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网友问：“国学有什么用？”这个问题真是个问题，类似的问题我也见过，比如国学能当饭吃吗？其实，一个人从中小学学了那么多门课，有多少后来是用来吃饭的呢？别的不说，咱们就说音乐和美术，相信当音乐家和美术家的毕竟是少数吧，那干嘛学呢？而且现在还有很多孩子专门去报班，大多不是为了当音乐家或美术家吧？相信这您可以很轻松地回答：素质教育！这就是喽，国学有什么用，从小处说，就是对提高个人素质有好处。我们可以从先哲那里汲取历史经验和生命智慧，提高个人的文史哲修养、道德修养和礼仪修养，进而克服浮躁，摆脱困惑，启迪智慧，涤荡灵魂，开阔心胸，充实精神。国学就像是孟子所说的混混原泉，一朝掬饮，终身受用。
有点像卖卖大力丸的了，呵呵。当然这种提高是潜移默化的，要是想今儿学几句子曰诗云，明天就一夜暴富，还是去买彩票更实在。
如果学国学的浪潮真能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的话，知书达理的人越来越多，我们重新捧回“礼仪之邦”奖杯也就指日可待了吧。
不可否认，经过多年的文化断裂，现在的大多数中国人对国学、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已经比较疏离了。中国人如果对中国文化无知，可耻啊！！这不是我说的，是主张西化的胡适老先生说的，连两个惊叹号都是原装的。他老人家是主张西化的，为什么还要强调中国文化？因为，没有中国文化的中国人也就谈不上是中国人了，要再一西化，世界上也就彻底没有中国人了。国学是民族的根，无根之木，何以立足？一个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文化，只有维护和培育好本民族文化的根系，才能更好地吸收外来的文化营养。
我们一提英国人，就容易联想到英国绅士，英国绅士有名，就是他们学英国的国学学得好嘛。而我们中国人五千年的文明，在当今的世界上却没有一个整体形象，这就是文化身份的失落。所以，往大点说，中国人学好自己的国学，可以让中国像一个中国人那样活着，找到自己的定位，树立自己的形象。再往大点说，国学对于实现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意义巨大，我们老说增强民族自豪感，否认了国学，否认了五千年的民族文化，哪还谈得上什么民族自豪感啊？国学凝结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深邃智慧，是全民族甚至全人类的宝贵的精神资源，相信对我们解决今天的社会问题乃至国际问题也都很有意义。
一写起来，发现国学的用处太多了，要详细地说恐怕说一天也说不完，相信照这个路子您也能说出一大堆来。国学到底有什么用，政治家找政治智慧，企业家找管理哲学，老百姓找安身立命之道，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看法。能有耐心一直看到这儿的人，大概对国学的评价应该比我上面说得还高，我就不在这个问题上费唾沫星子了，呵呵。
还有许多网友一提国学，第一反应就是封建糟粕、落后保守。这种观点的忠实粉丝不仅有比较容易偏激的青年，也有不少师奶、师爸级别的人物。持这种观点我觉得也无须批判，这不是个人的错，这是近百年来否定国学反传统思潮的影响所致。当年这股思潮的兴起其实有很复杂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有其不可抹杀的历史意义，也有矫枉过正的一面。当时反传统的先锋陈独秀、胡适等人其实并不主张全面否定传统文化，但他们都认为，如果主张对传统文化全部否定，结果恐怕也只能否定一半，要是一开始就主张否定一半，结果就可能只否定一两分了，于是就下药下得猛了一点。李大钊也说过：“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本来只是想洗掉历代统治者对孔子和儒学的扭曲，没想到后来连洗澡水带孔子一块都倒了。
当年时局紧迫，很多问题不及细想，很多决策也是无奈之举。今天的我们则可以坐下来慢慢分析，静下心来想一想，国学真的那么不堪吗？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真的都是一堆糟粕吗？一堆糟粕占据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两千多年，中国人居然没有绝种，中国文明居然还是世界上唯一被传承下来的古代文明，其间中国居然在大部分时间里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真是个奇迹。不了解国学就斥之为糟粕的朋友，最好还是抽出点时间多接触接触国学，然后再做出自己的判断。
有网友说的好：“没有深度的文化，不可能几千年维系着一个民族和国家！”
从打倒孔家店到重塑孔子像——重树自尊和自信的中华民族现在正在走出百年来的文化迷失——历史在螺旋式地盘升。近年来国学的悄然兴起，看似偶然的现象，实是历史的必然潮流。
