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传俊 秋季最后一个节气“霜降”刚过，我到小区物业办公室办事。随手翻阅桌子上的一摞报纸，其中一份报纸让我爱不释手。除版面上《一树鸟鸣》《插秧》等散文外，还有一幅《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绘画作品。画面上那股直冲云霄、逐渐散开的有着太湖石意向的云烟，是我50多年前曾在银幕上看到过的。不料想，此时此处在此媒体上再次相遇。 1964年10月16日，新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东方巨响”，扬了国威，震惊了世界。不久，电影院就上映了成功爆炸的纪录片。 一个周六下午放学后，天气暖洋洋的，几位老师相约徒步到离家近20里的城里看纪录片。当年在小学就读的9岁的我尾随其后。电影院里，我聚精会神观看。“爆炸”前，科研人员穿戴防护衣和防毒面具所做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将狗狗圈在笼子里做防护实验，爆炸后蘑菇云腾空而升的画面……我至今仍清晰记得。 那时，做好事不留名蔚然成风。我常同小伙伴们不声不响为生产队牛屋里的料缸里抬水喂牛，为五保户老人从井里打水，搀扶老人过河。早读时，头顶满天繁星率先到校，从窗户里跳进去打扫教室卫生。 那年月，肥料被农家视为宝贝。大队为使粮食增产填饱肚子，就在城北关集中办个“粪场”，让13个生产队共用。每队都派专人在城里积肥。粪堆大了，就安排农用木制大车拉回上地。胶轮大车屈指可数，铁轱辘的较为普遍。 电影散场后，几位老师来到“粪场”上，见第三生产队的社员正往一胶轮大车上装土肥，老师们不由分说，抢过工具就干，然后驾车返回。两位老师驾辕，“曳梢”是其他老师和我的活计。这“辕”，家乡人称作“牛抬辕”，本是搁在牛脖子上的，这时就靠人驾起掌控了。所谓“曳梢”，即用一根麻绳或草绳绑在大车侧帮镶嵌的铁圈上，绳子另一端，顺着车厢连接牛抬辕那根粗壮结实的圆木辕条从牛抬辕下穿过，由走在前面的人将绳梢头放在肩上用劲儿拉。驾辕的和曳梢的形成合力，车轮就会很听话地滚滚向前了。 城市辉煌的灯火远离了我们。我们披着明晃晃的月光，拉着满满一大车土肥，脚步急速而又稳健地行进在富有弹性的乡间黄土路上。走回村庄，放下大车，已是午夜时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品尝“曳梢”的滋味。 队里地多生产资料有限，大忙时，耕牛根本不够用。往地里运输肥料，从地里往回拉土沫子、庄稼，到城里直属库交公粮，时常靠人力操纵大车。青壮年劳力自告奋勇驾辕，妇女和体力稍弱者“曳梢”。寒冷季节，冬闲人不闲。社员们往往一清早便迎寒风驾大车将寨河沟里事先清理出来的淤泥、荒地里的土坷垃拉回来垫牛铺积肥。“曳梢”的人群中，常常有穿着土布棉鞋的我。“曳梢”得身体前倾伸着脖子奔走，把肩头的绳子曳得紧绷绷的。稍不用力，绳子就会打弯。如有偷懒耍滑的，驾辕的会冷不防玩笑般地往后拽一下绳子，引来他人哄堂大笑，偷懒者霎时会羞红脸蛋。 随后的十多个年头里，我曾无数次扮演“曳梢”角色。勤工俭学拉料礓、拉稻子，往修公路的工地上拉石子，在田地里拉犁子犁地，拉楼耩地播种，从田野里往回拉红薯、玉米、柴火……我们还在飘雪的大年初一早晨，将运土沫子的大车曳得飞快。那年母亲去世后，年幼的小妹妹“农转非”，也是我“曳梢”到几十里外的粮站办理有关手续。时常“曳梢”，肩膀不免有酸困且火辣辣灼热感，还有红红的印痕与我形影不离。绳子勒在我的肩头，也勒进我的心里。直到我离开故土，走进城市生活。 改革开放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祖国面貌焕然一新，犹如巨人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村里靠人驾辕的大车逐渐淡出了视野，“曳梢”自然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手扶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脱粒机、汽车……农忙时纷纷登场，既省时省力又省心。每每走进农村，与农民朋友攀谈起已烟消云散的“曳梢”之事，他们脸上都掩饰不住自豪的微笑，说，现在享福多了。与过去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有一回，我到一偏远农村采风，看到一辆废弃的农用大车放置在空场上供游客观赏，旁边还立一个碾场用的大石磙，便情不自禁上前摸了又摸，包括镶嵌在车帮上用来绑绳子“曳梢”的锈迹斑斑的铁圈。那一刻，我的心中可谓五味杂陈，是感悟过去团结协作向善的人文精神，是向往那坚毅拼搏不屈不挠的人生态度，是回味那虽日子清苦但又乐观积极的生活味道，还是这旧物在提醒我不忘过去，仍要保持斗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