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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是以买卖的方式使商品进行流通的经济活动。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商业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刚刚过去的“双十一”这个被国人从“单身节”硬核转变过来的购物狂欢节，就淋漓尽致地“显摆”了商业在当今国民生活中的地位。 然而，一旦将商业与我国古代社会相联系，就会有一个始终罩在商业和商人群体头上的阴影，令多数商人挥之不去，愁从中来，那就是在我国古代社会中被忠实地奉行了近两千年之久的“重农抑商”政策。那么问题来了，重农抑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事情要分几方面来看。 农业与商业是否天然就对立？首先，在重农抑商当中，重农是本，抑商是末；重农是目的，抑商是手段，是“重农”基础上的衍生。这本来是没问题的，但人们在这样理解时，往往会陷入一种思维上的定势，即在潜意识当中就将农业与商业自然而然地对立起来。 实际上，我国虽然很早就进入了农业社会，但商品经济的产生也不算晚，商品和商人中的“商”字，便来源于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的建立者——商族人（详见从中华成语看商朝文明：坐贾行商、兄终弟及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在世界范围内，这个起源时间即使不是最早，恐怕也不会排在“三甲”之外了。 学界一般认为，当以商品交换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的人（即商人）成为一个群体时，商业就作为一种行业而诞生了。在以井田制为基本经济形态的西周时期，经商和务农一样，都是社会上的“正当职业”，政府并没有因为要特别强调一个而打压、抑制另一个。《周礼》还明确地将商贾、三农、园圃等并列为民众可以从事的“九职”之一。
位于靠海地区的齐国，因为有鱼盐之利，不但商业起步相对较早，人们对商业也更为重视一些。春秋时期，齐相管仲不但肯定商业作为一个经济部门而存在的必要性，而且还鼓励人们经商。
不仅齐国发展商业，在齐国隔壁的鲁国，孔子的弟子自贡便是当时著名的商人，孔子曾夸他生意做得好，“億则屡中”（《论语·先进》）；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名臣范蠡，在助力勾践灭掉吴国之后及时隐退，后来竟被尊为我国商业的“祖师爷”，他本人也被人们敬称为“陶朱公”，还演绎了一段与西施泛舟太湖的佳话。 陶朱公画像 可见在春秋时期，商业并不是一个被刻意打压的行业，商人也并没有被贴上某些道德标签而受到人们的歧视。商业和农业一样，都在各自的轨道里正常发展。 “抑商”究竟为哪般？既然商业的发展与农业并不矛盾，而且在历史上它们也曾经和平相处过，那么后来的历代政府为什么都要抑商呢？ 这还要从战国时期原有社会结构的松动说起。战国时期，随着列国实际掌权者的不断更替，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的同时，各个阶层之间，以及各阶层上、下两端之间也都面临着“洗牌”。新上台的列国掌权者们，无论为了自保，还是为了吞并邻国以自我壮大，都不得不彼此争强。在这种大背景下，农业便成了国家财富最为可靠和稳定的来源。毕竟有了稳定的农业，也就意味着有了稳定的食物，稳定的人口，乃至稳定的兵源。“重农”思想呼之欲出。 意识到这一点的列国精英们，便开始通过一系列举措保障农业生产。早至李悝在魏国实行变法时，他就在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性的同时，一方面提出平籴法来稳定粮食价格，使农民乐于种地；另一方面提出禁绝“女红”以外的一切手工业，来保证农业生产的人手和时间。 李悝变法 明确提出打击工商业的是商鞅——插一句，商鞅在我国历史上的出镜率实在是太高了，我国后来的很多政策“传统”都是拜他所赐。商鞅把农战提到了关系国家存亡的极高位置，认为农战是使国家兴旺的基础，民众都从事农业，国家就会富有；国家人多了，就没人敢来进犯；民众的爵位、利禄都来自农业一个途径，国家就会天下无敌；来自两个途径，则国家只能获得一半的好处；如果民众通过各种途径都能获得爵位和利禄，这个国家就守（wan）不（dan）住了。
