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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竞 《白鹿原》火了之后，我就认识了陈忠实，一晃时间过去快二十年了。朋友们私下里都管陈忠实叫“老陈”，当年《白鹿原》出版时，他只五十岁出头，今年7月31日，是老陈七十岁的生日，谨以此文献给老陈：生日快乐！ 可以说，陈忠实是中国当代作家中“火”的时间较长的人。 在二十年前他曾经发誓要写一部垫棺作枕的作品，《白鹿原》让他实现了愿望。眼下《白鹿原》又拍成了电影、话剧、电视剧、秦腔等，老陈也因此成为媒体的“红人”，各种采访应接不暇。对此，老陈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外行，就是给编剧、导演讲讲创作体会，帮助他们更深入地理解人物、事件。《白鹿原》自出版后就一直没消停过，老陈也因此一直被各界“折腾”。他希望这部小说在各自的艺术领域里都表现出色。 我记忆最深的是2002年7月31日那天，是老陈六十岁生日，我专程飞到西安，为老陈花甲祝寿。记得那一天来了各界人士，老陈也显得非常精神。当他走进会场时，不知是谁突然上前去给他戴上一个用鲜花扎成的五彩大花环，一时间掌声响起。陈忠实首先讲述自己如何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说到最后，他很伤感也很现实地说：“……直到我走进朋友们为我营造的这个隆重而又温馨的场合，我依然不能切实理解六十这个年龄的特殊含义，然而六十岁毕竟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的年龄区段。按照我们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的意思，是耳顺，是悟道、是忆旧事的年龄。这也许是前人归纳的生命本身的规律特征，我不可能违抗生命规律。但我现在最明确的一点是，力戒这些传统和习俗中可能导致平庸乃至消极的东西。我比任何年龄区段上更加强烈更加清醒的意识是，对新的知识的追问，对正在发生着的生活运动的关注。这既是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命意义所在，也是我这个具体作家最容易触发心灵中的那根敏感神经颤动的地方。我唯一恳求上帝的是，给我一个清醒的大脑。” 谈到对人生的感悟，陈忠实用最简单直观的语言说道：“人生如蒸馍：馍蒸到一半，最害怕啥？最害怕揭锅盖。因为锅盖一揭，气就放了，馍就生了。” 这期间我们还多次见过面。最有趣的是2008年夏天的时候，陕西的好朋友打来电话说：“陈忠实当上了陕西段的奥运传递火炬手了！”我的反应是：老陈平时走路都是慢慢的，手里还总要拿支雪茄烟，他竟然能手持火炬在成千上万人的欢呼声中，在无数个摄像机的拍摄中，在数不清的镁光灯闪烁中跑下来200米吗？陕西的朋友听我这么说老陈，大笑不止。 这时我意识到，我的猜测是错误的！作为陈忠实的朋友，我绝对不应该在这么庄严的事情上怀疑老陈的意志和信心。于是，我马上到网上看新闻。陈忠实说：“这200米，他想要自由自在地跑，将用自己的人生经历为奥运添上精彩的一笔。”我非常理解陈忠实这朴素话语的意义。这与他当年的小说《白鹿原》出版时的心情一样：复杂、自信、激动、感慨；以及多年来自己内心世界与现实空间的抗衡和对峙、自己在文学创作中高峰和低谷期的痛苦、思想的波动等，一时间会同时涌现。 在中国，陈忠实作为文学符号的存在大家已不陌生。相信大家都能数得出他很多的作品。其实，除了文学创作之外，老陈是非常性情的人。 几年前，我去西安参加一位作家的作品研讨会后，在西安音乐学院的食堂里吃完饭，在场的几位陕西学者情不自禁地唱起了陕北民歌，唱着唱着觉得不过瘾，就到了一个歌厅去唱歌了，大家说叫老陈一起来玩，这时已是半夜12点多钟，没想到老陈还真的来了。老陈唱歌跑调很严重，跳舞更是踩不到点上。大家都和他开玩笑，老陈也笑。他那像木雕一样的脸，笑起来竟然像绽放的花。他从上衣兜里拿出那巴山牌雪茄烟，用手轻轻地捏了几下，再用牙齿轻轻地咬下多余的烟丝，然后点上，只吸了五六口，就灭掉火，说：“呃不会唱歌，可呃心里都会唱。呃也不会跳舞，踩你脚了。”陈忠实不太会说客套，他说话几乎不用形容词；偶尔一两句玩笑话，会逗乐在场所有人，别人拿他开玩笑时，他那张沟壑纵横的脸上，会现出憨厚的一笑。 有一次在北京遇到陈忠实，他请我们几位朋友吃饭，想了好半天，还是决定到秦唐府去吃。秦唐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附近，到了那里我才知道，这是纯正的陕西风味的小饭店，但是人很多，噪声极大，相互间说话几乎是在喊着说。那饭店里的桌子和凳子都非常矮小，坐在那里如同蹲在地上一样。感觉来这里吃饭的人都是陕西人，他们也都说着陕西话。陈忠实到了这里，如同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熟悉，不用菜谱就开始点菜。一大碗面，加上一碟小菜，吃得他汗水直流。看上去他就像陕西的农民一样蹲在路边，手捧一个大碗幸福地吃着。很难想象，这位就是名震海内外的大作家陈忠实。 老陈穿衣戴帽实在不讲究，每当有人问起他那个像出土文物似的破包时，他都会津津乐道地讲出一大堆这包为何十几年不离身的好处。可是他抽烟却十分讲究，他只抽雪茄烟，而且是特制的方形的盒子。我发现，在他的烟盒的开口处，总是记着一些电话号码或是零星话语，他说：“随手记上，回家再整理，这是我的笔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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