重建国学，绝对不是像某些网友说那样，是要复古，是要回到长袍马褂坐牛车的年代。这样的理解也是过于僵化和片面的，那岂不跟相声里说似的，学习雷锋就去开汽车，学习董存瑞就去扛炸药包，学习张海迪就去坐轮椅？现代的西方人尊奉的也是古代的《圣经》。我们现在讲国学是要向前看，其精神是现代的。
钱穆先生说：“中国传统文化兼具人文和科学精神，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并不冲突，传统文化精神和现代科学精神的会通是人类新文化创造性发展的途径。”
呛呛啐呛呛啐，要向前看不向后看，呛呛啐呛呛啐，要向好看不向坏看……
经部概说（一）
经
经史子集，经是第一位的。
什么是“经”？“经”是绞丝旁的，可见其字本义跟纺织是有关系的。许慎《说文解字》说：“经，织从（纵）丝也”，段玉裁解释说：“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经是织品的纵线，横线称为纬，织的时候都是经线先绷直在织机上，然后再在上边织纬线。也就是说，对于一件织品，经就是先定下来的那个标准，引申开来“经”也就有了不变之法则的意义。经纬总是相对的，有趣的是，中国古代不仅产生了经书，也产生了纬书，这是后话，先按下不表。
还有一种说法，以路径之“径”为“经”的本义，如刘熙《释名》：“经，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也有一定道理。“经”字的本义并不是我们要说的重点，只是让大家有一个了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做个考据。
秦代以前的历史时期，我们一般统称为先秦时期。在先秦时期，中国产生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的六经，还有墨家的《墨经》、道家的《道德经》等，但除了六经，其他称“经”的书并没有得到社会普遍的尊崇，并没有成为社会常行的义理、准则，充其量也就是学派内部的经。
世界上的许多文明民族在历史上都产生了自己的经典，像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圣经》，阿拉伯民族伊斯兰教文明的《古兰经》。与这些经典相比，咱们中国的六经就显得很奇怪，不光在数量上比别人有明显优势，内容和形式的丰富也令别人相形见绌。从表面上看，《诗》是文学书、《尚书》是政府文告、谈话记录汇编；《礼》是讲礼仪、礼制的书；《乐》是音乐书；《易》是占卜算卦的书；《春秋》则是编年史。
“六经”亦称“六艺”，是中国传世的最早的书，在“转正”为经典之前它们已经长期存在，相传在春秋末年经过孔子的删定。根据《史记》记载，孔子注《易》，作《春秋》，删《诗》三千篇为三百篇，删《尚书》三千篇为一百篇，定《士礼》十七篇。这些说法是否可靠，尚有很多争议，但孔子对这些书进行了一番编定、整理，并用来传授，应该还是可信的。《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孔子看到了六经各自的教化作用，为了更好地使六经成为民众修养的教科书，于是就本着“取可施于礼义”的原则，对六经做了手术。
这六部书能成为经典，是孔子筛选的结果，也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使用使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社会财富急剧增加，从而也带来许多社会问题。这就像一个暴发户，很容易陷入迷茫和困惑，需要心理辅导。同时，军事力量空前加强，战争、征服、奴役，人们陷入深远的苦难中。人们需要寻找希望，渴望正义与秩序，需要精神上的指引。在这样的背景下，圣人孔子应运而生，六经的价值被人们发现。六经在或文学或史学等形式下反映了中华民族先民对人类所关心的自然、社会、人生等重大问题的思考，保存了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苦难中所积累的生存智慧，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
中国古人总是感叹“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就是说，要是没有孔子，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恐怕要一直漆黑下去。这就像我们后来所说的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不知道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多长时间一样。
