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谶纬的形成与文学理论价值

王洪军  2017年09月06日08:3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谶纬，大体上源于秦汉时期，在汉代称为谶，或者图谶，或者图纬，谶与纬没有区别，非四库官臣所认为的“谶自谶，纬自纬”。现存谶纬文献的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商周以来形成的内容丰富而又自成体系的星占、风角等占候之学；二是战国中晚期及至汉初形成的象数易学的理论阐发以及衍化，主要以卦气与灾异说为主；三是以阴阳学为旨归的阐释经学的理论，也就是后人观念里“纬”的部分；四是在汉成帝以降直至东汉初，儒生术士造作的鼓吹汉家政治合法性的神谕以及其他荒诞不经的内容。

过多政治包容性

与多元化致谶纬集中出现

汉代谶纬的出现是晚周至汉初天人关系理论匮乏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因战国乱世与秦人短祚，这一时代的思想家们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天人沟通”问题。秦代的法家、汉初的黄老道家以及汉武帝所尊之儒，虽然迎合了各自时代需要而成为一时的思想主导，却都未曾予天人关系以足够的关注，遑论理论阐发。孔子不言天道，传统儒学重于社会秩序，致使儒家天道观缺失，或者说薄弱，故汉武帝始儒学虽独尊为显学，却依然无法给予现实政治以天道层面的理论支撑。随着现实政治的发展，天人关系便日渐成为儒学儒生无法回避的问题。自董仲舒上“天人三策”，以阴阳灾异为基本内容的儒家天人关系理论开始建构，虽然建构的方法、路径及内涵基本是错误的，然而汉代人依然沉浸其中而无法自拔。夏侯始昌“明于阴阳”授《齐诗》《尚书》，孟、京《易》学主于灾异，刘向家传阴阳五行之学。其中夏侯《齐诗》传于后仓，仓传匡衡、萧望之、翼奉，最终流于谶纬。而《尚书》传于夏侯建，建传孔霸、周堪，霸传子光；堪传许商，商著《五行论》。传人皆宣、元、成、哀时重臣，具有经学以及政治上的话语权。自从儒家经学登上政治舞台，阴阳学便开始向儒家经学渗透，而在元、成帝时期，阴阳学与经学的融合达到了顶峰，即基本完成了以阴阳学为主导的经学理论的建构，阴阳灾异成为了上至皇帝下至黎庶的主流思想认知，恰如皮锡瑞《经学历史》所说：“汉有一种天人之学……《易》有象数占验，《礼》有明堂阴阳……当时儒者以为人主至尊，无所畏惮，借天象以示儆，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犹知恐惧修省。此《春秋》以元统天、以天统君之义，亦《易》神道设教之旨。汉儒借此以匡正其主。”阴阳灾异之学不仅影响了汉代政治的发展方向，也为谶纬的出现与泛滥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董仲舒天人同一的学术阐释的确回答了汉武帝的理论焦虑，是现实政治发展与儒学自我改造的默契呼应，但无意中为西汉政权的覆亡埋下了种子。汉宣帝至平帝时，汉代迎来了地壳大规模频繁活动的时期，地震频仍、五星失序、山崩水涌、季节失常……西汉中晚期近百年频发的灾异屡见记载。每当灾异发生，人君震恐，大臣惶惑之时，儒生博士便会在董仲舒的上天谴告说中寻找灾异发生的原因以及消除灾异的方法。而无法与经学比肩，又不能发挥政治影响的天星占、望气、风角等学说，混合着《易》学灾异占断理论，依托经典的面目出现，也形成了一股学术风气。正是在“《春秋》所记灾异尽备”的质疑声中，汉代皇帝惶惶不安，过多包容性与多元化的政治思想导致了无休止的“异调”，谶纬之说开始集中出现，并呈现出蔓延之势，而王莽最终利用天时、地利、人和成功地完成了禅代，开始了谶纬治国新的政治思想时代。

汉代谶纬的影响

东汉一仍其旧，白虎观会议以谶纬正定经义，从而确立了谶纬的国学地位，开启了东汉二百年谶纬统治政治、思想以及学术的时代，谶纬之影响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第一，在探求天人之道的时代大背景下，谶纬最显著的影响，是使《易经》的地位得以提升，汉代经学阐释出现了以阴阳为核心的现象。阴阳被汉代人视为天地之大端，儒家的学术思想以及经学主张，无不渗透着阴阳的观念。如《春秋说题辞》曰：“《诗》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谶纬《诗》学探讨的是《诗经》所体现的阴阳学说之时代精神价值与理论指导意义。汉代历史进入元、成帝时期，就是皮锡瑞所称颂的“经学的极盛时代”，而翼奉、匡衡学说以及当时谶纬中的理论主张，都是在阴阳理论指导下的规律的总结。于是形成了顾颉刚所认为的理论范式：“汉代人的思想的骨干，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汉代的经学阐释及其所生成的理论，无不贯穿着阴阳学说的基本内涵，成为指导一切政治、学术、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

