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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齐谈

 潍坊北海道 2019-11-12

作者|武际成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给我们延绵不绝的中华民族注入了无限的智慧和力量。当我们迎接民族基业伟大复兴的时候,当我们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精神动力的时候,完全可以从自己传统文化里去寻求丰厚的沁润和滋养——进取、包容、吸纳、变通。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方面,传统文化一定会对现世伟业起到巨大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当前伟大的社会变革实践又一定是对传统文化的积极传承与发展。

       现在,我根据古代典籍中的一些名言警句、成语故事等,结合当今的社会现实,谈一些体会和感悟,并修正而用“今古齐谈”这个名字,以期通过交流,对大家相互间做人、治事业起点积极的指导作用。

朝阳读书与炳烛之明

       据《说苑·建本》记载:我国历史上,春秋时晋国晋平公,对他的盲人琴师、有名的思想家师旷说:“我都七十岁了,想再求学,是不是太晚了吧?”师旷说:“晚了,点蜡烛啊!”“你怎么取笑我呢?”师旷说:“我这个瞎老头子怎敢取笑国君?我听说年轻时喜欢学习,就像刚刚升起的太阳;壮年时喜欢学习,就像中午的阳光;老年人喜欢学习,就像点燃蜡烛,虽然光明有限,但总比没有光亮摸黑好多了。”晋平公听后连声称赞:“说得好,说得好!”

       一个人到底哪个年龄段是读书学习的最好时机?当然是少年,但又何止是少年!什么时候的学习都是对今后生命的丰富和对整个生命质量的提高。

       一个人青春年少喜欢读书学习,就像朝阳,不只光艳夺目,而且生机勃勃,生命力极强,学到的知识,积累的才能,会使自己一生受益。少年正是读书时,“莫待无花空折枝”,少年朋友应当无比珍惜人生最佳的学习时机,勤学多思,不耻下问,博采众长,以现在的努力换取一生的受益,奠基人生的辉煌。这应该是潍坊市教育局“朝阳读书”活动的本意,是“潍坊晚报”编导们的良苦用心了吧!

       一个人年富力强时喜欢读书学习,就像太阳到了中午,虽不及少年时光长远,但也是“正午好时光”,仍有人生的后半程,需要知识给人以鼓励、激励和明辨方向。用现实一点的观点看,壮年积累了人生已有的经验和教训,矫正了方向,拥有了灼见,有很多事情才是真正的开始,急需要“充电”。壮年读书是学以致用,壮年辉煌才是人生真正的辉煌!

       老年人喜欢读书学习,自有另一番景象。老年人大半辈子的人生旅途渐行渐远,人世间的事多半看了个究竟,清楚明白的、一知半解的、糊里糊涂的都有。在人生旅途的黄昏里,读书如同点燃了蜡烛,虽不光彩夺目,但是给人送来了光明,读书使人明辨了道路,解除了疑惑,使自己做个越来越明白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司马迁、朱熹、毛泽东等许许多多的人,一直学习到生命的终结,明白了自己,也给世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聪明人最大的聪明之处,就在于知道不断求知的益处,并且能身体力行,学而不厌。愚蠢者最大的愚蠢之处,就在于接受自己愚蠢的现实,从而一次次放弃由愚蠢进入聪明的机会。师旷与晋平公的对话,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难得的激励,也但愿它能对“朝阳”少年不珍惜机会者,对“日中”壮年而不抓住机会者,对“黄昏”老年而拒绝机会者,都是个有益的启迪。

