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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初期，特别是朱元璋和朱棣时代的主要任务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原，巩固中原文化区域。当时的明朝，对北方蒙古妄图复辟的企图，予以坚决遏制，由此归顺了大批蒙古部落；对东北朝鲜侵蚀东北的行为，予以坚决打击，收复了大批东北土地；对南亚地区乃至非洲，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第一次将中华文明传播到了如此广阔的区域，敲开了海洋文化之门。但到了明宣宗时期，突然下达了全面锁国政策，使得整个明朝处于自我封闭、自我欣赏的境地。而对内，则趋向“内向”保守，使得自身完全陷入小农耕作的状态，重返重农政策，打击巨家大族，各种清规戒律无所不在。这不但遏止了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严重的是打乱了原本延续发展的中华人文社会秩序，束缚了整个中华文化张力的体现。从文化的发展角度来看，整个明朝与秦汉帝国、或者唐朝帝国相比，无论是中华文化的创造力、推进力，还是中华文化的吸纳力、影响力，简直都是大相径庭的。 社会人文秩序的紊乱，是一个王朝颠覆的前兆。尽管明朝执掌中原的时间在各历史朝代中不算短，但整个朝代似乎一直是在摇摇晃晃、极不稳定的情况下，一步一步走向了颠覆。可以说，明朝的整个社会人文秩序是从皇帝开始，就慢慢打破了原本中华文化的许多规则。包括中后期的几个皇帝近乎戏耍般地行使着皇权，太监独揽大权、各掌一方的行政怪胎，无所不在的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搞得人人自危、相互猜疑，各级官员同流合污者有之、助纣为虐者有之、明哲保身者有之，民间各类教派组织林立，摩尼教、明教、斋教、罗祖教、三阶教，以及耶稣会、道明会、方济会等，不断地挑战着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社会人文秩序，使得整个明朝上下政治生态环境显得较为恶劣。由政治生态所影响和带动的社会生态、文化生态，逐步开始背离中华文化所固有的人文秩序。虽在明朝中后期有张居正等人的极力扶倾，但仍然无法阻拦整个人文社会失序，所带来的对明王朝的巨大摧毁力。加上，当时正值中国历史上的第四个寒冷期，黄河流域发生了连续14年的严重干旱，农业连年欠收，民不聊生，“粟价腾踊，日贵一日，斗米三钱……”。可以说，即使是没有后来的清军入关，也很难保证明朝不被其他新的朝代所更替。相对于整个政治生态而言，民间的人文研究和学术探讨却十分丰富，包括王阳明的心学，特别是明末时期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的实学等。这也许就是一种民族自身的文化拯救吧。应该说，是发自于对整个民族发展未来的忧虑和对整个文化走向的反思。 （宦官专政） 明朝似乎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朝代，可以说，近乎是一个自我虐待、自我摧毁的朝代，也是一个自我失序、自我放逐的朝代。明朝本应该可以成为一个推动中华文化大发展、中华民族大进步的朝代。元末明初时期，整个社会人心思定的氛围十分浓厚，特别是希望尽早恢复原本正常的中华文化秩序的心愿十分强烈。加上，外部环境应该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特别是周边政权自身极不稳定，自顾不暇，亦无心窥视中原。这个时候，应该是极大推动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良好时机，但明朝的统治者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断破坏和扭曲着中华人文秩序，以至于应有的处世之道、为人之德、秉持之理被消亡殆尽。后世的很多政治家们都在研究明朝，相信他们并不是学习明朝有着什么值得借鉴的国家统治和社会治理经验，而是更多地吸取明朝灭亡的教训。 可以说，自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或称为符合中原农耕社会的中华人文秩序建立起来以后，每一次王朝的颠覆、朝代更迭，除了因为外部强制性的战争因素以外，很大方面是内部因素。即这些王朝在统治过程中放弃或背离了中华传统文化秩序，民众的人文需求被强制性的扭曲，统治阶层亦失去了最应依赖和支持的广大底层民众。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阶级，如果希望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尊重和调动这个区域的人文需求，遵循和发展其所固有的人文秩序。人文需求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源泉，人文秩序是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运行规则。对于无视人文需求、扰乱人文秩序的任何统治者来说，其实就是自甘堕落、自掘坟墓。 明朝似乎就是一个放弃本应该坚持和光大中华文化传统，而逐步走向衰亡的朝代；元朝则是一个拒绝本应该接受农耕文化，而迅速走向灭亡的朝代。两个朝代的共同特点，就是都不够了解和尊重所统治区域民众的人文需求，都背离和放弃了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明朝，使中国历史上失去了一次绝好的夯实和发展中华文化的机会，失去了一次绝好地走向和了解海洋文化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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