第二，“吉凶之应，随其象告”，“象告”成为主要的言说方式。甲骨以兆言，三《易》以象言。而在汉代人看来，无论祥瑞，还是灾异，都是上天的言说方式，是象告。在符命观念影响下，洞悉上天谴告的实质性内涵，纠改政令失误，或是匡正君主德行的偏颇，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议题。灾异屡至，为求“天地之心”，儒生博士穷象析言，推求《春秋》灾异，以救当今。“《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春秋》灾异，以指象为言语，故在于得一类而达之也。”“《易》以象告”，所告不外乎吉凶之事；于《春秋》而言，象所告的是朝聘会盟成功与否的征兆。所以说，天人之道见于《周易》和《春秋》。天象，确切地说灾异之象，是上天“告喻人”的一种言说方式，这种言说方式，在《易》为六经源的汉代，成为了主要的话语方式。所以，象言和言象成为汉代经学理论的主要命题，不仅成为汉代文学理论的经典话语，也是汉代以降文学理论的重要建构方式。

第三，谶纬以神道设教，显著特点就是倡言祥瑞。经过洗练，祥瑞的景象或内涵化为文学的经典意象。在符命思想深入人心的时代，层出不穷的祥瑞构成了谶纬繁复的意象世界，其中不仅蕴含着汉人基本的思想图景与心灵体验，更蕴含了丰富的文学艺术因素。虽无益于经典，却形成了稳定而丰富的意象。诚然，纬书的种种记载难免给人以虚妄不实的感觉，然而透过那些诙诡谲怪的论述，谶纬在根本上所意图建立的是人与世界的有机联系。将人事与天象两相验证，发生在世界之中的种种灾异与符瑞，即便不能被理智所充分认识和把握，也都通过奇幻的想象方式，被纳入生存的视野之中，成为并非与人类行为无关的事情。经由谶纬的编织，在想象世界与祥瑞之间发生了艺术关系。谶纬之中的想象力贯穿了整个意识形态，既开启了具有神秘意味的政治，也伴随着文学始终。

第四，祥瑞思想深入人心，致使传统的经典“讽谏”主题一跃而变成了“须颂”，这是谶纬对于汉代文学的又一大贡献。两汉社会出现如此众多的祥瑞，对于怀揣致君尧舜而使天下化之之理想的儒家士人是一种鼓舞，为了表达自身对于君主、朝廷的颂扬之意，上疏达意、诗赋显志便成为儒家士人表达心志的手段。而歌颂社会，奉扬汉代君主的德行治功已经成为文人的共识，这是儒生士人的传统使命。特别是在汉代，除了汉初的几代君主，后世的汉代君主几乎都是按照儒家理想人格模式打造出来的君主，治国方略虽有小异，却是大同的，汉代君主取得的政治成绩，就是儒家士人可以炫耀的资本。同时，宣传国家的盛世太平，歌颂帝王的文治武功，成了儒家士人以及文人政治议题和文学想象中不约而同的主题。曾经的文学“讽谏”转而变成“歌颂”。永平以降，颂扬之声便“洋洋乎其盈耳”了。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谶纬与汉代诗学研究”负责人、 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

(责编：实习生、李叶)

管窥中国古代符瑞文化

龚世学  2017年08月02日08:16  来源：光明日报

　　【研究心得】

　　符瑞，或称之为“祥瑞”“瑞应”“祯祥”“符应”“嘉瑞”“嘉祥”等，是古代帝王承天受命、施政有德的征验与吉兆。符瑞文化生于殷周之际，殷周之际新天道观念的形成是其产生的关键因素，图腾崇拜、征兆信仰、史官文化等因素是其产生的重要原因。符瑞文化产生后，经历了先秦滥觞、秦汉繁荣、魏晋嬗变、六朝整合、唐宋复兴和元明清衰落几个主要阶段，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宗教、礼制、文学等众多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符瑞文化与政治。符瑞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政治功能是其基本功能。首先，符瑞文化具有政治建构功能。符瑞文化为王权政治的合法性提供了强有力的天命依据。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较为普遍的思想信仰与观念是：王权嬗替乃天道必然，一切政权的更迭皆由乎天命，取乎天道。然而，“神道阐幽，天命微显”，天命又需要借助符瑞现象来显示。因此，符瑞实际上起着昭示天命、彰显德行的重要作用。正如沈约所说：“夫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其次，符瑞文化具有政治评价功能。董仲舒说：“至德以受命。”又说：“天瑞应诚而至，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可见，“天命有德”“瑞应之来，必昭有德”的符瑞理念，使德行、德政和德治直接与君王关涉。符瑞不仅是王者承天受命的天意灵征，更是王者圣德充溢的天意嘉奖。这样，符瑞文化不仅以天命、征兆与王权、德行的完美契合构建了我国古代王权统治合法性的理论根据，同时也构建了统治阶级自我肯定、自我宣扬和自我美化的评价机制，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提供了有力的思想资源。这种对功德的宣扬、太平的粉饰又从某种层面上增强了王权政治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巩固了王权政治的统治。最后，符瑞文化具有政治调节功能。符瑞显现促使统治阶层调整统治策略：或改元以应天瑞，如汉武帝因获白麟、得宝鼎改元元狩、宝鼎；或立祠设祭，以合符应，如秦献公因栎阳雨金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或赏赐功臣、大赦天下以收揽人心，如汉宣帝时，每有符瑞显现，就遍赐群臣、大赦天下。这些举措缓和了阶级矛盾，加强了统治阶级的凝聚力，形成了统治阶级内部别具特色的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和自我完善的运行机制。