子路拜师

       根据《孔子家语》记载:子路要拜孔子为师。孔子问:“你喜爱什么?”子路说:“喜爱长剑。”孔子告诉子路:“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是问你哪个方面有才能,通过努力学习,别人就不会赶上你了。”子路说,“学习有意义吗?”孔子就说:“木材受过墨线才会变直,人经过教诲才会贤明。好学多问,什么事都能成功;失信又远离有才能的人,就离犯罪受刑不远了。”子路说:“南山的竹子没有矫正,天生直直的,砍来就可做箭杆,能射穿犀牛皮(我就像南山竹一样,还用学吗?)。”孔子说:“做箭杆的竹子,如果再给它加上羽毛箭尾,按上锋利的箭头,不是更好,不是射得更深吗?”子路很佩服孔子的观点,连忙说:“我愿拜你为师,接受你的教诲。”

       子路是孔子的高徒,也是孔子最得意、最亲近的学生之一。我们看,子路入孔门,都自有他特殊的过程。读过这个故事之后,我们会知道“读书(学习)无用论”古已有之,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了。

       读书学习到底跟一个人的事业、人生有多大关系,应该说孔子跟子路的对话,给了形形色色“读书无用”论调最恰如其分的回答:“加上……更……。”我想这个故事会给我们三点启示。

       一是读书(学习)的用处有多大。现在,说到读书无用,许多时髦的人首先说的是比尔·盖茨,一个大学未毕业的人,创造了千百万大学生做梦都不敢想的神话。不错,比尔·盖茨创造了数百亿计的财富,但这只是个案,真要比较起来,从更宏观的方面看,大学毕业生们远比未毕业者创造的财富要多,对社会的贡献也更大。更不用说,比尔·盖茨是已经读过书,读了不少给他打下坚实基础的书,是读书多少的问题,而不是读不读书的问题。

       二是因材施教、学以致用。要说中国的教育,最大的弊端在于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不管你有何个性特长,不管你愿不愿学习,我就是按既定的标准来教,结果加剧了“读书无用论”。上面的故事中,孔子针对子路的“直竹理论”给予加“尾”、按“头”的发挥说解,多么因势利导,多么有说服力,无怪乎子路心悦诚服地拜师学习。

       三是继续学习的问题。继续学习、终身学习已成为大势所趋,是世界发展的必然。一个人在学校里学的知识再多,走向社会,走向工作岗位之后,在知识更新换代如此之快的今天,很快就会过时,很快就会落伍遭淘汰。比尔·盖茨的成功,如果说他在学校里学的知识比他的同学少,那么他在闯荡事业的过程中所学的专业知识会是他同学的十倍、百倍;毛泽东一介师范学生,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如果说他在学校里学的知识比大学生、留学生少,那么他在革命过程中所学的知识,却是任何别人比不上的。继续的学习,就是不断地给“箭杆”加“羽毛箭尾”、按“锋利箭头”。

       学习可以使人更聪明,学习可以使英才更出色。但愿每个人重视学习、不断学习、终身学习,使自己变得越来越聪慧,更出色地发挥自己潜在的才能。

人将卧,我不敢卧

       据《说苑·建本》记载:战国时著名政治家宁越,家居偏僻,出身卑微,少年时曾问他一块耕作的伙伴:“怎么样才能免受这劳作之苦啊?”朋友说:“最好是读书求学,30年便可以发达,到时便不再有这劳役之苦。”宁越想了想说:“让我用15年的时间,别人休息,我不休息,别人睡觉,我不睡觉,实现这样的人生目标,显达于人。”果然,宁越愤发学习15年,而被周威王拜为师,成为治国安邦的将相之人。

       世上无难事,只要我们积极努力地去做,再难的事也变得容易。世上又无易事,再容易的事,不去做,也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古今中外无数的事例都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成功主要不在于具有多高的天赋、多美的理想和多好的环境,而在于他是否具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明确的目标。

       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有段精妙的论述,“古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这正是人生目标、决心、意志的写照。

       一个人的一生,一生的各个阶段,乃至各阶段的每件大事,都要有个明确的目标,要干什么,怎么去干,思路要清晰。事情就是这样,有时怎么看怎么想的思路决定了出路。对于普通的人,思路决定着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出路;对于领导人,思路则决定着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出路。

