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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话 红包 失信 暴力丨兰州女医生被害背后 失序的医患关系

2019-11-19  牛人的尾巴
原创 脏话 红包 失信 暴力丨兰州女医生被害背后 失序的医患关系
极昼 2019-11-19 11:57

文丨叶雯 编辑丨陶若谷

摘要:

10月22日上午,兰州发生一起杀医命案。甘肃省人民医院门诊三楼C区7号诊室里,女医生冯丽莉正在给一个老人做检查,突然一名男子闯入行凶。冯丽莉胸腹部多处受严重刀伤,经抢救无效离世。据兰州警方通报,犯罪嫌疑人杨某某患直肠癌,曾是冯丽莉的病人。

在官方的叙述里,这是一起恶性的个体案件,谜题待解。案件背后,出事的兰州三甲医院,殒命的医生,以及长期紧张的医患关系之间并非无踪可寻。频繁而琐碎的医患矛盾从地方到省城自下而上传递,三甲医院成为矛盾冲突的集中之地。

甘肃省人民医院进出口处的安检门 叶雯摄

甘肃省人民医院进出口处的安检门 叶雯摄

非偶发事件

甘肃省人民医院位于兰州市老城区,门前街道常年拥堵,平均每天来往人流近万次,2331个床位常年紧张。这是一家综合性国家三级甲等医院,除本部外还有西院区、红古分院和新区分院,官网显示“全国百姓放心百佳示范医院”,在甘肃省重点医院中排名靠前。

冯丽莉出事后,她所在的肛肠科诊室从走廊通道口搬到更靠里的拐角处。分诊台三名护士仔细核对患者的号码单,跟机器报出的号对上才可通行,不一致的都被拦下。保安两人一组,从早上7点开始每小时巡逻一次。因人手紧缺,医院11月7日在官网挂出《保安招聘启事》,要求35周岁以下,退伍军人优先。

在这家医院,杨某某并不是第一个暴力伤医的患者。早在2013年,医院官方微博就有过记录,一名患者谩骂实习护士,殴打导诊护士至头晕、恶心和一侧耳朵失聪,院方的解释是“病人不能耐心等待”。同一年,另一名患者医治无效死亡,家属集结20人“辱骂医护人员”,医院将死者拉到太平间后,家属将保卫处两名工作人员打伤。

最近一次发生在红古区分院,裁判文书网有公开记录。2018年9月14日下午3点半,二十六中退休教师潘大成拿了一把菜刀装在上衣左侧口袋里,打车到医院,在一楼过道徘徊了十几分钟后,进入中医诊疗中心。

屋内只有给他看过病的医生张文海一人,潘大成拿出当天早上做的B超检查单给他看,趁张医生低头看结果的时候,左胳膊压着他脖子,右手掏出菜刀朝张医生左脸砍了三刀。张医生朝后院跑,潘大成追上他,朝头部又砍一刀,两人撕扯时,医院其他人从背后抱住潘大成夺下他的刀,张医生被送去急诊,最终抢救下来。

在法庭上,他供述了作案动机和细节。四个月前,潘大成去看颈椎病,吃药后感觉病情加重,就对张医生记恨在心。出事前一天,他又找张医生看胃病,看到对方脸上表情“洋洋得意”,“竟然还嘲笑我”,越想越生气,决定教训他。

而张医生对潘大成的内心活动毫不知情。在张医生的供述中,他只记得前一天给这个病人开了B超单,因为当天病人吃了饭,所以让他第二天再来做B超。至于之前给潘大成看过病,还开过三副中药的事,张医生完全不记得。

冯丽莉案是这家医院有过公开记录的第四起暴力伤医事件。在全国范围内,这样的医院并不鲜见。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医院场所暴力伤医情况调研报告》显示,2012年,发生6起及以上暴力伤医事件的医院占比8.3%,平均下来,每家医院每年会发生1至3起。

医疗纠纷逐年增加的趋势,在当地院校的一篇博士论文中也有所阐述:甘肃省公立医院中,三级医疗机构的医患纠纷最多,占总比66.71%,2016年有7440起,比前一年上升近50%。

被害女医生冯丽莉(左一)在巫山县的医院出诊 受访者供图

被害女医生冯丽莉(左一)在巫山县的医院出诊 受访者供图

酒鬼,收容所,模棱两可的诊断

去年9月的伤医案发生在省人民医院红古区分院,距兰州市区两小时车程。这家医院原本是一个基层公立医院,由于经营不善,四五年前并入省人民医院。据分院医生说,有钱人不会到这里看病,“只有周围村子的才会来我们区医院。”

在这里,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纠纷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张艳丽在化验科工作了5年,下夜班第一件事,就是给先生打电话报平安。夜里,她遇到过在楼道里走来走去的智障者,拿着一串气球嘿嘿笑,伸手要钱。遇到最多的化验患者是酒鬼,他们带着疼痛和酒气被送来,躺在病床上。张艳丽取样,摁着这些人的肚皮,问哪儿疼,得到的回答通常是“滚你大爷”,或者一串含糊不清的脏话。

