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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竞 根据毕飞宇的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推拿》正在央视一套热播，作家毕飞宇因此也成了热门话题人物，可是他说，电视剧开播后要采访他的人很多，他不愿意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他没有看央视播出的电视剧，他是刻意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但他对大力宣传《推拿》却很开心，他说“宣传这个戏我当然很开心，但是在作品的影视改编权转让出后，这个剧就跟我没有关系了。导演、编剧、演员等为这个剧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这又不是我的工作，我觉得我没必要指手画脚。” 已记不清是哪一年在哪一地方与毕飞宇相识。与毕飞宇的交往，算起来也有十几年的友情。 毕飞宇是一位非常聪明机智幽默的人。他叙述故事的能力非常强。我们常说，一个听过100遍的笑话，通过某人再讲一遍，依旧能让人捧腹大笑，毕飞宇就是这样的人。 记得十几年前，我去南京大学开会，闲时来到《钟山》杂志社，正好遇到毕飞宇和《钟山》主编贾梦玮（当时是副主编）在神侃，他们两人都是光头，一副匪徒或恐怖分子的样子。贾梦玮除光头外，还留有茂密的胡须。那时正好是美国“9·11”事件那一年。毕飞宇讲起，他与贾梦玮一同要去欧洲，结果在过关时，因为相貌问题，被当地海关审问了好久。 毕飞宇性格直率说话也很直。记得有一次在上海大学参加蔡翔教授主持学术研讨会上，早餐时，毕飞宇看到一位当红的女作家，他开口就说：“你的气色这么不好啊，是身体不好吗？”那女作家很“脆弱”，她在意了毕飞宇这句话，难过了一阵子。就在说完女作家“气色不好”的同时，又转向另一位女编辑说：“你的手怎么这么大，像个男人的手。”大家差点笑喷，这位女编辑倒很“坚强”，直接反驳毕飞宇：“你能否给女人留点面子！”大家又是一阵大笑。毕飞宇自我解嘲说：“我很注意女人的手，因为我的小说中，对手的描写很多。” 在国内经常能见到毕飞宇。但是在德国柏林遇上毕飞宇，却让我感到无比亲切。那次是去柏林参加图书博览会。我是随着编辑团去的，他是随着作家团去的。我们在会场相遇，当时还有诗人舒婷、西川、高洪波，我们在异国他乡围在一起吃着盒饭、聊天，别提多高兴。 接下来，作家朗读时段中，毕飞宇朗读了他的《推拿》片断，相信那一次他的朗读，在场的外国人没有多少人能听懂，但是他浑厚的声音和他生动的神情，伴着同声翻译，让全场的听众都感动。 许多人已经赞叹过毕飞宇的小说《推拿》，他仔细地揣摩盲人的生活形态，写得那么透彻，那么真实。我倒觉得也可以反过来说，或者再进一步地说，《推拿》的好处就是敢于把盲人的世界写得那么不像盲人，那么的健全。 毕飞宇则认为《推拿》来自于生活，他说：“我太熟悉盲人了，以至于我忘记了盲人与常人的异，我是‘求同存异’的。当你坐在家里把自己想象成盲人的时候，你自然觉得盲人和我们不同，可是，你如果有一大堆的盲人朋友，你自然而然地会发现，盲人和健全人的区别真的没有那么大，几乎就没有区别。当然，‘异’是有的，也是我必须把握的。” 《推拿》之所以被各种艺术形式所接受，原因还是作品的文本能让受众接受。毕飞宇的《推拿》功课做得很好，他说不是刻意的，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把这个功课做完了，这是很理想的一个状态。毕飞宇说：有些时候，你还真的要感谢命运对你的特别款待，我有如此好的机会和那么多盲人做朋友，完全是生活对我的额外馈赠。20多年前，我有过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的教师经历，某种程度上说，《推拿》是必然的，它的源头在20年前，它是我命中的注定。 我觉得《推拿》在描写盲人世界上有一种突破。盲人在文学或艺术的再现里早已有一些成规或定型，例如通俗剧或闹剧中的模仿嘲笑，或是比较罗曼蒂克的同情，如盲女情深之类的桥段，再不然就是海伦·凯勒式的励志。《推拿》未必给我们一个“真正的盲人是怎样”的答案，恰恰相反，它给我第一个印象倒是看不到盲人，却看到“人”。《推拿》是“以人为本”的有温度的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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