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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瓷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景德镇建设和发展我国陶瓷工业的最具影响力的领军企业。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十大瓷厂都是景德镇制瓷史的主角，且有“当代御窑”的美誉。它们制作的瓷器作品，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盛赞和欢迎，其艺术水准和工艺水准，甚至不让清三代御窑厂。 十大瓷厂瓷器如今已经成为一个知名的收藏品种，尤其是7501瓷，一件笔筒就已拍到一百余万。因此，详细了解十大瓷厂制瓷史，其制瓷体系与工艺，对于十大瓷厂瓷器收藏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今天，笔者就请用清华美院陶瓷专家王小茉撰写之《十大瓷厂与瓷业复兴》文章，供大家作十大瓷厂瓷器收藏之用。 “十大瓷厂”：景德镇瓷业的工业化时代在1949年之前，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基本为手工方式。但是早在清末，工业化生产陶瓷的优势已为人深知：“英德两国全由机器制造，规模极大，且其技术，极为巧妙，不单成本较廉（机器能节省生产费），制品样式亦多，至不可胜数。德国货品质坚实，价格低廉，最受市场欢迎；英国货亦有相当之声誉。”民国期间，江西瓷业公司（1910年建）和九江光大瓷业公司（1935年建）先后进行了机械制瓷的尝试和运行，但由于资金短缺加之社会动荡，皆在很短的时间内以失败告终。 江西瓷业公司旧址 现为江西陶瓷工业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经济与生产恢复，景德镇政府开始重点发展制瓷业。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1957年），以及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企业改造的国家战略要求，由手工业向工业化转变，是这一时期景德镇瓷业改革的核心。同其他行业一样，景德镇的手工业改造经历了手工业供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合作工厂三个阶段，私营工厂的改造也经历了私营联合厂→公私合营厂→国营工厂三个阶段。以建国瓷厂为代表的国营瓷厂由此成立，同时，通过扩大合并组建的工厂也相继出现。至1965年，景德镇共有十几家国营瓷厂——建国、人民、新华、宇宙、东风、艺术、光明、红星、红旗、为民等，也就是现在习惯统称的“十大瓷厂”。 建国瓷厂 十大瓷厂代表 对于中国在50年代的计划经济体制，我们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过分夸大它；后来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又过度否定了它。现在来看，在当时条件下选择计划经济，自有其历史原因，所取得的发展与成就也应当被正视和肯定。就景德镇的陶瓷产业而言，在原料获得方面，废除了之前“私人土矿只许同姓承租开采”的垄断。在生产方式上，景德镇的国营瓷厂整合了原先分散的个体作坊。《天工开物》中讲陶瓷的制作，“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一方面，这说明制瓷业的分工详细，且为连续工序。从另一方面考虑，建国之初，在资本极度匮乏、生产要素不足、无法利用外部资源的情况下，不让这些工序由一户单独或分散进行，然后交换和协作，而是组织起来，在有限的范围内添置设备，集中采购和销售，的确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根据原料、设备、人才等资源的调配和任务的划分，“十大瓷厂”各有分工，如建国瓷厂以生产颜色釉产品见长，光明瓷厂主要为青花玲珑瓷，红旗瓷厂多是日用釉下彩瓷，艺术瓷厂和雕塑瓷厂则分别制作仿古瓷和雕塑瓷。