       在现实中有许许多多“志大才疏者”,想得很好,就是不能去实践,所以也就不能实现目标。细细想来,谁人不想像宁越那样,出类拔萃,发达成功,为社会、为国家多做一些大事情,成为友人、邻里羡慕的对象。但对于多数人来说,在最美好的梦想和最残酷的现实之间,往往横亘一条深不见底的鸿沟,这就需要我们以正确的方法做跳板,才能一跃而过。

       去做未必能成功,还需要“恒”。在目标与实现之间,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坚持不懈,就是恒心,“读书、治事业,持之以恒,方能有所成就。”“人而无恒,终生一无所成。”还说宁越吧,如果他不是坚持攻读15年,不是矢志不渝,而是3年、5年,10年、8年,恐怕就不会实现他的人生目标了。王国维说的“蓦然回首”的境界,是艰苦卓绝奋斗后的必然结果,不是“桃花源”式的奇遇。

       由此看来,一个人求学问、治事业,要有点成就,立志、实践、坚持是缺一不可的三个环节,或说阶段。

孟母教子

       “孟母三迁”的故事流传千古,而我要说的却是孟母诚信教子的另一个故事。

       据《韩诗外传》记载:孟子小时候,邻居家杀猪,他问母亲:“邻居家为什么杀猪啊?”他母亲说:“想让你吃肉啊。”这话说出嘴后,母亲又自悔其言,不该这样来哄骗孩子。孟母说:“自从怀上这孩子后,坐的东西放不正不坐,吃的东西切不正不吃,就是想使孩子尽早受到好的教育(胎教)。现在明明知道真相却欺骗孩子,这是在教他不诚实。”所以,她便到邻居家买肉来给孟子吃,以使他明白说话讲诚信的道理。

       看完这个故事,我们不禁由衷地感叹:孟母真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伟大的母亲,她抓住了诚信这个做人的根本,教子有方又有恒。由“孟母教子”推想到孟子的伟大,由此,我想到了有关“诚信”的很多很多。

       诚信是做人、治事业的道德基础和心里基础,是一个人健康、美貌、财富、机敏、才学、荣誉等众多人生行囊中最不可丢弃的一个。诚信之人心智清明,择善而从,善待他人,自己也必将善始善终。

       诚信是一个集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存之基。诚信对普通人重要,对“领导者”更是责无旁贷。家长,要对自己的孩子讲诚信,无论是言是行;教师,要对自己的学生讲诚信,无论是言是行;干部,要对自己的从属讲诚信,无论是言是行。诚信,要求我们每个人,特别是领导者,“一言不欺,一事不悔,行之既下,人皆信之。”奸诈、虚假、浮躁之恶劣作风,可以说无一不是缺失诚信所致。

       战国时齐国名相管仲曾说:“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于朝。”用现在的话说,不论从事贾(商)、工、农等职业,还是国家公务员,都要讲究诚信,不然的话,就不可以依靠这个行业来谋生吃饭。

       话再回到“孟母教子”,它给我们的另一点启示是:事事要做有心人。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训斥代替教育,以教育代替引导,以引导代替行动,须知“身教重于言教”,要解决跟自己密切相关的事情,必须从自身做起。根据儒家的观点,就是“平天下”这样的大事业也还得从“修身”开始。

周公吐哺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的儿子伯禽代替他去管理鲁国政务时,周公对他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兄弟,成王的叔叔,在天下人中间,地位不能算不高了。可是,我洗一次头的时间就要三次中断,吃一顿饭都要三次把吃到嘴里的东西吐出来,我用这种态度接人待物,还是担心错过天下的贤人。你到鲁国之后,一定要谨慎认真,千万不要依仗自己是鲁国国君,就用傲慢的态度接人待物。”

