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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 环境污染、留守儿童教育、城市新移民……一个个庞大又繁复的社会问题在当下的中国日益凸显。瞄准问题本身、探讨问题严重性的新闻充斥着各种资讯平台，仿佛社会问题的杂乱丛生就是事情的全部。然而，这种单一的对社会问题的放大渲染，可能更易将人们推入消极和不作为的漩涡。 实际上，无论面对怎样棘手的社会问题，总有一群人在积极地寻找解决方案。这种力量值得被更多人看见。 相较于传统的新闻叙事，解困式报道提供了一种符合社交媒体时代传播规律的叙事范式，它聚焦于问题解决者以及他们所采取的行动。 “乐见岛”策划“解困式报道”系列专题文章，主要探讨下列问题：解困式报道兴起的背景、发展现状、基本原则、识别方法以及这一新兴事物在中国的前景。 这是系列专题文章的第一篇，本文介绍解困式报道兴起的背景、演进过程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与效果。 按照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广受认可的说法，进入21世纪的人类正步入危机四伏、热点频出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在此背景下，美国新闻界摆脱了单纯依靠“揭丑曝光”而放大“反常”、博取“眼球”的做法，以“解决问题、摆脱困境、推动进步”为核心诉求的“解困”型新闻（solution-basedjournalism, 简称So-Jo）正日益成为主流叙事范式之一。 去年和今年（编者注：指2014年和2015年）的普利策新闻奖连续授予了“解困”型新闻就是明证。这种范式的转变既是对肇始自20世纪60年代、而后日渐式微的“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传统的发扬光大，同时也是传统新闻业引入“互联网思维”的有益探索，把单向度传递“好人好事”的“正能量叙事”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与传统上揭露政经内幕的“鸣笛”（whistle-blowing）型新闻和曝光社会阴暗面的“耙粪”（muck-raking）型新闻不同，“解困”型新闻的重点是针对社会热点问题做出批判性的描述和分析，聚焦于深入探讨“如何解决”（how-to），而不仅仅停留在简单描述“什么问题”（what）和“为何会出现”（why）。不仅要提出解困方案的具体内容，还要探讨方案如何进行、为何可行。简言之，“解困”型新闻能够为公众提供有价值的洞见和根除“痼疾”的可行性方案，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1）探讨社会问题的成因，充分表达各个“利益攸关方”的意见；（3）紧扣公众利益，服务于公众福祉，区别于带有浓厚公关色彩、以说服公众为目标的“倡导”式新闻（advocacy journalism）；（4）聚焦于社区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非仅仅突出领袖人物和精英阶层；（5）行文明白晓畅、通俗易懂，避免长篇大论、术语成堆。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解困”型新闻已经在美国媒体上崭露头角。美国广播公司（ABC）在1996-97年间，每周在新闻节目中播出2-3次“解困”专栏。自1998年起，知名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 & World Report）开设了“银弹”(SilverBullets)专栏，探讨相关社会热点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英文中，“银弹”一词被用来比喻解脱困境的有效办法。其后，由于互联网新闻的兴起导致“新闻娱乐化”的趋势愈演愈烈，缺少“眼球”和“话题”效应的“解困”型新闻与其他类型的“正能量叙事”一样，无法摆脱昙花一现的宿命。2012年以来，一些颇具影响的西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机构纷纷开设“好新闻”、“欢乐新闻”“暖新闻”等专门刊载正面报道的专栏或页面，不约而同地加大对“正面报道”的投入。在此背景下，“解困”型新闻作为“正能量叙事”的主要范式之一，得以借势回归主流。其中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浏览量超过《纽约时报》的新闻博客聚合网站《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它在全球各种语言的界面上都开辟了名为“何谓行之有效”（What’s Working）的新板块，把新闻关注的焦点由“揭露问题”转向“解决问题”。该网站创始人兼总编辑阿里安娜·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明确阐释了自己的新闻理念：“如果仅仅揭示悲剧、暴力、混乱……我们就错过了身边太多（值得关注的）事物。为什么不去报道人们是如何共同应对这些挑战的，甚至是人们在暴力、贫穷乃至丧亲之痛中同舟共济的呢？能否多讲一些关于启迪、创新、智慧、同情心以及优雅生活的故事？如果新闻报道只热衷于揭示黑暗面，那么就意味着这种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值得怀疑”。