就锐减为5人，清代则仅有3人。

文化和教育的衰落，必然给刻书业带来不良的影响。到了明末清初，在建阳很难找到学者兼刻书家式的人物，或是既会编著又参加校刊的学者或书坊业主。

总之，这时的建阳刻书业，已经失去了一批间接、直接支持刻书事业的推动者，这是建阳刻书业必然走向衰亡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三、建阳刻书业自身的原因。明末清初，建阳刻书业在全国同行业竞争中出现了明显的劣势。

首先，其图书质量屡遭批评，而人们对南京等地的刻书质量却相当满意。建本质量上的劣势，必然导致图书市场竞争中的失败。

如福建文人谢肇荆在《五杂姐》中说:金陵、吴兴、新安三地，剖侧之精不下宋板。

其次，在地理位置上，建阳地处闽北山区盆地，交通不便。图书外销发行较江浙一带也呈劣势。

到了明代，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等地刻书业相继崛起，并形成了发行网络，以地理上和质量上的优势，逐渐夺走了建本原有的市场。

再次，明代中叶以后,江南不少地区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例如常熟毛晋汲古阁从事刻书，曾经变卖田产，以雄厚的资金展开规模经营，并讲求质量与信誉，故能在30年间刻书600多种，“板逾10万”，行销大江南北，“毛氏之书走天下”。

而建阳书坊，由于经济基础相当薄弱，只能小本经营，根本不能与毛晋这样的大户匹敌。表现出经营上的明显劣势。建阳刻书业本身的劣势，是导致它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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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阳刻书兴于五代，盛于明代。明代嘉靖至万历时期建阳刊刻的历史演义小说大量涌现，对中国小说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建阳书坊在明代万历中期以前引领着历史演义小说的刊行和撰作方向，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