       周公,名旦,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相,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帮助父亲周文王确立了统治地位,帮助哥哥周武王统一了天下,又帮助侄子周成王治理好了大周朝。周公在中国历史上是个近乎完美的人物,是不计名利、勤政为民、天下为公的典范,“周公吐哺”也成为千古流传的美谈。

       今天,我们重温这个故事,我觉得给我们三点启示。

       一是位显不能居功自傲。周公接连三朝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地位,功高位显,权势、富贵无以复加,而他能以平常心对待,以天下为己任,实在难能可贵。史料记载,周公的哥哥周武王死时,是真心要把王位传授于他的,但他出于国家民族大义,坚持回辞了武王而毫无二心地辅佐幼年成王。他这样做,小而言之,是为了周朝大一统的江山,大而言之,则是为了天下百姓的福祉。无怪乎史学家司马迁撰写《史记》时,都把他跟帝王一样写“世家”,周成王更把他跟周文王、周武王一样看待,葬在了一起。

       二是有权更要秉公勤政。要说居于高位不自傲还容易点的话,那国家大权在握,仍能“一饭三吐哺”真是难了,这是何等的胸怀、眼光和睿智。据史料载,周公辅佐幼小的成王,有群臣拥立之时,也有众人反对之声,但他始终能够坐正位子,不为声誉名分所动,光明磊落、天下为公、勤勤恳恳、为国为民,这真是大周朝之福,真是天下百姓之福。

       三是百姓也须勤勉自强。“周公吐哺”的故事,一是其公,二是其勤,堪称楷模,为官者应重在学其“公”,寻常百姓则要着重学其“勤”了。为官者终是少数,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是社会的主体,是历史的主流,手中虽无什么权力,但也有自己为人处事的社会交流活动,只有勤,才能有成效,才能有成果,才能有成功。

       一个“周公吐哺”故事,给了我们无限的思考……

善盗者盗天地

       据《列子·天瑞》记载:齐国有一姓国的人很富有,宋国有一姓向的人很贫穷。一天,向氏来到齐国向国氏请教致富的本领。国氏说:“我善偷,一年自给,两年富足,三年大丰收,乡里的人都能得到我的施舍救济……”,未听完,向氏便高兴地回国。回去后,向氏翻墙凿壁,凡眼能看到的,手能拿到的,没有不偷的。没多久,向氏被官府逮捕法办。向氏出狱后,跑到齐国指责国氏。国氏问明缘由后说:“我盗取天地云雨,盗取山林自然物产,盗取陆上飞禽走兽,盗取江河鱼鳖水产……,我所有的一切,无一不是从天地自然那里盗取来的,我这是充分利用这些条件。你却盗取金银财宝,盗取那些别人劳动所得已经到手的东西,只想致富,不择手段,当然要遭到惩办。你这又能怨谁呢?”

       这是个发人深省的哲理故事,我认为对我们有三点启示。

       一是齐国国氏的勤奋。故事自头到尾没有一个字说国氏勤,但又无处不表现国氏的勤劳。国氏白手起家,三年之内不但自己小康致富,而且周济乡里,不是靠勤奋、勤劳,又能靠什么?天上、地下、陆地、江河,所有的条件与物产都能充分开发利用,不是靠勤奋、勤劳,又能靠什么?勤、恒相通,“勤字功夫贵有恒”,国氏是恒下一条心来要致富的,所以他富有了。

       二是齐国国氏的聪慧。看完故事,我们就会清楚国氏所讲的“盗”,实际上是“充分利用”,国氏所讲的“天地”,实际就是“自然”。利用天降雨水浇灌庄稼,利用肥沃的土地肥栽培作物,利用树木修建房屋,利用江河水产调剂生活。“天地”之所有,无一不被自己所利用,这样的人不富都难。顺便说一句,像国氏这样聪明的人,当初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恐怕也不会是掠夺性开发,他既然想到了乡里乡亲,也自然会想到子子孙孙。

