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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83年10月从报社总编室调到文艺部工作，第一个岗位便是“东风”副刊的编辑。“东风”副刊是《光明日报》的老牌子，是联系著名作家的园地，能有机会接触中国最知名的作家，我颇感荣幸。 1984年开春，“东风”主编盛祖宏派我到天津去约稿，这是我第一次独立到外地约稿。到天津后，我首先找到《散文》月刊的编辑、散文家谢大光，他给我借了辆自行车，我们一人一辆骑着到处跑，拜访的第一个人就是孙犁。 孙犁先生当时家住多伦道216号，那是一个大杂院，“有三十几户人家，一百多口人”(孙犁：《小贩》)。我们在他的书房相见。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几个老式书柜，内装不少线装书。屋内书香气十足，但也显得陈旧寥落，与那个破旧的大杂院正好相辅相成。孙犁是全国知名的大作家，又是天津作家协会主席，家中却没有相应的功成名就的气派，这点在我以后去过更多的著名人物家中之后，感慨愈深。那时我当副刊编辑才几个月，既无法与孙犁先生叙旧，又觉得没有资格与他讨论作品，所以说明了来看望他并请他继续给《光明日报》写稿的意思，也就无太多话可说了。孙犁待人并不刻意显出热情，话也不多，但很诚恳，多数时间他与谢大光聊天津文坛的事，我在一旁听着。他怕冷落了我，不时看看我，还问过我几次有关报社的事情。总共聊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就告辞了。这就是我与孙犁先生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面。 返京不久，我就接到了他寄给我的第一篇稿子《戏的续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发表后，我当即给他寄了样报开了稿费，他马上回了一封明信片，告我报纸收到，表示谢意。不久，他给我寄来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本《孙犁散文选》，扉页上用小字写着“三娅同志指正，孙犁，一九八四年六月卅日”。自那以后，我便开始了与孙犁先生长达十年的通信交往。 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收到他的稿件。他通常是在寄稿件时用别针附一极小字条，说明上次的报纸已经收到云云；有时也以明信片复信。孙犁写稿用的是《天津日报》的稿纸，但从来都是将稿纸横过来用钢笔竖写，字极规整。他的稿件，编辑起来相当省心，从没发生过几个编辑一起“会诊”某无法辨认之字的情况(这种情况过去在报社经常发生)。1984至1990年代初，孙犁的许多文章经我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大约总在二十七八篇吧，比如《钢笔的故事》《小说与色情》《老屋》《晚秋植物记》《买章太炎遗书记》《故园的消失》《记邹明》《悼曼晴》等。这个时期，他也常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发表文章，这两家大报的副刊都是他十分看重的。我们几个编辑有时在一起议论，认为他是当代作家中为数不多的将文章写得不事张扬却能动人心弦、不加渲染却能情趣横生的大家。我时常接到一些文学青年的来信，他们读了发表在“东风”副刊上的孙犁的文章，仰慕孙犁的文学成就，来信求问孙犁的地址。凡遇这种情况，我总是把信转给他本人。 孙犁先生对编辑十分尊重，凡与他交往过的编辑都有一个共识，即孙犁从不以一个大作家自居，而从来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作者。他寄来稿件，你登了，他照样写；你不登，他也照样写，不必担心退他的稿件会发生任何不快甚至闹翻的情况，而这种情况许多编辑都曾遇到过。大约是在1980年代中期，孙犁先生寄来一篇文章，具体内容不记得了，只记得好像是批评了一种文艺现象，我吃不准如何处理，就把稿件在编辑组传阅了一遍。大家都认为，在孙犁只是阐发一贯的文艺主张；而在我们，却怕由此产生什么其他影响。权衡再三，决定退稿，退稿信自然由我来写。