六经中，《乐》早已不见流传，有人认为《乐》亡佚于秦始皇的焚书，也有人认为《乐》本来就没有文字，只是配合诗或礼来演奏的乐谱。后世只余《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所以又有“五经”之称。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时候，也只立了五经博士。
西汉以后，由于儒学上升为统治思想，儒家的经典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神圣性，成为整个社会必须奉行的准则，成为人事部门考试的指定书目，甚至成为朝廷决定大事、官员审判案件的依据。非圣无法、离经叛道都是很重的罪名，弄不好就可以杀头的。汉武帝以后所言之“经”就是特指儒家经典，经史子集四部里的“经”也专门是指儒家经典。
随着儒家经典地位的提高，它们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东汉有“七经”：《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孝经》。唐代有“九经”：《诗》、《书》、《易》、《仪礼》、《周礼》、《礼记》、《左传》、《榖梁传》、《公羊传》（其中《仪礼》、《周礼》、《礼记》称为“三礼”；《左传》、《榖梁传》、《公羊传》为“春秋三传”）。宋代有“十三经”：《诗》、《书》、《易》、《仪礼》、《周礼》、《礼记》、《左传》、《榖梁传》、《公羊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
儒家经典至“十三经”定型。这些经典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达数千年之久，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
姜广辉先生说：“'经’是历史上被称作'圣人’的先觉者为人们所制定的思想准则和行为规范。从本质上说，'经’体现一定民族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其作用在于维持该社会的整体性和相对的一致性，使某种社会化的生活方式能进入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并在此社会化生活中培养人们应有的高尚道德和精神内涵，从而成为增强其民族凝聚力的文化精神。”
“经典”这个词在咱们现在的生活中并不陌生，电影有经典，音乐有经典，楼盘有经典，家具有经典，连马桶也有经典。当“经典”遍大街的时候，实际上正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没有经典了，也就说明这个社会缺乏对真理、对原则、对规范的一种应有的敬畏。
经部概说（二 ）
两汉经学
经学，就是关于儒家经典的训诂注释、义理阐释、以及学派、传承、演变等等的学问。那些解释经或发挥经义的著作，又称为“传”、“记”、“说”、“解”、“训”、“诂”、“注”、“笺”等。有些注解经书的著作后来自己也上升为经，比如诠释《春秋》的《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在唐代都被列入了九经。
西汉武帝时，董仲舒上策：“《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这就是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的大事件，标志着中国进入了长达两千多年经学时期。后来汉武帝又采纳公孙弘的建议，专设五经博士。这个博士是学术官员，可不是像现在的学位。当时每一经都置博士，博士下置弟子，博士与弟子讲习经书，传承师说。
至此，百家之学在官学中失去地位，儒家经学成为唯一正统官学，亦成为两汉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形态。
两汉经学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历经秦火战乱，汉初经典大都没有先秦旧本。今文经指汉初由儒生口传，并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经籍（当时流行的隶书在当时人看来也就是所谓的“今文”了）。古文经指汉代前期从民间征集或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用先秦古籀文字写成的经籍。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不只是经书书写文字不同，在文字内容、篇章多寡以及解经、学风等方面均有不同。
今文经学的特点是注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往往为当时政治、经济、法律作论证，走的实际上是一条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的路子。今文经学最重视《春秋公羊传》。而古文经学的特点是偏重训诂，留意经籍所记典章制度和历史事实，与现实政治问题联系较弱，走的实际上是一条文字学、历史学的路子。古文经学最重视《周礼》。