       三是学习要取“真经”。故事中的宋人向氏也真够蠢的,还没等听别人三句两句说明白,就去偷,就去抢,到头来遭缉拿归案竟还指责别人,真是想发家致富想糊涂了。但从向氏身上,我们还是应该接受两条教训:其一,学做一件事情,一定弄清来龙去脉,且不可听风是雨,曲解真意;其二,发家致富,人人向往,且不可杀人越货,巧取豪夺,这是自古至今至永远天地不容的。

捕雀者说

       据《孔子家语》讲:孔子看到用网捕雀的人,捕到的都是黄嘴幼雀。孔子便不解地问:“为什么捕不到大雀呢?”捕雀人说:“大雀容易受惊而难捕,幼雀容易贪食而易得。再说,只要幼雀跟随大雀,就不容易捕到;而大雀跟随幼雀,大雀也会容易被捕。”孔子马上对他的弟子说:“容易受惊,就能远离危害;只顾吃食,就会连命搭上,这二者都是天性。但是,有很多时候,人们会因自己所跟随的对象而决定祸福,所以,聪明的人要谨慎选择跟从的对象。”

       这是个充满人生哲理的故事。

       第一,做人要谨慎小心,要有警惕心。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利益、祸福,权力、吉凶,付出、回报等等往往都密切联系在一起,我们要慎之又慎。我们谨慎小心,抱有警惕心,不是事事谨小慎微,成天紧张兮兮,而是说面临大抉择的时候,面临可能是你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要慎重,要权衡,要反复的思量,要小心的决断。曾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话,是儒家基本的人生态度,也应该成为我们的人生态度。

       第二,做人要戒贪。贪是万恶之源,“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物一理,动物们贪求食物,会放松戒备,忘了祸患,最终毙命;人们为了金钱地位,会解除警惕,不择手段,只顾一时达到目的,忘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身败名裂,悔不当初。自古至今,不知多少人命丧这“贪”字上:李斯贪权位,杨广贪淫乐,严嵩贪挥霍,和珅贪财宝……。

       第三,做人交友要慎重。俗话说一个朋友一条路,有时一个朋友比一条路还重要,有时朋友会决定你事业、人生的成败得失。合作者之间,朋友之间,凭借智者的思考,就可以获得安全的阶梯;跟随短见者的愚蠢,就会有危亡和失败。孔子很慎重的告诫人们三种人不能交往做朋友:虚伪做作的人,谄媚逢迎的人,巧嘴利舌的人。最近听廉政报告,说有三种人不能交往或少交往,也很有道理:没有权,什么事也能办的人(肯定靠钱);没有钱,什么事也能办的人(肯定靠权);没有理由突然跟你套近乎的人(肯定要利用你)。看来,交友之道古今有之,一定要慎重。

与人为善

       《孟子·公孙丑下》说:子路(孔子的弟子)这个人真不简单,别人给他指出过错就高兴。大禹这位帝王更好,听到有益的话,就虚心请教并且照着去做。舜帝就做得更了不起了,非常乐于同大家一同行善事。从种庄稼、制陶器、打鱼到为帝,他都时时处处学习别人的优点。这样做,别人就会受到鼓励,会更多更好地做下去,像帮他人行善一样。由此看来,君子的最高境界就是和大家一起做善事(与人为善)。

       我们通过三位历史人物可以看出古代圣贤的乐善与真诚。但三个人表现出了三种不同的境界。

       子路的境界。子路性情耿直,不事委婉,经孔子教化、培养,虽“忠言逆耳”,但能“闻过则喜”,知错能改,能做到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堪称百世之师。人,尤其是现代人,都喜欢听好话,听顺耳的话,听歌功颂德的话。人少之时有此话,悠哉美哉,正中下怀;场面之时听此话,虽表现出些“谦虚”,但也正是亟需之时,“知我者君也”,捧个场,造个势,留有机会无限。但有一点,子路的向善,需要别人的提醒,需“人告之以有过”。