在产品内容上，景德镇最早的定位是以日用瓷为主，兼顾美术瓷。日用瓷包括饮食用瓷、贮盛用瓷和配套用瓷（成套的餐具、文具、茶具、咖啡具）等，美术瓷（陈设瓷）是指瓷瓶、瓷板画、瓷壁画、瓷盘画、薄胎瓷、雕塑瓷、仿古瓷等。1954年，国家为景德镇瓷器生产制定的方针是：发展工农日用品瓷，计划扩大细瓷，提高实用美术瓷，保持工业用瓷。翌年，同样要求“扩大细瓷比重，发展陶瓷实用艺术，积极创造新产品”。 建国瓷厂 邓希平 玫瑰紫釉福桶瓶 生产技术方面，窑炉的改革影响重大。1949年时，景德镇的陶瓷多为柴窑烧造，以木柴为燃料。为了遏止木材资源的浪费，促进陶瓷产量的提高，国营瓷厂开始尝试以煤代替柴。1956年，第一座倒焰煤窑试制成功。到1965年，景德镇陶瓷基本上全部实现了以煤代柴的技术转变。煤烧隧道窑的使用，油烧隧道窑的投产，窑炉技术的改造实现了降低成本、提高质量、节约能源的要求，同时也促进了成型和干燥等前期技术的改进。70年代后，光明、红星、红光等瓷厂研制的自动生产线，从供料开始，将成型、干燥、修坯、施釉各道工序组成一条生产联动线，创制出一些联动机械，如自动投泥、自动吸坯脱模、自动接把，以及干燥器中的调湿、调温自控装置和气流定向喷射装置等。工业化生产模式保证了产品的产量、质量和标准化，这对于日用瓷尤为重要。 1970年代作 景德镇红星瓷厂 稀土半刀泥《仙鹤》 技术革新一方面源于国营瓷厂自身的研发，另一方面依靠陶瓷研究机构的支持。景德镇陶瓷旧有的生产知识、技术技巧和艺术传统丰富，但是它们多凭经验把握承传，并且家族式的作坊制作保密严格。这种知识传播方式，容易导致技艺和配方走样失传，或者处于模糊状态。因此，景德镇市陶瓷实验研究所（陶研所），即后来的中国轻工业陶瓷研究所于1954年8月成立。它的作用是对景德镇陶瓷的制作生产进行全面调查、系统分析和科学整理，得出科学结论，从而作出科学指导。除了与国营瓷厂共同合作改革窑炉和改良坯釉，20世纪50年代的陶瓷研究所还完成了精细瓷器、瓷坯及成品的全部资料整理，包括坯质成分、制造方法、烧成过程及配合方法等，如薄胎、大件、陈设品、餐茶具等制造方法和实物样品、原料及混合料，并且与东德、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等国家交流合作。颜色釉的创烧，是陶研所的主要贡献之一。通过对瓷器的色料及釉上釉下彩饰所用一切色料的化学分析、配方和施釉方法，陶研所复烧成功高温颜色釉共28种，其中有著名的祭红、影青和梅子青；低温颜色釉16种，有淡绿、哥绿、象牙黄等。 景德镇陶研所制花鸟纹壶 国营企业内部的技术工人职业教育自成体系，也几乎是当时培养技术工人的唯一途径。师徒制承传是最主要的形式。此外，企业经常举办技术座谈会、培训会。建国瓷厂曾在1959年组织了400多名工人进行技术培训，将粗瓷改为细瓷生产，使细瓷比例增大到80%以上。技术人员的培养，使一些特种工艺得以恢复，切实能够生产，当然还有出新。全国的国营大厂都会设立中等技术专业学校。这些技校的老师基本上都是由来自企业和相关研究所的技术人员担任。学生考入这些学校，就意味着将成为企业的员工。同时，企业中的“子承父业”，即职工子女在父母退休后顶替其岗位，耳濡目染的影响也是一种技艺的承传。工人一般入职后，都会在该企业里一直工作下去，稳定的工作环境和长期的实践磨练，保证了技术训练的效果，确实培养出一批技术能手。 企业和劳动、工业部门对陶瓷工业工人的技术等级划分严格，对于应该掌握的实践本领、基础知识和所要涉猎的相关范畴规定细致。例如在1963年由景德镇劳动局和陶瓷工业局合编的《江西省景德镇市日用陶瓷工业工人技术等级标准》中，对八级粉彩、古彩工的要求，分为“应知”和“应会”两部分。每部分之下再有5项细则。这里面的要求，既有专门技巧层面的，也有理论和历史层面的，同时，高级技工还要担负一部分指导和管理工作。 匠人与瓷 从50年代至90年代中，“十大瓷厂”是景德镇的支柱产业。在国内，有景德镇“为六亿人民造饭碗”之说。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景德镇“十大瓷厂”的巅峰时期。例如在1986年，景德镇年产日用陶瓷31900万件，年总产值23600万元，约占全国日用陶瓷工业产值的七分之一。产品销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创汇金额2000万美元以上，占全国日用陶瓷出口创汇总额的五分之一。