董仲舒就是今文经学的第一位大师，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就是拿“《春秋》大一统”作为理论依据的，而“大一统”就出自《春秋公羊传》。所以，武帝所立五经博士都是今文经学，今文经学尤其是公羊学长期垄断汉代官学，具有最高的理论权威，渗透到了国家政治的各个角落。
一个东西一旦具有了某种神圣性，就很难再自由发展了，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今文经学逐渐陷入了僵化和烦琐，且又与谶纬结合流于妄诞，西汉后期逐渐衰落。据记载，光《尚书》中的篇名“尧典”两字，经师就能说上“十余万言”，这种烦琐可见一斑。同时，古文经学在民间却不断发展壮大，逐渐也产生了跻身官方意识形态的要求，于是就产生了所谓的今古文经学之争。西汉末年，古文学家刘歆大倡《周礼》，为王莽改制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古文经得到王莽的支持，《春秋左氏传》、《古文尚书》、《逸礼》、《毛诗》等古文经一度得立学官。王莽甚至以《周礼》为蓝本进行了一场荒唐的改革，这也是他迅速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
自西汉末年开始，今、古两派各守门户，互相排斥，大打口水仗。经义不统一显然不利于统治，双方的争论终于闹得皇帝也看不下去了。于是，建初四年（公元79年）东汉章帝亲自召集当时的名儒在白虎观开了个研讨会，史称“白虎观会议”，会议纪要整理成《白虎通义》作为国家法典公布。《白虎通义》对今、古文经学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方针，但总体上还是维护了今文经学的统治地位。
东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学逐渐有压倒今文经学的势头。至东汉末，今文大师何休与古文大师郑玄有一次著名的大论战，何休写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废疾》，郑玄则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一一进行了驳斥，何休看了后叹道：“康成（郑玄）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这也就是成语“入室操戈”的出处。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宗，兼采今文之说，综合两派，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今、古文之争这才开始平息。直到清代中期，今、古文之争才又被点燃，古文经学的治学路数为乾嘉学派和章太炎等所发扬，今文经学则为常州学派所复兴，并最终成为清末康有为推动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
两汉经学的特点是神学化。汉政权推翻暴秦取得天下，面临着许多严重问题。第一大问题就是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汉之前，虽有夏、商、周、秦之朝代更替，但继起者却也是“天潢贵胄”，可以依靠贵族祖先的权威来进行统治。而刘邦在参加“革命”前也就当过亭长，才是个乡镇干部，凭什么可以成为统治天下的皇帝呢？这就只有借助上天的力量了。所以刘邦一边打天下一边就开始给自己编神话，比如说自己是赤帝的儿子、身边彩云缭绕什么的。董仲舒带来的君权天命等一套成系统的神学理论显然比这些空口白牙的神话要有说服力得多，皇帝和臣民都容易接受。为促进儒家学说迅速占领统治地位，同时也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求，以神学解经之风在汉代盛行，经师都喜欢以谶纬、灾异来说经。
“谶”就是用诡秘的隐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像秦始皇时出现的“亡秦者胡也”就是一句谶语，谶多是这样神神秘秘、模棱两可的一类话。传说秦始皇听说这句谶语，赶紧修长城来抵御胡人，没想到这句话其实是应验在他儿子胡亥身上的。反正怎么灵验就可以怎么解释。东汉光武帝起家的时候也利用了一句“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谶语，所以他当皇帝后，甚至“宣布图谶于天下”，谶成为东汉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纬”就是纬书，据说是孔子依六经作六纬，其实都是汉人编的，以神学理论来附会儒家经典。纬书中还大力神化孔子，像《春秋演孔图》中说：“孔子长十尺，海口尼首方面，月角日准河目，龙颡斗唇，昌颜均颐，辅喉骈齿，龙形龟脊虎掌……”完全把孔子描绘成了一个神怪式的人物。