       大禹的境界。禹跟子路当然就不一样了,他是帝王,是夏朝的天子,自然境界要高得多。他只要听到有益自己向善的话,就礼拜求教,以示感谢。一般的人,以自我为中心,为人处事,自行其是,根本听不进别人的劝告;有错之后,也总强调“自身尽力、条件限制、已是最好的结果”等等。我觉得大禹的最可贵之处在于:一国之君不等有错,就已经知道怎么去做。因为他善于听取别人的“善言”,喜欢依据别人的“善言”行事,这样当然就畅通了进“善言”的通道,给臣民们以鼓励,长期如此,便形成良性循环了。

       舜的境界才是最高的境界。不等别人指出错误,不等别人“善言”相劝,他便主动、高兴地吸取别人的优点来提高自己。上面说到,一个人的人生观形成之后,都会有自己的行为模式:先这样,再那样;要么这样,要么那样。舜帝的高明之处是自平民到帝王,事事先检查自己做得好不好,再看看别人好在什么地方。自己做得不好,就放弃自己的言行而服从别人;别人做得好,就真心诚意去效法。长期这样做,以“善”化天下——用自己的善去感化别人,团结臣民,获取人心,真是大智慧。

       比较子路、禹、舜三人的境界,其主要区别有二,第一,时态不同:子路是做错事后改,禹是做事前充分听取别人的意见,舜是跟别人一块做善事;第二,从是否主动上看:子路、禹都是“闻”后才……,显然是被动的;舜 “善与人同”,则是主动的。时态不同,主被动不同,境界自然大有差别,所以,孟子称道舜的所为才是君子为人处事的最高境界。

邹忌讽齐王

       战国时,齐国有一大臣,名叫邹忌,长得高大英俊;齐国都城的北边有一姓徐的男子,也是远近出了名的美貌。有一天,邹忌穿戴好衣帽,照着镜子问妻子:“你说我跟徐公比谁漂亮?”妻子说:“当然是你漂亮。”邹忌不太相信,又去问他的小妾。他的小妾说:“那姓徐的差远了,他怎么能比得上你呢!”第二天,一位朋友来找邹忌办事,邹忌又问朋友:“你跟我说实话,我跟徐公比谁漂亮?”“当然是你漂亮!这还用问吗?”又待了几天,徐公终于来了。邹忌反复观察端详比较,总觉得自己不如徐公漂亮,急忙到镜子前面照照,发现自己比徐公差多了。

       第二天上朝,邹忌便把“比美”中妻子有私心、小妾怕他、朋友求他的原因分析告诉了齐威王,并对齐威王发表了一大通施政感慨。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对同一件事,各人有各人的立场,各人也就有各人的观点,但事实真相总是客观的,不会因观点不同而发生变化。观点受立场限制,立场又受利益关系的决定,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就非常复杂了。

       上面的故事中,邹忌的妻子之所以说邹忌比徐公美,是出于私心。“情人眼里出西施”,谁不希望自己的老公长得比别人潇洒漂亮,在外体面光显,在家愉悦眼球,对人对己都也不错。治理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也是一样,那些跟你关系特别亲近的人,就会对你有私心,一有私心,说出的话,做出的事,有时可能就有了出入,就偏离了事实,所以我们就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邹忌的小妾说他漂亮,是怕他才不敢说实话。如果说邹忌的妻子跟他“夫妻平等”,是“私心”,那小妾就不一样了,害怕一不小心被“炒”了。一个国家,群臣怕君王,一个单位,部属怕主管。这一怕,往往实话就不敢说了,谁敢“拿鸡蛋往石头上碰”,谁还“猪八戒照镜子”,拣好听的说算了。

       朋友走上门,是借探望之名求你办事的。有时求你办事,就想办成,这是目的,别的都不重要。你想听,我就说,你想听什么,我就说什么,办完事走人拉倒。一个领导者,地域有大小,人口有多寡,下属时时处处会有求于自己的头头,名声的问题,地位的问题,金钱的问题,你给他办了私事,什么好听的话都会说。