伤医者潘大成的爱好就是闷头喝酒,案发前就和两所社区医院发生过矛盾——看完病胃还是疼,他跑到医院大吵大闹;治感冒期间,因为医院换了一次药,他非常不满,抛洒沙子迷了医生的眼睛。

保安科的电话医生张艳丽记得非常清楚,她随时准备报警,“警察来得次数多,来得也快,跟我们比较熟。” 护士抽血,家属就站在旁边盯着,有时遇到很难找到血管的,第二针若还未扎到,家属就开始骂骂咧咧,有时再踢两脚,“西北人嗓门儿又大,性子急,很容易起争端。”

某些时刻,医院还充当着收容站的角色,普外科医生胡兴建接过一些病人,送来时已经水肿,仪器测不成,输液找不到任何血管,“没法看,抬走吧”。但家属执意让病人死在医院,“儿子不能死在家,让别人以为不孝顺,没有为爹做过啥。”

还时常有病人把手机举到胡兴建面前说,“大夫,你说的这个病和我在百度上搜的完全不一样啊。” 这项检查有必要做吗?是不是要坑我的钱?每天,胡兴建都在接受这样的质疑。

而在患者眼里,医生的傲慢与轻视是造成失信的原因。

潘大成的儿子潘帅记得,一次女儿扭到脚无法行走,拍了片子拿给骨科大夫看。临近下班时间,大夫心不在焉地扫了一眼,就让孩子打石膏,追问病因,只说可能骨折了。在那之后不管大病小病,潘帅都开车去兰州市区的医院,“我来找你(医生),不是要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

在兰州另外一家县级医院,周六下午有住院病人要换药,一瘸一拐地从住院部步行300多米,爬三层楼走到医生办公室,发现没人,打电话托人联系医生,最后得到回复说,“医生忙,明天再说”,又一瘸一拐返回病床。

虽然红古医院变成省人民医院的分院,但在当地居民看来,医疗水平并没有实质性提升。先前附近有煤矿,一些依附于煤矿企业的医院里,有不错的骨科大夫和尘肺病大夫,但随着煤矿生意衰败,优秀的医生离开家乡,去了兰州或更远的地方谋求发展。

没有核磁共振仪器,手术也只到切除阑尾、治疗疝气这种等级,普外科的胡兴建承认,区医院能力有限,他经常对患者说的一句话就是:“实在不行,你只能去兰州看病了。”

凌晨1点,保安聚集在甘肃省人民医院急诊大厅 叶雯摄

凌晨1点,保安聚集在甘肃省人民医院急诊大厅 叶雯摄

到兰州去

星期一清晨6点,位于兰州老城区的甘肃省人民医院的门诊大厅挤满了人,各种西北方言在上空汇成嗡嗡的低鸣。窗口的医生红戳啪啪按下去,挂上号的兴奋地跑向座椅叫醒家人,队尾的翘首默数自己的排序往前挪。直到9点,队伍才慢慢短下来。

很多人前一天趁周末来到这里,就睡在门诊的椅子上,赶在每周第一天抢专家号。医院官网介绍,全院有高级职称人员468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5名,甘肃省优秀专家8名,甘肃省领军人才14名。烧伤科全国排名靠前,60个床位的住院病人,几乎都来自甘肃下辖的各级市、县、乡。

在门诊挂普外科,医生每天最多接待50至60个病人,问诊时间少则几十秒,多则三五分钟。单子一开,“去交钱吧”,病人就去做检查,嘴里发着牢骚。也常有病人冲进诊室插话,医生的思路被打断,显得很烦。

“理想情况下,一位医生对一位病人问诊的时间应该是一个半小时。”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的规培生钱刚告诉《极昼》,临床情况与医患交流的最佳状态有较大差距。(注:规培生,全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生,一般为医学院硕士研究生)

比如得了肺病,理应从点问到面,除了肺还要了解身体其他部位的情况,并解释病情,“但现在病人太多,在门诊只能查他的肺,等住院了才有时间做全面检查。” 钱刚说。

一篇当地医学研究员撰写的《甘肃省公立医院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分析》文章提到,由于医疗资源配置不均,大量患者涌入大型医院,使得院医护人员工作量增加。在三甲医院,日常的出诊和手术任务大多压在主治医师身上。

钱刚在普外科做实习生时,经常连轴转,跟着主治医师最长一次36小时没休息,回到宿舍倒头就睡。张艳丽每天在检验科忙得脚不沾地,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一条信息隔一天回复是常有的事,“不要苛责你的医生朋友”。她和同事没有任何闲聊的机会,半年在省人民医院的进修结束,她对同事的私生活一无所知。

这种经历,离世的女医生冯丽莉也经常遇到。手术间隙,她在手术室的走廊里打地铺,凌晨三四点,丈夫接上她回家,看到她上车就瘫在座位上,累得一句话都不想说。两年前,冯丽莉是主治医师,她的家务能力仅限于洗衣服,让丈夫颇有微词。升到副主任医师后,她才可以按时上下班,在丈夫和孩子的督促下学习做饭,之前,两夫妻因为工作没少吵架。