这是我第一次给他退稿，因为没有明确的理由，提起笔来万般踌躇，实在作难，心怀歉意，最后含混地说了几句，就把信寄出去了。过了些日子，他又寄来了新的稿件，还说了上次的稿子不用没关系的话。他的宽容，使我对他更加敬重。  我至今保存着孙犁先生给我的十几封信和明信片，多为1980年代后半期寄给我的。在书信交往的十年中，开始我对他，是一个小编辑对一位大作家的崇拜，诚惶诚恐，生怕有点闪失。后来书信来往多了，我发现他逐渐在依然简单的来信中，增加了一些诉说病痛或搬家之苦的内容，我就在回信中给予慰问。后来我几次从谢大光和报社到天津看望孙犁的其他同事口中，得知孙犁先生在他们面前屡次提到我，我由此感到他对我的信任，并逐渐觉得，与孙犁先生不仅熟识起来，而且有了朋友般的感觉。于是，我萌发了再去天津拜访孙犁的愿望，我想，这次总不会像第一次见他时那样无话可说了。他也一再在来信中表达欢迎我到天津去。 1991年，友人建议我向孙犁先生求一幅墨迹。我写信时表达了这个愿望。我8月8日写的信，他11日就回信了，并附了一幅字。信中说：“见信即给您找出一张字条，今寄上，我的字本写不好，病后手颤，不能写了，所以只能请您哂纳。欢迎您到天津来。所约稿件，写成即寄去。”他所谓的“字条”，是一幅宽一尺、长二尺的条幅，录的是南北朝江淹《爱远山》中的句子：“逮绀草兮之可结及朱华之未晚”，落款日期为“一九九○年九月”，空白处的那行小字“三娅同志留念”，显然是他特意加上去的，最后有他的签名和印章。这幅字字字丰满，笔力遒劲，写得非常认真，我想这两句话肯定是他心情好时写下来自勉的，我甚为珍视。 1992年，朋友告诉我，孙犁的《如云集》中，收了一封“致单三娅”的信，我赶紧到书店买来一本。这是一本集作者1988至1990三年之作的小集子，在“芸斋短简”一栏中，收有给18位友人、习作者或编辑的25封信，其中“致单三娅”一信，是1988年7月19日写给我的。信的内容如下：“三娅同志：信见到。最近来信，可仍寄旧址。暑期过后，我再告你新址。前寄上一本《陋巷集》，无端退回，又托人寄出，不知收见否？因其中有不少篇章，是你经手发表，故愿意寄一本给你留念。不知你要不要芸斋小说。我手下尚有一篇，如要，望来信。发表早晚是没关系的。”(孙犁曾以“孙芸夫”的名字发表文章，他晚年把自己的所有小说都称之为“芸斋小说”，在报上发表的时候，就署名“芸斋”，而不是“孙犁”)。1989年年初，我在文艺部的工作有了变化，先是调新设的“艺术”副刊，后来又去做艺术报道,接着又去编辑“文化与生活”专刊，接触的领域从文学转入艺术和其他文化方面。但孙犁先生还不时有稿件寄我，我不愿意因为不在“东风”副刊了而拒绝他对我的信任，所以他每有稿件，我还照过去那样编辑、发排、叮嘱安排版面、寄报、开稿费等等，并保持了与他的书信来往。 1995年，我得到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临行前,我给孙犁先生写信，告诉他这个动向，他回信鼓励我好好学习，说回国后到天津去，一定事先写信告诉他。那时他因身体不好，已经好久没给报纸写东西了。1996年回国后，我一直在寻找机会去天津看望孙犁先生。1997年春天，趁朋友到天津办事，我搭便车到天津，随身带了一听上好的茶叶。到天津后，我给他在鞍山道学湖里的家（1988年搬到这里）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她说孙犁病得很重，不能见客了。我说我专门从北京来，她犹豫了一会儿，说去问问孙犁，之后回话说，孙犁说你是老朋友了，应该见你，可是他已经很久不见外人了，十分抱歉。放下电话，甚感怅然。 《人民日报》老编辑、散文家姜德明曾在《读孙犁的散文》中说，巴金和孙犁，一南一北，不约而同地身体力行着“写说真话的散文”，“为当代不同层次的作家树立了楷模”。我同意这个观点，但也觉得这二位文坛大家所倡导的“真话”，内涵稍有不同：巴金的“真话”，是对假话而言，主要指的是作家的良知与人格；而孙犁的“真话”，更多的是指作文要“言之有物”，语言不要“拐弯抹角，装模作样”，文章应是“最不自欺也不会欺人的”(《陋巷集》后记)。有一次打电话给姜德明，结束通话前，他说了一句：“孙犁，了不起啊!”   主编：陈戎 | 编辑：肖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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