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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写情书那样写退稿信” ——重读孙犁系列随笔（六） 侯 军 
编辑，无论是编报纸还是编杂志，退稿都是无法绕过的一个环节。在远离信息时代的时候，最常见的退稿方式，就是写退稿信了。孙犁的文字生涯，一直与编辑工作相伴而行，也可以说是贯穿终生。自然的，写退稿信也就成了他编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孙犁编的第一份刊物，是1939年在晋察冀通讯社油印出版的《文艺通讯》，那是他进入新闻媒体后的第一份工作。他在回忆文章中说，他当时的日常工作就是“通讯指导”：“每天给新发展的通讯员写信，最多可写到七八十封，现在已经记不起写的是什么内容。”（《孙犁文集》第三卷，第195页） 新发展的通讯员，抱着投石问路的心态，给编辑部寄来自己的“处女作”，肯定毛病很多，需要编辑予以指导。这些指导的信件，应该也包括不少退稿信。据此推断，孙犁的编辑生涯，其实是从给通讯员（新作者）写指导信（包括退稿信）开始的。 由此发端，孙犁后来编辑了众多刊物，有报纸副刊，有综合性杂志，也有文学期刊，自然免不了写退稿信。据他自己回忆：“我当编辑时，给来稿者写了很多信件，据有的人说，我是有信必复，而且信都写得很有感情，很长。这些信件，经过动乱，保存下来的很少。我自己听了，也感慨系之。”（《孙犁文集》续编三，第288页） 孙犁在天津日报编辑《文艺周刊》的时间最长，应该也是他写退稿信最多的一个时期。当时，在他手下担任编辑的副刊同仁，一谈起孙犁的编辑风格，几乎无不谈及他对“退稿信”的严格要求和身体力行。曾在上世纪50年代担任《文艺周刊》编辑的张家珠回忆说：“退稿是采用两种办法来进行的，一种是把作者请到编辑部来，向其说明退稿原因，并指出毛病所在。……再一种方法，就是给作者写一封较为详细的退稿信，其内容也和前面说的一样。……这两种做法，孙犁同志是身先士卒的，他亲自约请作者到编辑部谈话，对稿件提出修改意见、看法或要求。他也亲自动笔给作者写过不少退稿信，不仅态度诚恳，语言恰切，而且意见也十分中肯。所以，有的作者反映：孙犁同志对稿子的意见，往往是一针见血。”（张家珠《孙犁文集·天津日报珍藏版》，第1139页）王佩娟是上世纪60年代初进入天津日报文艺部的。当时，孙犁因病去外地休养，并未在《文艺周刊》坐镇。但是，他所制定的编辑规范和工作准则，依然被同事们延续着，包括他对退稿的要求。王佩娟在《珍贵的回忆》一文中写道：“当时的文艺部，每月来稿多达数千件。……我是新手，分到的稿件都是初学写作者的习作，每月近千件。我和一般年轻人一样，浮浅而自信，自认为面对这一大堆绝大部分都无法采用的来稿，自己的任务就是沙里淘金。……淘剩的稿件，则是沙，弃之即可，不值得为此耗费心力。因此，退稿时常常是附上一纸铅印退稿信，即使自己动手写的退稿信，也往往是冷冷淡淡、公事公办。一天午后，那位负责培养我的老编辑笑吟吟地来到我身边，和颜悦色但又很认真地对我说，小王，我们对待通讯员的来稿一定要热情。孙犁同志主持《文艺周刊》的时候，曾经对我们说：'要像写情书那样认真地写退稿信。’老编辑的话虽然语气和善，态度和蔼，但其中所包含的分量还是使我心头一震。”（《孙犁文集·天津日报珍藏版》，第1152页） “要像写情书那样写退稿信”，这当然是一种“极致要求”，一般编辑很难做到。然而，孙犁既然提出了如此极致的要求，那他本人肯定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只有不一般的编辑，才能编出不一般的版面。《文艺周刊》之所以成为全国报纸副刊界的“常青树”“老字号”，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套不一般的“极致要求”，而且持之以恒，长期坚守。世间事，常有不可逆料者——“文革”后期，孙犁从“牛棚”放归后，又回到文艺部上班，但工作岗位却是最底层的“见习编辑”，主业就是登记稿件和退稿——“我是内行人，”孙犁写道，“我知道我现在担任的是文书或见习编辑的工作。我开始拆开那些来稿，进行登记，然后阅读。……遵照组长的意旨，我把退稿信写好后，连同稿件推给旁边一位同事，请他复审。”（见《孙犁文集》第三卷，第221页） 参阅：见习编辑 （点击蓝色字体标题即可打开阅读） 假使给孙犁写退稿信的“漫漫征程”也作一个分期，那么，他在战争年代，应该是第一个高峰期；初创《文艺周刊》，应该是第二个高峰期；而此时担任“见习编辑”，应该排为第三个高峰期了。孙犁究竟写了多少退稿信，大概谁都无法统计出来。倘若当年的某位作者，能够多个心眼儿，把孙犁亲笔写来的退稿信“收藏”起来，那对今天的读者和研究者，岂不是一笔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财富么？ 随着孙犁先生年事渐高，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晚期，具体说来，就是唐山大地震后，他就很少再到编辑部去直接处理作者来稿了。然而，他对编辑们如何处理退稿，依旧十分关心，时常直接过问。孙淑英大姐是我在天津日报农村部的老同事，她在1978年前后被调到文艺部当编辑。我读到一篇她写的回忆文章，题为《我的编辑老师——孙犁》，其中一段也写到“退稿信”—— “……我起身告辞的时候，老孙交给我几封读者来信，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初学者的文艺作品，他请我代为处理。 “一星期以后，我又来到老孙家。……老孙问我，前几封信是否处理过了？我回答说，那几个作者的稿子都退回去了，里面加了一封铅印的退稿信。老孙'哦’了一声，给我拿过一杯白开水。他略有所思，然后温和地对我说：'这些作者，对我们的报纸很有感情，对我们编辑都充满了信任，我们也要尽力地关心他们，爱护他们。’老孙的话并没有责怪和批评我的意思，但我一下子感悟到了自己工作中的失误。脸上也觉得发热。老孙没有再说什么，他又将两封读者来信交给我，并说其中一篇作品写得不错，另一篇也有基础。 “当我第三次走进老孙家门的时候，没等他问，我主动向他汇报说：'那两个作者的稿子，我都仔细读了，一篇咱们副刊准备用，另一篇需要修改，我也写了修改意见，寄给了作者。’'好，好！’老孙听了连连点头，脸上带着微笑。”（《孙犁文集·天津日报珍藏版》，第1179页） 此时此刻，孙犁脸上的微笑是意味深长的。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他似乎又看到一个晚辈“像写情书一样”，给他们的作者发出了一封信件。在这位老编辑的眼里，那些信件岂止是“退稿信”，分明是编辑寄送给作者的一份鼓励一份加持一份情意。倘若收信者是一个年轻的、刚刚出道的作者，当他收到这封带有编辑手温的退稿信时，他还会因投稿失败而沮丧吗？他还会从此一蹶不振、放弃自己的文学梦想吗？ 同行们每每津津乐道：在孙犁的扶掖和培养下，从《文艺周刊》走出了多少知名作家。而我在这里想告诉同行们的是：这一切或许正是从孙犁乃至他的同事们，像写情书那样给每一位作者发出退稿信，开始起步的。
孙犁书信集 本文连载于2022年11月20日、21日《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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