就从业人员规模来说，各厂都有职工数千，全行业共有十几万人之多。就生产条件而言，国营厂机械化水平高。同时，“十大瓷厂”还有附属的配套企业，如原料厂、陶瓷机械厂、瓷用化工厂、耐火器材厂、印刷厂等，形成一条产业生产链。“十大瓷厂”打造了景德镇的陶瓷工业，这一段也成为景德镇唯一的陶瓷工业化时代。 民营企业：难以替代的手工从最初组建到形成规模，“十大瓷厂”的历史不长，辉煌的时间更短。1995年后，它们迅速衰退直至关停转制。导致国营瓷厂关停的原因有内外两重。一方面，仅南方产区，景德镇即受到来自广东佛山、潮州的陶瓷民营企业的冲击，它们分别以生产建筑陶瓷和日用瓷、陈设瓷为主，自80年代从国外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流水线，产量巨大且产品种类繁多。另一方面，景德镇国营瓷厂原有的经营管理模式和产品结构，在此时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国家曾经投入上亿元资金，扶持瓷厂技改，引进世界级的先进生产技术，但因企业沉疴痼疾已深，根本无法扭转颓势。体制转型时，景德镇没有选择股份制等市场经济手段改造大型国有企业，而是以责任承包、出售拍卖的方式进行，闲置的厂区另作他用，高昂的生产线设备被贱卖，日用瓷的大批量生产失去了最基本的条件。 80年代以后，在国营企业尚未下滑之际，民营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已陆续出现。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从业者多是原国有企业的员工，熟悉陶瓷产品的制作，拥有生产经验与手工技艺。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占有的产业份额不大，资金投入和生产规模也比较小，多为作坊式运行。 陶瓷作坊 到了90年代，原来的国营企业难以为继的时候，民营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得到了迅速发展的契机，如雨后春笋般大规模涌现出来。他们专注于瓷业生产中的一道工序或几个环节，降低了创业的准入门槛；以制作艺术瓷和仿古瓷为主，依靠手工和画技抬升作品的珍贵，营造艺术的价值。 目前在景德镇，此类民营中小型陶瓷企业与经营者已达上万家。这些企业规模小，经营灵活且易于管理；由于近几年工艺美术品市场的火热，制作销售艺术瓷和仿古瓷容易很快致富。 民营企业代表 皇窑 相反，日用陶瓷的批量化生产特别依赖设备的支持，需要高额资金投入，一条陶瓷生产线，再加上配套设施，往往上千万乃至数千万元。生产日用陶瓷容器，制坯时是采用拉坯、注浆成型、挤压成型还是多孔塑胶成型，技术不同，支持它的投资相差很大，这也是小型企业难以实现的。所以，最先进的设备在景德镇无法落户。再者，日用陶瓷的造型难有大的更改。即使投入高额的设备去制造，所能看到的美感提升也显然不如艺术瓷和仿古瓷一目了然。问题是，前几十年构建的景德镇陶瓷工业生产规模与制造体系被抛弃，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日用瓷不再成为产品主流，这些需求量最大的产品谁来做？“让景德镇几十万人生存下去的不是陈设瓷，而是日用瓷和建材陶瓷。但等景德镇认识到这一点时，早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市场”。 国家审美与当代御窑：是美观适用，还是价值连城研究陶瓷，终究要落实到产品。讨论1949年以后景德镇的瓷业，“国家用瓷”是绕不开的内容。国家用瓷，是指那些由政府机构或展览展示部门专门订制，下达工厂作为任务的陶瓷用品。 1952年至1953年设计制作的“建国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批国家用瓷。关于它的产生缘由及设计制作过程，来龙去脉论述不少，也有亲历者的回忆记录。多数学者都认同，建国瓷的创作促成景德镇制瓷业的复兴。而“复兴”所指是何？关于建国瓷的制作，曾有叙述：“建国瓷在三四十个作坊里手工制成，每个作坊中大约有十名工匠。餐具先在轮盘上拉坯，然后放置一天进行干燥。为了保证不同的作坊生产的瓷器形制相同，在毛坯的硬度接近于皮革的硬度时，会将其压入模具。