在商鞅看来，统治者能够事本（极度重视农业）而禁末（禁止农业以外的所有行业），国家才会富有。从此以后，“重农抑商”成了我国整个君主专制时代雷打不动的基本政策。虽然各个朝代“抑商”的形式和程度都有所不同，但“重农抑商”四个字，却成了我国古代社会最有辨识度的标签之一。 只是，与商鞅和战国时期国家应战、求强的需求不同，在后来的两千多年中，朝廷其实早就认识到了工商业的发展对于国家财政的重要作用，毕竟谁会嫌钱多呢？但是从社会稳定的角度考虑，朝廷更担心的是商人资本一旦大规模兼并成势，就能成为搅动社会这口大锅的“铲子”，甚至威胁到朝廷的正常统治。 从更深层次的伦理层面考虑，一方面，自从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重义轻利”成了社会上被广泛宣扬的价值观念，而“商人重利轻别离”正好与之相悖，对朱子“存天理灭人欲”的误解更使商业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另一反面，商人以及商业，在某种程度上，都对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结构下的尊卑关系构成一定威胁，容易依仗其财富而僭越礼制，打破既有的尊卑等级秩序；同时，相对于天性淳朴的农民而言，商人重利的特点，在统治阶级看来，极易导致社会风气的腐化，无奸不商也成了古代社会对商人最深的伤害。 以上这些原因，都使得统治者对商人和工商业“爱恨交织”，爱的，是他的钱，恨的，是他竟然比统治者自己还要有钱。 如何看待“重农抑商”？现在，人们说起古时候的重农抑商，多少带一些惋惜和同情，仿佛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糟粕，不但使中国错失了一条能够使国家和国民迅速致富的商业化道路，更是极大地阻碍了中国，尤其是明清以来的近世中国与外部世界顺利接轨的进程。 但是通过上文我们不难看出，统治者不是傻子，不会专门做些损人不利己的事，任由自己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历代的史实也显示，历代统治者在“重农”方面虽然无比一致，但“抑商”方面，实行的弹性就非常强了。 在常规的经济方面通过禁榷制度、对商人课以重税和改变币制等手段“困商”、政治方面通过诸如“七科谪”、商人子弟严禁参加科举、商人不得为官等手段“辱商”之外，甚至还出现过短时间的“禁商”、“重商”等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极端政策。 比如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就受到商鞅“农战”思想的影响，鬼迷心窍地宣布“上农除商”，要把商业整个给禁绝了，这在商业本身已有一定程度发展的大环境中当然是不现实的。这一政策只实施了不到一年就被匆匆废止；西汉建立之后，为了恢复元气而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商业和商人竟然也格外开恩，甚至连税费都免了，汉初的工商业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到汉武帝时代，已经形成了一个活泼泼的市场，为征讨匈奴的军事行动提供了物资上的巨大支持。其实，把这看作对秦始皇“禁商”政策的一个反弹也未为不可。 从积极的方面说，“抑商“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有助于“重农”的。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当农民能够勤恳地在土地上劳作时，不仅意味着政府的人员管理方便了，更意味着政府赋税收入是稳定的、可期待的。这种可期待当中，自然也包含着社会大环境的稳定性，一切都在可控范围内。 当然，“抑商”造成的消极后果我们也不必否认，除了我们熟知的，使近世中国与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国家完美地分道扬镳，并最终因为拒绝通商而导致了上百年的屈辱历史。即使在古代，尽管历朝历代都通过各种方式“辱商”和“困商”，但司马迁老早就看得透透的，“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史记·货殖列传》），商人的获利之便宜是有目共睹的。于是，在官方有意识的导向之外，在民间社会，商人和农民的地位反而常常是反过来的，人们都想进城做买卖，进了城的人，却很少想再回乡下种地了。 今天的我们应该更容易理解，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也正是商业和贸易的沟通，使得处于地球各地的人们之间的心理距离空前缩小，地球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球村”。 参考阅读： 刘玉峰《中国传统重农抑商政策评议》； 叶茂《略论重农抑商的历史根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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