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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莫名的高兴，眉眼带笑，走路带风，一切都春暖花开，细想这高兴的源头，竟是一则快递消息，网购的书已经到小区的快递柜里了。 但此刻，我合上《孙犁散文》这本书，涌上心头的是莫名的伤感，又说不上来，到底哪个细节引发了我的心海涟漪。 容许我以其中那篇《书信》为抓手，以我手头几个版本的孙犁散文为视野，找寻那扔进心海的石子，试着走进一个纯真而孤独的写作者的内心。 《书信》一文，写于1983年10月16日，那时孙犁已是古稀老人。文章开头，他简介了书信的几个特点，正文部分主要写了与书信有关的自身亲历的四件事，最后在感慨中收束。 这四件事，按照时间先后娓娓述来。 那时孙犁在保定读书，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孙犁“每星期总要给她写一封信，用的都是时兴的粉色布纹纸信封”，那些信都很长，孙犁还自嘲，“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热情的话”。文中孙犁没有说总共多少封，保定那几年，想来几十封是有的。结果因为邮递员搞鬼，这些青春的信笺不知所踪，如同这段美好的恋情。 倘若多些主动，哪怕有投递员暗中作梗，这段情缘还是有续写的可能的吧？但孙犁的性格，只能任由往事随风而逝。五十年后回想，留几觳微澜在笔尖。1981年写就的那篇《与友人论学习古文》，其中有文字与这段往事遥相呼应，青少年时代，“那时的感情，确像一江春水，一树桃花，一朵早霞，一声云雀”。 那封信是孙犁在延安的窑洞里，写在笔记本上撕下的一片纸上的，离家已六七年，父亲欠安，长子夭折，家乡在敌占区，孙犁思家心切，冒着危险寄出。这片纸，正面短信写给父亲，背面几句写给妻子。1946年回家，才知道这封家书历经辗转被家人收到，“父亲站在屋门口念了，一家人都哭了”。千里迢迢，关山阻隔，封锁严密，可惜这样千斤重量的信也没有保存下来。 孙犁的发妻虽是农妇，但两人恩爱情厚 ，孙犁言他们的旧式婚姻是“天作之合”。在《服装的故事》一文中，孙犁写爱人给他做了一件短皮袄，“因为狗皮太厚，做起来很吃力，有几次把她的手扎伤”，孙犁对这件短皮袄的感情，他用了“珍重”一词。早就被选入高中教材的《亡人逸事》一文，孙犁写道：“我们结婚四十年，我有许多事情，对不起她，可以说她没有一件事情是对不起我的。”这种真诚，令人动容。 1970年10月至1972年4月，与远在江西的一个女子通信，“发信频繁，一天一封，或两天一封或一天两封。查记录，一九七一年八月，我寄出的信，已达一百十二封。”这是孙犁的黄昏恋，最终因难以共处，文中用词是“变故”，这些信“都用来升火炉了。 1913年出生的孙犁，那时已年近花甲，搁笔已久的他重新焕发青春，点燃文字的火焰，还得感谢这段恋情，虽然最终这些文字回归于火，感情留下的灰烬令他不忍回眸。一个生命中多次想自杀的人，热情被点燃，以及无情地熄灭，在我想来都是可以理解的，孙犁认定自己性格“优柔寡断”，作为读者，我倒要感谢这个人性的弱点，否则我到哪里去遇见写下如此质朴真淳的文字的，简单到如同孩童般天真的这个人。 文革期间，因接连不断的抄家，二百余封康濯的来信被小女儿烧毁了。在结尾中，孙犁说：“遇有变故，最易遭灾，求其幸存，已经不易。” 说到赠书，孙犁说自己“寡情”，但对待朋友，他绝对是个重情义之人，只是表情达意内敛罢了。康濯的来信被烧毁，他觉得对不起老友，并把详情告知。孙犁是个极其沉静之人，他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很少有安眠的夜晚，幸福的夜晚”，这是他《听风声》一文结尾的话，这篇写于1990年，那时他已是一个78岁的老人了。“与其拆烂污，不如岩穴独处”一句，见他的《文虑》一文，可见他的淡泊与书生气，也许他是享受这份孤独的吧。“因为身体不好，不耐烦嚣，平时不好宾客，也很少外出郊游”（《谈柳宗元》），他说“柳宗元是很天真的”，他自己何尝不是呢。 几册孙犁散文在手，虽然书信只是其中小小的一隅，沉浸在这个除了读书没有别的爱好的人用文字构筑的世界里，感受纯粹和真挚，憨诚与孤独，早已心有戚戚焉。想到孙犁先生的文学主张，“内容上要实”，“文字上要简”，顿觉自己所说的多余，就此打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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