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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以来的图谶，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文化思想，到西汉初年，图谶与正统经学结合，逐渐演变为谶纬思潮，遂形成以谶辅经、以谶释经的思想路径，通行两汉四百年。随着两汉政治、政权的演进变化，谶纬思潮与政治的关系，也发生了由批判到依违再到颂扬的迁变。两汉的士人，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中，谋求自己的生存之路。 一、什么是谶纬谶是什么意思？《说文解字》中提到：“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河洛所出书曰谶，从言。”由此可知，谶的意思就是应验的预言或者隐语。但是在古代，谶却不是我们认为的灵验的预言，谶是言灾异变化和帝王受命方面的符命征验之书。 纬的意思比较好理解，类似于地球仪上的经纬线，经纬相对，横线曰经、纵线曰纬。古代的书大多成为经书，但是其实上还存在着纬书，而纬书就是解经的书，自《六经》以及《孝经》都有纬。用我们现代人的视角来看，经书相当于教科书，而纬书就是课外翻译书。 两汉的谶与纬都是为了神化儒学，是儒学宗教化的产物。“谶”更多的是体现了“谶纬”思潮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利用“谶”的宣传容易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而“纬”，多是儒者神化儒家思想，是让“谶纬”思潮蒙上意识形态的外罩，维护王权的统治。在历史中，“谶”与“纬”都是凸显了神学的性质，神化王权，神化儒学。 二、两汉谶纬思潮的源头《谶纬论略》中说：“邹衍和董仲舒都是谶纬的思想渊源”。两汉时期的谶纬思想主要吸收了邹衍的阴阳五行说以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这是谶纬思想的主干。 阴阳五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渗透在人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政治方面。阴阳和五行本来属于两个系统，到了战国末期，两者逐渐融合。邹衍的核心思想就是在“阴阳消息”的基础上实现“五德转移”，其转移的次序是照着五行相胜的原理规定的。因为木克土，故木继土后，金克木，故金继木后。换言之，新朝之起必因前朝之德衰，新朝所据之德必为前朝所不胜之德。 董仲舒迎合汉武帝的“大一统”，吸收各家的思想改造儒学，阴阳五行思想占很重要的地位。董仲舒用五行相生来论父子尊卑有序，由此推到君臣尊卑有序上。他的阴阳五行思想影响了汉代的很多儒生，这种思想也继续被改造，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刘向和刘歆父子，他们奠定了谶纬的阴阳五行思想的基础。 “天人感应”思想，对谶纬有深远的影响，既是谶纬政治思想的又一源头，也是谶纬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谶纬”继承了这个思想，更多的是在“祥瑞”、“灾异”方面发挥作用。 天人感应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说皇帝代表天意，要人民服从皇帝，这就是所谓“君权神授”。另一方面要皇帝尊天保民，不要胡作非为，这就是所谓的“神道设教”。在具体的形势，多表现在“天降祥瑞”和“灾异遣告”。 三、两汉谶纬思想的主体两汉谶纬政治思想的主体是谶纬的造作者和谶纬流传中的参与者。造作谶纬可推至春秋时，流传于西汉后期，东汉中叶达到极盛状态。谶纬是由简单地预言变成与“经义”糅合的神学，由方士化儒生或儒生化方士造作和传播，到士人阶层争相学习和研究，由民间的随意造作，到官方的认可和定型。在这个过程中，谶纬的政治思想自觉或不自觉地随之形成和发展。 （一）谶纬思想的形成：儒生与方士的互动 谶纬的制造者难有定论，因为它不是某个人主导的，也不是一时而为，不见署名，也没有文献记载。根据史料判断，谶纬的造作者应该是一个群体或者是几个群体，它们之间既有思想上的延续，又有思想上的交融。 首先是方士这一群体。谶纬中有与邹衍相似的学说，虽不能确定邹衍参与造作，而从史料中看，继承其学说的方士则是造作谶纬的主要群体。《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制造谶纬的另一大群体是儒生。儒生之所以热衷于将始祖孔子与汉家王朝牵连在一起，目的在于使儒家学说成为汉王朝的正统意识形态。方士利用“经义”来文饰“谶”，来谄媚讨好统治者；而儒生引“谶”附会“经义”，神化孔子，巩固儒学统治思想的地位，也是为统治者服务。 （二）谶纬思想的流行：君主与士人的推动 谶纬的兴衰与皇权是密不可分的。谶纬流行的主要推力来自君主或是争夺君位者。谶纬的流行与君主的推力之间的关系，是谶纬政治思想形成的关键因素。 王莽信符命，符命的性质和谶纬一样，也可以说符命等同于谶纬。王莽谋篡刘汉政权，符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当时惯用的证明自己承受天命和笼络人心的重要手段，王莽算是始作俑者。光武帝刘秀在起兵反王莽、称帝建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谶纬都是重要的角色，影响着光武帝的行动。《后汉书·光武帝纪》说：