简言之，这位被冠以“新媒体时代的新闻女王”的业界领袖所强调的是，媒体不能满足于展示各种人间悲剧，还要提供解决之道。这显然是她对互联网新闻兴起后锁带来的种种流弊进行深刻反思后得出的结论。除了《赫芬顿邮报》等主流新闻网站外，一批刊载正能量新闻的专业网站也相继问世，美国的“好新闻网”（Good News Network）,“快乐新闻”（Happy News）以及“好文推送”（Upworthy）等网站。著名记者大卫·伯恩斯坦还创办了专门做“解困”型新闻的网站（So-Jo Network简称SJN）。这些新闻网站充分发挥社交媒体与移动终端的功用，逐渐形成了稳定的作者和受众群体，影响力也在稳步提升。其中，创立仅三年的“好文推送”在移动社交平台上的订阅数每月已高达5000万。另一方面，传统媒体也重新采纳了“解困”型新闻的叙事范式，这方面尤以一度遭遇生存困境的地方报纸最为积极。2014年，普利策社论写作奖被授予《俄勒冈人》（TheOregonian）编辑部，以表彰该报社对民生问题的深度挖掘，以及对解困方案的透彻解析。颁奖词对“解困”型新闻的特性与功能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俄勒冈人》报的社论关注了迫在眉睫而又错综复杂的养老金问题，探讨问题的解决方案及其对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影响，清晰易懂，显著提高了读者的参与程度”。2015年，“解困”型新闻报道再度获得垂青。一向寂寂无闻的南卡莱罗纳州《邮政与信使》报（ThePost and Courier）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的“公共服务奖”。这是一家仅有80名员工，日发行量不足十万份的地方报纸。2014年8月，该报连续推出了系列报道《直到死亡将我们分离》（TillDeath Do Us Part）。该报道聚焦于该州三百余位遭家庭暴力致死的女性的不幸命运，探讨了州政府、议会推出的“解困”方案的可行性。这项系列报道计划自2013年9月开始实施，从客观上也推动了相关的公共讨论和州议会的立法进程。2014年6月，SJN与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新闻学院发布了题为《“解困”型新闻的影响力》的研究报告，对755名美国成年读者进行了阅读反馈方面的调查。与阅读“鸣笛”“耙粪”等类型的新闻相比，阅读“解困”型新闻有三点优势：
（1）有助于深化受众对于社会热点事件的理解，提升新闻的传播效果；（2）强化社区、公众与政府、企业等组织的沟通与交流，消除彼此的偏见和误解，有助于增进社会和谐：该研究发现，读者在阅读“解困”型新闻后更倾向于在社交平台与他人分享，并且更愿意点击由同一记者撰写或是由其所属媒体发表的相关报道的链接。报告同时指出，“解困”型新闻的兴起有助于通过激发公众参与，来挽救新闻业江河日下的颓势以及新闻阅读量不断锐减的困境。实际上，以“揭丑”“曝光”的负面新闻充斥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虽然短时间内提升了点击量，但长期来看，反而使受众产生“审丑疲劳”，逐渐疏远新闻。为了佐证“审丑疲劳”的存在，这项调查显示，负面新闻会阻断后续信息的有效传达，加剧新闻“碎片化”传播。同一名读者在阅读负面新闻的后续报道之后，更难回忆起早前的阅读内容，这显然不利于他对相关社会热点问题的全面认知。然而，在受众产生“审丑疲劳”远离新闻的背景下，用单向度传递好人好事的“好新闻”“暖新闻”等正能量叙事取而代之，也并非权宜之计。社交媒体时代的“正面报道”也需要引入“互联网思维”，促进公共讨论和公民参与。因此，“解困”型新闻提供了一种符合社交媒体时代传播规律的叙事范式，它通过聚焦社会热点事件，提升受众对社会问题的深度了解和广泛参与，使上世纪60年代“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运动的传统在新媒体平台上得以复兴。1912年，传媒大亨约瑟夫·普利策在出资创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之时，曾经出此豪言：“新闻应当是一种伟大的充满智慧的职业。它通过脚踏实地的方式教育大众、激励社会、提升文明”。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美国依旧面临着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各种问题和考验。在新的媒体和社会生态下，“解困”型新闻作为一种“正能量”的叙事范式，无疑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正处于社会发展关键期的我国来说，营造和谐的舆论环境，促进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也成为新闻业义不容辞的使命。因此，方兴未艾的“解困”型新闻也会为我国的新闻从业者更为有效的传递“正能量”提供了新的路径。本文刊于《青年记者》2015年10月号（上），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清华全球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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