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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夏日】 婚丧陋习、天价彩礼、孝道式微、老无所养……围绕移风易俗，全国各地掀开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序幕。经过几年的密集行动，虽然部分地区大操大办依旧严峻，陈规陋习屡禁不止，但是全国来看，社会不良风气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在部分地区，为何大操大办等社会不良风气在短时间内就能得到有效治理？笔者根据自身的实际调研经验，以D省西南L乡的移风易俗实践为例，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一是村庄内生的迫切需要；二是基层组织的政治嵌入；三为关键少数的有效管控；四是政府力量的积极引入。 一、村庄内生的迫切需要 《礼记·曲礼》中就有“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的名言。即使经过几千年的社会变迁，在L乡各村一直流行着“情将情赶，你情你还” 的俗语。人情往来是人与人交往互动的重要渠道与途径，人情往来的频度与强度，决定人与人交往互动的深浅。 随着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家庭收入的增加，婚丧嫁娶过程中讲排场、比阔气、大操大办等现象愈演愈烈，按照当地的说法“丧事比孝心，婚事比财力，乔迁比气派，生日祝寿比影响力”。 从酒席消费看，分为三部分：一是酒席规模庞大，正常结婚或消添生打喜，正常达到60桌；二是酒席档次高配，菜品达到28个/桌，烟40元/包，酒至少100元/瓶等，花费达到800—1000元/桌；三是礼金水涨船高，现在最低至少100元，普遍200元，最高达到5000元甚至10000元。 从酒席种类看，涉及婚丧嫁娶、36和50、60、70、72岁等做生、添生打喜、做寿、乔迁等，人情频度大大增加。因此，有时在吉利的日子，一天要赶6—7个礼，即使在日常周末，赶礼也是从没有停歇。 村民的人情开支不再按年计算，而是按月计算，最高均达到3—4千元，普遍1.5—2千元。按照村民的说法，家庭收入的一半用于人情开支，这给村民造成巨大的人情负担，村民“奈不活”（俗语：无可奈何的意思）。 如一位50岁的村民，他有三个人情圈，人情开支达到4万元/年。他说：“人情开支太大，关系不好的最低100元，己亲1000—3000元，前两年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赶人情，如果三年内不办酒席，就会造成巨大负担。”一位61岁的教师讲，“农村赶人情太厉害，今年10月被情所困，20天，花掉了6500元。” 村民陷入既有的人情秩序中，不能自拔。即使想缩小人情圈，也缩不小，“不存在中断人情，省吃俭用也要送礼，只要人存在就要到场。”他们普遍认为，抬头不见低头见，面子挂不住。由于人情负担太大，村民苦不堪言。据村民组长讲“前几年，礼情太重，老百姓反感。”人情的本质在于人与人的交往互动，由于社会秩序的失范，公共规则的弱化，人情的形式性凸显，人情的社会性缺失。 作为生活生产共同体，村庄依然存在共同的内生需要，当L乡移风易俗行动输入一套规则时，并没有受到村庄村民的阻碍与反对，相反获得村民的双手支持。村民普遍认为政府早该采取措施，如一位村民说“只办三件事，限制标准，限制规模，这是最贴近生活实际情况的倡议，坚决支持。”全乡各村村民积极的配合村两委的工作，老百姓减负了，逐渐形成了良好的社会人情风气。
二、基层组织的政治嵌入 2009年，L乡就采取措施对红白喜事进行管理，由于措施与力度有限，走向形式主义，并没有起到有效的约束作用。2015年，随着中央的力度与决心增强，才逐渐严格起来。2018年3月，L乡正式启动“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 活动。以此次活动作为起点，以村庄为基本单位，L乡拉开了移风易俗的序幕，组织与制度逐渐建立与完善，从而为移风易俗提供了基础与依托。 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建立完善红白理事会。经过两个月的精心筹备，全乡成立红白理事会34个，并制定了《红白理事会章程》。根据章程，要求举办红白喜事，做到喜事新办，丧事简办，不大操大办。 二是建立相关制度与规定。主要分为两类：一制定《婚丧喜庆事宜报告制度》，实行红事申报制度，白事实行报告登记备案制度；二制定《村规民约》和《关于村民举办红白喜事、提倡移风易俗的决议》。制度与规定具体表现在只举行子女结婚、添生大喜、丧葬宴席；宴席桌席控制在30桌以内，礼金控制在200元以内，礼烟控制在20元/盒以内，酒水控制在50元/每瓶以下。 从组织体系看，理事会成员主要是由村书记担任会长，村民组长或党员任成员，把基层组织有效地嵌入达到社会事务中，从而能够合法化对社会事务的监督与管控；从制度与规定看，其产生经过村党委、村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和村民大会通过等民主程序，从而使得制度与规定具有村庄社会基础，合理化与合法化，从而构建出村庄公共性，形成对个体化的监督与约束。相比部分地区，组织空壳化，制度挂墙上，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走向形式化，并没有型塑出一套以组织为基础，以制度为依托的公共体系，为移风易俗提供合理性与合法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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