       当然,我们也不能以偏概全,中国历史上良臣诤友大有人在,留下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佳话。这不是本篇要说的话题。

       据记载,齐威王听了邹忌的劝诫,开诚纳谏,国事兴盛,国力强大,称雄诸强,成为一时霸王。这是《战国策》上的故事,原典要深刻得多,请君自己再去欣赏。

       说到这里,意犹未尽,再说点感悟:真正要成就一番事业,“臣”要直言,“君”要“纳谏”。“臣”要有胆识、有见解、有策略、敢直言,既要把自己的识见表达出来,又能让上司接受得了,并且采取行动;“君”要有大肚量,头脑清醒、从善如流、包容一切,不仅能“纳谏言”,而且去做,并发挥到极致,真正做到“战胜于朝”、“屈人之兵”。

天知神知我知子知

       据《后汉书·杨震传》记载:东汉朝廷命官杨震,以清廉闻名。这一年,杨震从荆州赴莱州任太守,经过现在的昌邑市。当时,经他推荐的王密任昌邑的县令。到了夜晚,王密去拜见杨震,拿了十斤黄金赠送他,杨震坚辞不要。王密说:“我夜里来送礼,没有人知道。”杨震说:“天知道,神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听后惭愧无比,便回去了。

       据记载,杨震仕途几经起浮,晚年家境仍很清苦,一些年长的朋友想为他置办家业,都被他谢绝。杨震说:“让别人称颂我的子孙是清白官吏的后代,有这个作遗产,不是已经很丰厚了吗?”

       “天知地知我知你知”这句名言,在中国流传甚广,而今天重温杨震的故事,也有颇多感悟。

       其一,什么人送礼都不能收。王密曾得到杨震的举荐,在古时候,这样按辈分应算是学生,但就是对学生送的礼杨震也坚辞不收。或许有人说不给面子,让学生下不了台阶。仔细想想,送礼者往往都是先熟后送——把不认识的人变成认识的人,把生人变成熟人,才肯送下。不然连人都不认识,连门都叫不开,还怎么送礼!看来古今同道,送礼的总是想尽办法,就看你怎么表现,是个什么态度。

       其二,什么时候送礼都不能收。王密选得时间多好,夜深人静,轻车简从,无人知晓。但话又说回来了,凡送礼的,谁还大张旗鼓、鸣锣开道。这不是要巡察,体恤老百姓的疾苦,也不是升堂断案,要判出个子丑寅卯来,这见不得人的事,只能在见不到人处交易。“暮夜无人知”,听似言之确确,实是自欺欺人。为什么?“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啊!还有更多知道的人呢,你的“轿夫”,你的“守门人”,你的“管库银者”等等,谁人不知道,只是一时不说罢了。

       其三,清廉者,靠的是自律,靠的是慎独。古今中外的贪官污吏,多是自律修养不够,经不住金钱的诱惑。儒家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应是为官者的进步阶梯,真如此,国家治理要好得多。有人给“贪”们算了一笔“不划算”的经济账:一年工资加补贴3万多,再干15年,退休后再活15年,这30年工资近百万。你贪了10万8万,30万20万,结果官场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社会上家破人亡,你到底图个什么!别说,这帐算得还有道理。古代讲慎独,现在讲自律,都是一个意思,靠你自己约束自己,管住自己:走该走之路,做该做之事,成该成之人。