　　符瑞文化与宗教。符瑞文化是中国古代宗教文化或宗教意识的一部分，强化君权天授的政治观念、弘扬神道设教的伦理思想，具有巨大的道德作用，同时也具有劝善惩恶的宗教功能。尤其是随着谶纬神学的盛行，符瑞文化中德行因素得到凸显和泛化，不仅是统治者的为政之德，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道德伦理规范也都与符瑞相关涉。《孝经左契》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则凤凰巢。”《瑞应图》曰：“王者仁义，则紫脱见。”《礼稽命征》曰：“王者制礼作乐，得天心，则景星见。”这些文献中，孝悌、仁义和礼乐等德行范畴都被包括进去。凡恪守德行规范，天便降下符瑞，否则就降之以灾异。这种思想信仰的内在逻辑是“以类相召”的“天人感应”观念。实际上是“善恶报应”思想的反映，是对中国古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之类思想的继承和提升。因此，儒学宗教化、道教诞生、佛教传入均出现在符瑞思想流行的汉代社会便不足为奇。此后，在符瑞思想流行的魏晋六朝以及隋唐时代，佛、道二教深受符瑞文化影响，进而多向互动也就成为大势所趋。如著名道士陶弘景、寇谦之，僧人昙无谶、释玄畅等人，他们通晓图谶，倡导、援引，甚至造作天命符瑞，或借以自神其身，增强宗教的神圣性，从而赢得了大众信仰；或借以向皇权靠拢，发挥其“资于治道，辅翼王化”的政治作用，从而获得了皇权支持。这些举措都使佛、道二教获得了长足发展。

　　符瑞文化与礼制。隋文帝杨坚曰：“王者承天，休咎随化，有礼则祥瑞必降，无礼则妖孽兴起。治国立身，非礼不可。”礼作为“天地之序”，在古代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是必须躬身践行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而符瑞是天降吉兆，是天人感应的体现。天降瑞兆，人君必须恭领天命，践行一定的礼仪规范来作为答谢。因此，“符瑞昭晢，宜答天神，以光上帝”，是历代统治者倡导王权天授及符瑞思想的基本逻辑。出于这种目的，每当有奇异兆征显现并被判定为符瑞时，各种形式不一、规模有别的祭祀礼仪便随之举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既定的礼仪制度。周成王时见“凤皇”“蓂荚”之瑞，周公与成王沉璧河、洛以祭神；文帝时见黄龙之瑞，文帝郊见雍五畤；汉武帝时见一角兽之瑞，武帝“荐五畤，畤加一牛以燎”祭神；三国时期吴主孙权屡获嘉瑞，登坛燎祭以奉天神。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更有甚者，若众瑞并至，则“报告成功，封禅以答之”。《尚书·中候》曰：“自昔古帝王，功成道洽，符瑞出，乃封泰山。”封禅是古之帝王祭祀天地、报告成功的盛大典礼。符瑞文化与封禅礼仪都只与帝王有关，一为天意嘉奖，一为盛礼答谢，二者完美契合：一方面，符瑞显现引发封禅动议并进而促成封禅典礼的举行；另一方面，封禅典礼的举行又需要符瑞显现作为其天命依据。因此，符瑞成为祭祀礼仪特别是封禅典礼能否举行的重要条件。

　　符瑞文化与文学。刘勰在《文心雕龙·正纬》中说：“白鱼赤鸟之符，黄银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符瑞文化有助于文章，是不争的事实。在符瑞文化流行的时代，文学创作“用瑞”是极其普遍的现象。“用瑞”是指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援引符瑞或直接以符瑞为述写对象。“用瑞”是文学与符瑞文化关联的重要形式。文学创作“用瑞”含有颂美时政、粉饰太平的政治目的。文学创作“用瑞”的普遍性，既表征符瑞文化在此时期的流行，又表明文学文本、颂美主题与符瑞所具备的颂美功能相契合。以诗歌为例，“用瑞”主要表现在溢美时政的政治诗歌中，仅就《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来看，它辑录汉至隋时期的乐府歌辞，其中郊庙歌辞、燕射歌辞、舞曲歌辞、鼓吹曲辞分别为347、126、85和71首，相应的“用瑞”诗歌就有92、40、20和28首。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一旦文学创作较多地关注政治，服务王权、歌颂帝德，符瑞文化潜在的颂扬功能便会被激起。久成惯例，屡见不鲜。因此，一旦颂声兴起，符瑞文化与文学契合的历史情境重复显现，符瑞文化必然会现身于中国文学的殿堂。这是符瑞文化与文学关联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

　　（作者：龚世学，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先唐符瑞文化研究”负责人、南阳师范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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