医生资源本就稀缺,而对于兰州这样的城市,还面临优秀医生流向一线城市的风险。有医生透露,深圳的医院在挖主任医师(注:当前医生职称中的最高级别),许诺他们百万年薪、市值300万左右的住房和每年600万的研究经费。

想找医术高的大夫看病,患者只能等。省人民医院住院部的走廊躺着大量患者家属,晚上,床就铺在地上,周围放着水杯和食物。有人抱着烧伤的孩子,从老家专程到这里诊治,病情稳定下来不停地感谢医生。那些没看上病的少不了抱怨,“已经住院一周多了,不知还要等多久才能手术”。

等待时间过长是影响患者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因素。2016年,一项针对10家甘肃公立医院患者满意度的调查显示,认为当前医患关系较好的患者只有55.4%,认为比较差或非常差的占10.3%。

信任一旦破坏,紧张关系立刻浮现。患者谈起医生总觉得“态度差”,只有“拿红包”才能解决问题,“等到医生值班的时候,悄悄过去塞点儿钱,手术可以很快安排上。” 而医生谈起患者,张嘴就能举出无理取闹的例子——身上起包的患者拒绝住院手术,觉得不痛不痒,怀疑医生坑他的钱;查出梅毒的患者拒绝支付药费,指着医生开骂:“你凭什么说我有病?你才有病!”

“患者总是对医院有过高期待,总想躺着进医院,站着走出来。但很多时候真的只能躺着出来。” 钱刚说。

这似乎进入了一种循环:各地患者都涌向三甲,医生应接不暇,每天重复着同样的话,让患者感觉态度冷漠且陷入漫长的等待,对医生的信任慢慢耗尽,这又导致医生的耐心逐渐被消磨,如此往复。

甘肃省人民医院门诊楼 叶雯摄

甘肃省人民医院门诊楼 叶雯摄

“后果自负”

失序的医患关系之下,频繁而无解的日常矛盾每天在发生,不知哪一根稻草就会触发悲剧。

冯丽莉去世后第三天,门诊大屏滚动的医生信息撤掉了她的个人简介,布告栏上的信息也被二维码贴纸挡住,但悲剧引发的焦虑在医生群体蔓延。她的丈夫向《极昼》转述了同科室医生的担忧,“有病人家属已经指着鼻子骂我们了,意思是如果不怎么怎么,要你好看。”

为了避免冲突,一些医生延长了问诊时间,还有一些变得敏感。新来的护士支支吾吾答不出CT室在哪里,一位护士长说:“牢牢记住具体位置,病人就会少走一些弯路。如果你说错了,可能纠纷就起来了。”

压在医生身上的,除了日益增加的工作压力,还有患者的不理解,以及未知的人身危机。

医生希望医院创建一个更安全的工作场所,对目前的举措大多认为“形式大于内容”。每天,大厅门口的安检门滴滴滴滴响个不停,保安拿着安检仪站在门口,但真正走上前扫描的时候并不多,“每天进出几千人,怎么可能每个人都扫,又不是地铁”。

去年潘大成伤医案后,红古分院每天夜里安排两人看守住院部,晚上锁住通往病房的门,防止闹事者进入。但时间一长,进进出出的人太多,这些措施逐渐形同虚设。

潘大成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现在距离家乡100多公里的地方服刑,儿子每两周去看他一次。在家里,潘帅能不提就不提这事,一家三口持续着原来的生活。被砍伤的医生张文海变得不爱说话,以前走在路上主动和同事打招呼,闲扯两句,现在只点点头匆匆而过。

2014年的《暴力伤医情况调研报告》显示,伤医事件后,39.8%的医务人员产生了放弃从医的想法或改行,78%不希望孩子以后学医。

面对病人闹事,医生呈现出一种普遍的无能为力。保守者的态度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等警察”,“赶上了还能怎么办呢?” 激进派则简单粗暴,直接让病人打官司告医院,“打赢了就让医院赔钱,不就是想要赔偿吗?”

过去六年,甘肃省人民医院涉及医疗纠纷的民事诉讼,裁判文书网显示有大约60起。日常投诉也没有停止,医院的官微在2016年10月停止更新,但三年期间依然有患者在下面留言——“住了三个星期医院做了各种检查,什么都没查出来又让出院了”,“往死里等”,“医生和护士爱答不理”……

为了减少纠纷,医院通常采用签协议的方式避责。手术前谈话,让病人签署“手术后果需要自己承担”的协议;用药也会询问病人,根据病人的选择决定,“既是为了保证病人知情权,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减轻医院的风险。” 钱刚说。

随机走进一间急诊室,一个孕妇腹部疼得几近昏迷,值班医生诊断疑似宫外孕,但因为医保缘故,她选择去隔壁城市青海西宁看病。临走前,她的丈夫签了一张单子:“如有意外发生,后果自负”。

甘肃省人民医院急诊室外 叶雯摄

甘肃省人民医院急诊室外 叶雯摄

(除冯丽莉、潘大成、张文海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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