灾异说则是以自然灾害和特异的自然现象来推断人事吉凶、政治得失、国家兴衰的一种学说。其基本理论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人事得当，政治修明，则天现祥瑞以示嘉奖；如果人事有过失，政治昏乱，则天现灾异以示惩罚。
谶纬、灾异些都是荒诞迷信的东西，注定不能与六经长期并行的，在后世经学中逐渐失去了市场。更何况像谶这样的东西，刘秀可以编一条为自己服务，别人自然也可以，东汉末年黄巾军不也编出了个“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来为起义服务吗？所以后代统治者对谶纬这些东西也越来越谨慎，多次禁止谶纬。
但我们也要看到，谶纬、灾异也不是一无是处，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作为两千年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最高伦理规范，其最初的确切表达即是《白虎通义》从礼纬《含文嘉》中引来的。像《河图》所说的“地恒动不止”，《春秋纬元命苞》所说的“阴阳激为电”，甚至还包含了宝贵的古代自然科学知识。而且皇帝在接受天命的说法为政权护航的时候，同时也就必须接受“天”的约束。董仲舒说“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汉代儒者即利用灾异说来制约皇帝，可以合法地要求皇帝反省错误，施行仁政。这即是灾异说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的一面。
儒学在汉代取得了统治地位，但却付出了背离原始儒家理想的代价。原始儒家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民本思想，不讲“怪力乱神”的人文主义、理性主义都被牺牲掉了。
两汉经学的确立标志着儒学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所总结和发展的儒家世界观和价值观也成为传统文化的基本观念。两汉经学在清代重现异彩，被乾嘉汉学和清代公羊学所继承发展，清代公羊学更是成为清末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
经部概说（三）
魏晋经学
东汉末年，皇帝昏庸，外戚和宦官交相争权，统治极为黑暗。许多正直的官员和太学生与宦官集团进行了激烈的抗争，结果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导致了两次“党锢之祸”，学术力量严重被削弱。随着汉帝国的分崩离析，群雄割据，三国纷争，战乱不休，生民涂炭，统治者无暇顾及精神文明建设，像郑玄这样的经学大师也落得只能投奔袁绍作宾客来糊口。到了曹魏正始年间诏议祭天仪式，在京师居然找不到几个明白人，那时候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能写出像样文章的连十人都不到。两汉经学在连天烽火中迅速衰落。
不过天下的混乱，倒是成就了一个地方，那就是荆州。这个地方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熟悉，我们还要再讲一个大家熟悉的人物——刘表。刘表其实不像《三国演义》中描写得那么庸碌无能，他也是个学者，写过关于《周易》、《礼》的著作，更曾经是与宦官集团作斗争的领军人物之一，因此“党锢之祸”中也受过迫害。黄巾起义爆发后，党锢解禁，刘表复出，后来任荆州牧，在他的治下荆州成了一片净土，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与其他地方的混乱形成了鲜明对比，这里便成了学者的避难所，“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诸葛亮当年就是跟着叔父诸葛玄这么来的荆州。拥有了这么好的学术资源，刘表于是“起立学校，博求儒术”，从而荆州学派异军突起。
荆州学派一去两汉经学的烦琐学风，重视探究义理，发展了古文经学，吸收了道家思想，为魏晋思想的变革做了准备。曹操平定荆州后，很多荆州名士被曹操网罗北上，使北方的文化学术气息发生了变化。
荆州学派的核心人物是宋衷，名气不大，但他有个学生王肃在魏晋时期却很出风头。王肃奋力挑战当时经学界最权威的郑玄之学，也注解了一大堆的经书，他的注解标新立异，处处与郑玄的注解作对，经常郑玄采今文之处，王肃即采古文，反之郑玄采古文，王肃即采今文。他还专门弄出了一部《圣证论》来集中批评郑学。于是便出现了郑学与王学之争。