所有的装饰都以手工绘制。需要绘制的图案被设计拆分得很简单，保证处于容易绘制的参数范围内。在狭窄的、宽度仅可以容纳运送瓷器的手推车和扁担的巷子中，学生们往来穿梭，从大苏家弄的办公室到各个作坊协调瓷器的制造。” 1954年（甲午年） 建国瓷系列之青花斗彩酒壶 这清楚地说明，建国瓷为手工制成。从生产角度讲，建国瓷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聚集了当地散居的工匠（当然是技艺最为精湛的），对生产进行组织与指导，其方式即如同一时期的联营。关于建国瓷的质量，是在千挑万选中求得——“尽管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瓷器的不一致和瑕疵还是出现了。那年夏天生产的超过三万件建国瓷，被摆放在当地的基督教堂，这里是景德镇唯一空间足够大的，可以进行瓷器挑选的地方。最好的成品被精挑细选出来，提供给中南海的领导阶层。”作为建国瓷设计制作过程的亲历者，以及国家第一批出国展览瓷的设计者，金宝升先生也回忆：“设计出国展览瓷是一样一个的，烧出一个好的就留下，不好的就打掉。”这种生产、挑选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延续了中国古代的官府烧造。而作为国宴用瓷的卫生安全问题，如釉料中的铅镉含量，瓷质是否耐得住高温消毒，在当时并没有做太多的细究。 中国古代官府的陶瓷生产，设计问题是关键，绝对由官府和皇家把控。这里面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使用的材料、色彩、图案都要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另一方面，设计者都是一些既有文化修养，又有艺术才能，而且还懂得制作的人。]同样，建国瓷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早期国家用瓷（实用瓷、艺术瓷、礼品瓷）之所以再次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现在来看，也是由于设计的高度。庞薰琹、雷圭元、徐振鹏、祝大年、梅健鹰、高庄、郑可等一批艺术家和高校教师，除了每个人的修养和才能深厚，背后有国家政府的组织支持，所以可以视为中央性的设计团体。而设计，不仅是为了做出产品，也是为了定位。金宝升曾在采访中讲过：“在这个阶段，我们有很多问题搞清楚了，比如说陶瓷，陶瓷究竟是什么？它的价值是艺术价值、功能价值，还是科技价值，还是表现在它的材料和工艺上，它们几个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最后被肯定的是艺术价值。陶瓷在历史上主要还是艺术成就，当然它包括了科学的，比如烧窑、火的艺术、材料、坯釉，而最后的结果是要看它的艺术效果。” 因此“复兴”，是国家审美和设计原则的确立——经济、适用、美观，源于民族形式，反映时代社会生活和艺术创造。]对于它的认同，并非只集中于北京的设计院校内部，也不是仅局限于国家用瓷，而是扩展至全产业。同时期，在由景德镇地方编写的介绍景德镇陶瓷新成就的小册子中，看到了几乎相同的一段话：“陶瓷艺术作品，无论是日用瓷或是陈设瓷的制作，瓷都工人和艺术家们都力求贯彻适用、经济、美观的原则。在保持原有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基础上，结合现实生活的要求推陈出新。”]再拿出那时的作品：现实题材与陶瓷的装饰特点结合；图案、线条、色彩与器型结合；新设计与新工艺，传统之中见新风；日用瓷为主，陈设瓷为辅；中小件适用品为主，大件装饰品为辅。与现在比较，高低评断一目了然。在“文革”时期，这种艺术追求和水准依然延续，甚至因其历史的特殊性而形成了一批独特的艺术经典。 建国瓷餐具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陶瓷艺术价值的定位和景德镇陶瓷本身以画工见长的特点，也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景德镇仿古与艺术陶瓷的过重（畸形）发展埋下伏笔。在“十大瓷厂”时代，艺术瓷厂专制仿古瓷，建国瓷厂生产日用瓷，而陈设瓷的名气和特色更大。