颜渊论政

       据《韩诗外传》记载:一次,颜渊跟鲁定公坐在台上看赛马,鲁定公看好了东野毕(人名)的驾御技术,而颜渊说“东野毕必败无疑” 。鲁定公听后很不高兴,颜渊便知趣而退。不一会儿,下人报告东野毕马败,鲁定公便急召颜渊回来请教。颜渊说:“东野毕上马之后,挥鞭训诫,喝斥抽打,马的转变、慢步、快跑,以及各种礼节虽然做得很好,但却消耗了大部分体力,所以到真正比赛时肯定要输。”鲁定公一边听一边说,你肯定还有更深刻的见解,愿意听听。颜渊说:“野兽逼急了会咬人,鸟禽逼急了会啄人,人逼急了会施诡计。从古至今,没有把人民逼上绝路却又不遇上危险的事例。”

       颜渊真不愧是位见微知著的高手,在赛马开始之前便预料到了最后的结果,并由此引发了一番治国的妙论。

       凡事都会有因果关系,只不过有时隐一些,有时显一些,有时慢一些,有时快一些。我们平时说张三“终成正果”,那是因为他目标明确,矢志不渝地追求;说李四“自作自受”,那是因为他积怨太多,多行不义;说王五“寿终正寝”,那是因为他注重养生,调节阴阳。由赛马到为政,道理也是一样的。

       凡事不能太过,执政者在民众的力量耗费到了一定程度时,要懂得爱惜和珍惜。现在讲和谐,讲科学的发展观,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保持人民和国力发展的“度”,先求好再求快(“更好更快”),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竭泽而渔”的结果是断了发展的后路,“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也只能给儿孙造成沉重的负担, “右”不好,“左”的危害更大,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了无数次,但是中国的事情似乎永远也不出“左”的怪圈。

       “使民”又要“养民”。聪明的当政者,往往都是平衡“使民”与“养民”关系的高手,知道民力消耗到一定程度时要修养生息,才会使国泰民安。野兽、鸟禽逼急了会拼命伤人,多么贴切的比喻,历史上“揭竿而起”的农民运动,多是“官逼民反”的结果。“要想取之,必先予之”、“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和“使民”与“养民”的道理是一样的,都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天时地利人和

       孟子著明的论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成为中国千百年来政治、文化、军事最重要的内涵。

       孟子以战争为例子解说到:有一座小城池,敌人利用好的天气条件等时机围攻它,但不能取胜,这就是占天时的不如占地利的。另一座城池,墙很高,河很深,又有坚实充足的兵器和粮食,然而敌人一来,守城者弃城逃走,这就是占地利的不如得人和的。孟子接着总结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是“人和”的至理。(《孟子·公孙丑下》)

       天时地利人和,是一切事业成功的保证。

       天时,它不是唯心的“天”,而是客观存在,我们可以看成是各种自然条件,如好时机、好天气、好背景等,是成功的要素之一。要说运用“天时”最好的是三国时的曹操了,他充分运用了“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得天独厚的大“天时”,张弛有度,进退自如,导演了中国历史上的风云大戏。在现实生活中,天时的重要性时时显现,人的因素、地利条件已成定数时,那事情进展的速度和成败就要看对“天时”的把握了。

       地利,是指有利的地理环境,如位置、高下、大小等等,“天时不如地利”充分说明了它的重要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也是说地利的重要作用。三国时孙权占据江东之险,称雄一方,堪称运用“地利”的典范。在现实社会中,“地利”运用得好,就会物产丰富、经济发达、国富民强,就会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发挥资源的最大作用,取得最佳效益。

       人和,是指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地利不如人和”,道出了人和的重要程度。三国时,西蜀靠“人和”“三分天下有其一”,奠定了百年基业,至今为人们所称道。在中国文化里,“人和”格外受到重视,是“天时”“地利”所远远不及的。现代管理者讲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际也是讲“人和”,就是要让每个人充分发挥作用,这也可见古今认识的一致性。“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里的“道”就是正义,就是“人和”的程度,就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倾向。

       “天时”再好,“地利”再多,没有“人和”而“失道”,是任何事也做不好,任何人都不能成功的。

                                                写于二〇〇七年五一黄金周

                                                改于二〇〇七年五月八日至十日

       ——本文刊载于2016年《北海道》冬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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