这种大力攻击权威的成名之路，在中国历史上直至今日都是屡试不爽。不过，这也不代表是个人就能成功，王肃除了确有功底外，还有很强大的背景支撑。王肃是曹魏开国元勋王朗的儿子，袭父爵为兰陵侯，官至中领军、散骑常侍。他最占便宜的是生了个好女儿，嫁给了司马昭，于是他便成了司马懿的亲家、司马昭的岳父、晋武帝司马炎的外公。司马家是干什么的就不用说了吧？在司马氏当权后，王学受到大力扶持，王肃所注的《尚书》、《诗》、《论语》、《左传》、三礼，都立于学官，司马氏立国以后王学更是盛行，直至东晋南北朝时期，郑学才东山再起，压倒王学。
王肃虽然风光一时，但后世的名声却不太好，因为他身为魏臣，却依附司马集团，帮着司马家打击异己。这跟投身王莽篡汉活动的古文经学大师刘歆在历史上留下骂名如出一辙。
王学与郑学的对立，其实仍然都属于章句训诂之学，仍是两汉经学的一种延续。而就在郑学、王学斗争正酣之际，整个学术风气已经悄悄发生了很大变化。
随着汉帝国的崩溃，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也崩溃了。汉末统治黑暗，忠直受屈，奸邪当道，随后又是曹魏篡汉，司马篡魏，儒家的道德操守受到很大的冲击。世道混乱，社会动荡，很多人选择了消极厌世、任情放诞的生活态度。随着大一统帝国崩溃的还有“独尊儒术”的学术格局，道、法、名、兵各家再度崛起，适应当时士人心态的道家思想尤为风行。曹魏正始年间，兴起了一种崇尚老庄，研究玄远幽深问题，调和儒家与道家的一种哲学思潮——玄学。玄学最重“三玄”，即《老子》、《庄子》和《周易》。
玄学在魏晋时期是显学，当时的学者几乎没有不谈玄说理的，这个时期的经学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沾上玄学的色彩，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魏晋经学的玄学化。
经学玄学化的过程中，何晏、王弼两个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从经学研究范围的来看，他们两人的只限于《论语》和《周易》，跟前代的郑玄和同时代的王肃那种遍注群经是无法相比的。但从注经形式与方法上说，他们完全突破了自汉以来直至郑学、王学所坚持的训诂经学传统和思维模式，不再沉溺于通过经文章句的烦琐注解来寻找圣人的“微言大义”，而更多发挥注经者本人的见解，重在对经典义理加以阐释，寻找经典的形上意义。何晏的《论语集解》和王弼的《周易注》就都是这种玄学化的义理经学的代表作品。
何晏与王弼都才华横溢，在当世影响很大，但二人却皆命运多舛，何晏在“高平陵事件”中被司马懿杀了，王弼二十四岁就病死了。
魏晋时期在经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独特的风格。此时期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周易注》、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范宁的《春秋榖梁传集解》、郭璞的《尔雅注》都成了后世经书的标准注本。而汉代今、古文经学家们的注解则只有郑玄笺的《毛诗》、郑玄注的三礼，何休解诂的《春秋公羊传》仍然作为标准注本留了下来。
到了南北朝时期，经学也随着政治上的南北对立而分立为南学和北学。大体上南方继承魏晋学风，受玄学影响较大；而北方保持汉代经说的传统，很少受玄学影响。这个时期，在经书的注解形式上又有了创新，那就是义疏的出现，即对经书进行系统全面的疏解、串讲，这是受当时日益兴盛的佛教影响所致。
经部概说（四）
隋唐经学
魏晋南北朝，政局纷乱，长期分裂，经学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各有所本、各有所师的复杂情况。隋唐统一以后，南北经学分立，学者各持己见，在学术和政治上都造成了很多麻烦。
开皇初年，隋文帝想从国家大学（国子监）里找一些精通经的学生来任用，老师（博士）们考问了一番，也定不下来谁好谁差，校长（国子祭酒）很生气就骂老师废物，有一位老师就解释说，南北经学的义例不同，老师们也不能全都了解，南方学生说的北方老师不懂，北方学生说的南方老师不懂，所以就定不下来。
贞观五年，唐太宗想修明堂，命大臣们议明堂之制。明堂是先秦时帝王会见诸侯、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所，原是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可大臣们对明堂的式样说法不一，意见相左，争论半天也没个结果，只好不了了之。
还有，隋唐开始科举取士，其中有明经一科，就是考查考生对经书文字和内容的掌握。而如果“教材”不统一，“标准答案”也不统一，这阅卷就没法不让人头疼了。
因此，随着隋唐的一统天下，南北分立的经学也有了汇合统一的要求。
唐太宗即位后，为了解决经书“文字多讹谬”和“儒学多门，章句繁杂”的问题，先是让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后来又令国子祭酒孔颖达主持撰修《五经正义》，对南北朝以来的义疏进行整合，统一经学。