1994年景德镇评选市十大陶瓷品牌，其中7个为日用产品，3个属陈设瓷的范畴。可见，景德镇的国营瓷厂依然以生产日用瓷为重点。然而在此之前，景德镇日用瓷在全国的优势地位已被取代。在1987年由轻工部日用品工业局组织的全国陶瓷质量评比会上，日用瓷获奖最多的是山东，而陈设瓷获奖最多的是景德镇。 景德镇仿古与艺术陶瓷之风的盛行与民营企业数量的增长同步。改革开放后，港台地区、东南亚地区和日本等地游客、商人及收藏者的到访，让景德镇制作仿古瓷的个体经营者立竿见影地赚到巨大收益。同时期，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挖掘御窑后出版的图录，为民间仿古提供了清晰可参考的样本。如今在景德镇的陶瓷市场上，仿古瓷器举目可见。目前，在景德镇的瓷业中，集中技艺人才最多和获得最大经济利益的即是仿古瓷。在古代，大部分的官窑陶瓷都是实用品，而现在的仿古瓷几乎都作为陈设、礼品和收藏之用，特别是工艺精湛，也刻意在数量上加以控制的高级仿古瓷。景德镇一家知名的仿古瓷企业，每年生产2万件瓷器，精挑细选出2000多件，其余皆被淘汰，要求非常严格。除了因为基本的形、貌不符合御窑品质基准的瓷器外，连那些神韵上有差异的瓷器，也都要被打碎。如此一来，单件价格自然也动辄几万和几十万元。 其实，无论是材料、工艺、数量还是价位，几家高级仿古瓷企业的产品都已可以媲美古代御窑，甚至有的已经超越。但唯独在设计，在官府陶瓷最为重视的关键问题上没有作为。工艺美术的仿古之风由来已久，元朝仿宋朝，明朝仿元朝，清朝仿明朝，但是最终在陶瓷史上书下重笔的，还是当时出现并达到成熟的新品种。“艺术上的细腻和工艺上的细腻是不一样的，工艺上的完美是无用的。”话虽武断，却不无道理。说到收藏，专门从事1949年以后陶瓷收藏的胡志德认为，目前的收藏队伍庞大，不懂的人凭借热情和投资的心理加入，然而如果没有买卖，“全民收藏”实际上意味着“全民消费”，收藏热其实是泡沫。 景德镇如今的陶瓷仿古热并非独景，在历史上也曾经有过。《景德镇陶瓷史稿》中有这样一段记述：“鸦片战争以后，瓷器装饰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仿古之风大盛；一个是庸俗化的增强。前者因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瓷器只有在古董市场上去与外货抗衡了，在这方面是具有一定的成就。后者因为中国瓷器受到外货的排挤，只有在落后殖民地的国家里有些出路，为了投其所好，就使装饰庸俗化、繁琐化，失去了艺术的意义。”这段话再读起来，让人深思，也不免感到沉重。 1959年，景德镇陶瓷馆编写了一本名为《景德镇陶瓷艺术的青春》的小书。它开篇的第一句话写道：“景德镇是世界闻名的陶瓷工业城市，号称‘瓷都’。”“瓷都”说的是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历史，而“陶瓷工业城市”则讲出了国家当时对景德镇的定位。曾经，这一定位的实现，依靠的是成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十大瓷厂”。他们带来了景德镇瓷业的复兴。而其实所谓复兴，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不是从业者和产量的恢复和提升，而是“十大瓷厂”成为当时瓷业制造的支柱企业与核心团队，建立了工业化的生产体系、人才培养模式，确立了符合时代的设计原则和审美追求。 如今，支撑景德镇陶瓷产业的是上万家民营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虽然活跃，却危机潜藏。他们在艺术和工艺上追求极致，依靠手工技巧和个人灵感创作，是市场经济下适者生存的本能选择，却恐怕再难形成效率最高的日用瓷大工业生产规模，实现集约化的资源配置，团队型的设计规划，系统的科学管理，标准化的质量控制。国营瓷厂留存下来的遗产，目前可以直观看到的，似乎只有那些虽然陈旧却依然保有气势的厂址。而有形背后的无形遗产，则需要被肯定、挖掘和再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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