光武帝刘秀非常了解当时天下的大势，再加上其兄刘伯升的影响，那么“图谶”可能也就是起到了一个引子的作用，是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并借此宣传其起兵的合理性。 四、谶纬思潮与士人心态变迁谶纬的本质属性，是一种政治文化思潮，因而它不仅必然地与两汉正统经学发生思想关联，也必然会对其时士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实质的影响。两汉谶纬思潮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汉初至哀帝时期；王莽（含平帝）、刘秀时期；明帝、章帝至汉末时期。 （一）汉初至哀帝时期：谶纬的政治批评与士人遭惩 汉朝立国之初，在延续先秦以来谶验观念的同时，伴随着经学的确立，以谶“纬”经、经谶牵合互释，开始形成为一种新的思想文化现象。但汉初至武帝时，此类思潮并未触及政权核心利益处，因此并没有引起当权者太多的注意，谶纬与士人群体的思想、命运的关系也还不是很普遍。 昭帝之后的情况就不同了。外戚专权、中宦沆瀣、君权旁落，造成政治失序、政局多变的混乱局面。因此，谶纬的政治批判精神空前高涨，开始深度干预政治，甚至危及政权根本，因而遭遇政权的强力打击，宣扬谶验的士人学者受到严惩。 《春秋》学者眭弘因自然异象，而建议昭帝禅位给“匹夫贤人”以应天命，从根本上否定了当朝政权，最终因“妄设祅言惑众，大逆不道”而被杀。这个阶段，并未从根本上否定当朝政权的谶纬学者，也往往持政治批评态度，批评矛头往往指向擅权的中宦和外戚，同样也遭到政权的惩戒。 （二）王莽、刘秀时期：谶纬的依违政治与士人分化 王莽（含平帝）、刘秀时期，政局混乱，国家政权两度更替，还有公孙述、刘盆子等多人先后拥兵割据称帝。这个时期的谶纬思潮，除存续此前的经、谶牵合特征外，其更为突出的主流趋向，是谶纬学者不再像哀帝之前的士人那样站在政治批判立场，而是转身为政权、政治的合谋者，以谶纬迎合某种政治需要。 谶纬思潮的此种转变，使它在整体上呈现出与前一时期不大相同的面貌，即：与经典牵合互释的“学理色彩”相对淡弱了，而直接迎合某种具体政治诉求的“实用色彩”则极为鲜明，这是乱世争雄的社会政治环境所决定的。 士人的分化可以从他们对待汉室的态度上可以看出：王莽篡汉后，士人学者大多“不仕王莽”，或不应征召、或逃离退隐。到刘秀复汉，他们又纷纷出仕。总的来看，王莽时期是谶纬及谶纬学者与政权、政治进入了碰撞交融的磨合阶段，而刘秀复汉之后，天下一统、经、谶牵合互释的思想路径复兴，开始全面融合过渡。 （三）明、章二帝至汉末时期：经谶牵合思潮与士人归宿 经过明、章二帝的大力推进，以章帝建初四年白虎观会议之结晶《白虎通》为标志，确立了经、谶牵合互释的思想纲领，影响并成为了整个东汉时期的基本思想特征。东汉士人，也在这一思想纲领的指引下，走上了经谶兼修以谋禄途的轨道。 刘秀之后的经学发展颇有起伏，概括来说：明、章二朝尊师重道，经、谶并举；章帝更是以国家法典形式《白虎通》把经、谶互释的思想模式确定下来，并且经谶、今古并重，经学视野极为开阔，“网罗遗逸，博存众家”，气魄弘大，是整个东汉经学最兴盛的时期。到了和、安二朝，经学则颇受冷落，至顺帝朝，经学重又得到重视：缮起太学，增加太学生名额，史称“孝顺初立，时髦允集”。但是在桓、灵二朝，中宦弄权，政治腐败，尤其两次党锢之祸使“高名善士多坐流废”，长期禁锢，甚至“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经学遂衰败。 东汉经学发展大势虽然有起有伏。然而就谶纬思潮来说，无论正统经学如何起伏，谶验观念、经谶牵合互释的思路均普遍存在。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士人的命运便与之息息相关，随着这股思潮的变化而起伏。 小结两汉时期，谶纬思潮有了新的发展，以阴阳五行说和“天人感性”为基础的谶纬思想开始在士人间出现，并在君主的推动下逐渐流行。各个时期谶纬发展状况及其政治地位不同，与士人的关联度也不同。 哀帝之前，谶纬思潮基本与政权对立，更多具有讽谏甚至政治批判精神。所以此期谶纬学者或不被重视，或遭罢黜、入狱甚至杀戮。王莽、刘秀时期，谶纬被政权充分利用，其主流转而论证现政权的合理性。此时的谶纬学者，如能迎合政治需求，往往得以拜官封爵；偶有与政权利益冲突者，则会遭受冷遇甚至严惩。而明帝、章帝之后，经、谶牵合互释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士人学者往往经、谶兼修，以为禄途常道。 相关参考资料：《后汉书》、《史记》、《谶纬论略》、《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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