颜师古对汉魏以来的五经版本与文字来了一次大清理，用了两年多时间，选校了《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等五种为“五经定本”，呈献给唐太宗。孔颖达在“五经定本”的基础上，带领一群当时最著名的经学家，经过十二年的时间，编成《五经正义》。唐太宗看了很高兴，予以表彰，并令国子监采用。
但这部经过十二年编写的大部头仍然存在许多错谬或繁琐之处，博士马嘉运拿着放大镜一条一条都给挑了出来。我们现在也有人专门给名家挑错，说人家借此出名也好，可名家也的确不争气，还真是让人家挑出了那么多错，给人家提供了那么一条成名之路。马嘉运这不就青史留名了吗？其实孔老先生当时都七十来岁了，虽然挂了个总编的名头，但未必有精力详加核阅了。
马嘉运的挑错功夫弄得孔颖达也很难堪，主持的国家重大课题《五经正义》未能通过验收，唐太宗下诏修改裁定。还没改完，孔颖达就病故了，一直到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五经正义》才定稿，颁行天下，前后总计用了二十七年。
《五经正义》对后世经学影响重大，此后从唐至宋，明经取士，都以《五经正义》为标准，经学实现了从文本到经义的统一。按说这是一件对儒家经学功德无量的事情，但这无形中又束缚和封闭了儒学，也扼杀了儒家经学向前发展的生机。统治者也难啊，一放就乱，一管就死。
在唐代，经学的独尊地位其实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首先是道教的冲击。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唐高祖李渊下诏宣布道教列第一、儒教列第二、佛教排第三，儒学独尊谈不上就算了，还沦落到老二去了。李唐皇帝为抬高门第，制造“君权神授”的舆论，自称太上老君（李聃）后人，对道教推崇备至，唐高宗更下诏追封老君“太上玄元皇帝”尊号，后来又下诏以《道德经》作为科举考试的正式科目，列于《论语》等儒家经典之前。更有甚者还下令道士隶属于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宗正寺，拿道士都当亲戚。
其次是佛教的冲击。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成燎原之势。唐太宗对佛教也很扶持，下诏建造寺院，设立释经处。著名的玄奘取经就发生在唐太宗之时，太宗对玄奘的礼遇，也使自己后来在《西游记》里获得了一个角色。从唐朝皇帝的几次大规模“迎佛骨”活动中，当时崇佛之风更是可见一斑。尤其是安史之乱后，“盛世”离去带来的落差，在士大夫中产生了强大的失落感，佛教的彼岸世界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佛教更是风靡。
于是，这就形成了儒、释（佛）、道三教并立的局面。三教互相斗争排斥，同时也互相吸收。唐高祖有一次到国子监，叫上了和尚、老道和儒家的博士，让博士讲《孝经》、和尚讲《般若经》、道士讲《老子》，还让三方互相争论，这场面现在想想也够让人掉眼镜的。
面对佛、道的夹击，以《五经正义》为代表的儒学经学却正走入死胡同，无力反击。在这种背景下，以韩愈为代表的一批儒家学者开始扛起儒学的大旗，为儒学带来一股新的风气，也为后来宋明理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韩愈做得最轰动的事情就是反对唐宪宗迎佛骨入宫中供养。韩愈当时任刑部侍郎（副部长），上了一道措辞严厉的谏书，也就是非常有名的《论佛骨表》，以慷慨激昂的言词，把佛骂了一遍，痛陈迎接佛骨的弊端。宪宗看了之后鼻子差点没气歪了，经人求情才没要了韩愈的命，将他贬为潮州刺史。当时的潮州可没有现在这样繁华，那还是蛮荒之地。韩愈还作《原道》、《原人》等集中批驳佛、道。
为了对抗佛、道，韩愈还发明了一套儒家的“道统说”，提出儒家有一个始终一贯的有异于佛老的“道”，千百年来由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依次传承。孟子死后道统就断了，韩愈认为自己有责任让它发扬光大。韩愈弄出这么一套儒家道统来对抗佛、道，说明儒家也是有系统的传承，是中国的正统，而且他把儒家起源推到尧舜，这显然就比佛教释迦牟尼要早，比道教老子也要早了。不过，“道统”这种想法本身应该说又是从佛教“法统”那里学来的。
唐代经学史上必须要提的还有中唐兴起的《春秋》学派。大家知道，《春秋》有三传，《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啖助、赵匡、陆淳冲开三传之间的藩篱壁垒，任意取舍，甚至干脆抛开三传，凭己意来讲《春秋》，借以针砭时弊，这也是开了后来宋人讲经路数的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