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赋的产生和发展 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时期 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贾谊的《□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 贾谊和淮南小山的赋作都还距骚体不远，仅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转变，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 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刘勰称：“枚乘□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 第二时期 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200多年时间,从武帝至宣帝的90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 自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的时代，即所谓西汉中叶，这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和国势最强盛的时期。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为了进一步保卫国家和巩固政权,他又北向出击匈奴,弭除了历年的边患；用兵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纷争的局面。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招纳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因而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就在所谓“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产生了。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 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 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有一些作家，作为皇帝的侍从，对皇帝歌功颂德，但他们又对自己类似俳优的地位时时感到不满，因而也写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讽谕为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对当时汉帝国空前繁荣强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悦，但对皇室大量挥霍资财和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无论从历史教训出发,还是从当时的民生出发,也曾感到担忧。这就构成了当时一些鸿篇巨制的大赋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普遍特点，它们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文选》所载《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近人据《史记》、《汉书》本传，考定二赋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猎赋》。这两篇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到歌颂大一统汉帝国的权势和汉天子的尊严。在赋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从而确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后来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规抚它，但在规模气势上又始终难以超越它。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 汉武帝、宣帝年间著名的赋作家还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汉书·艺文志》著录他们的赋作颇多，但传世颇少。如枚皋，据记载有赋 120篇，现已一篇无存。东方朔流传下来的《七谏》，是一篇因袭楚辞的骚体赋，并无新意。但他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虽未以赋名，却是两篇散体赋，对以后述志赋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王褒是宣帝时重要赋家，今存《洞箫赋》和骚体赋《九怀》。《洞箫赋》是现存描写音乐赋作较早的一篇，对后世的咏物赋和描写音乐题材的作品有过影响。 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 100多年间，《子虚》、《上林》两赋成为这一时期众多作家创作的共同模式，他们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范围,完全失去了新鲜的创造力,只有扬雄和班固,由于他们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和才能,他们赋作尚有自己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 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写和铺陈相当精采，在模拟中有自己的特色。后世常以“扬、马”并称，原因即在于此。他的《解嘲》,是一篇散体赋,写他不愿趋附权贵，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纵横论辩，善为排比,可以看出有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仍有自己的特点，对后世述志赋颇有影响。《逐贫赋》和《酒赋》,或表达自己甘于贫困,鄙视“贫富苟得”的志趣，或对皇帝、贵族有所讽谏，思想和写法也都各具特色。 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他的代表作《两都赋》，由于萧统编纂《文选》列于卷首，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两都赋》在体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他把描写对象，由贵族帝王的宫苑、游猎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张衡以至左思的所谓“京都大赋”的出现，都明显地受到《两都赋》的影响。 第三时期 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汉赋的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都开始有所转变，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社会动乱频仍，民生凋敝。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这种情况的出现始于张衡。 张衡具有代表性的赋作是《二京赋》和《归田赋》。 《二京赋》是他早年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创作的，基本上是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和班固的《两都赋》。但他对统治阶级荒淫享乐生活的指责比较强烈和真切，他警告统治者天险不可恃而民怨实可畏，要统治者懂得荀子所说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这是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作者的启发，表现了当时文人对封建统治的危机感。《二京赋》除了像《两都赋》一样，铺写了帝都的形势、宫室、物产以外,还写了许多当时的民情风俗,容纳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的《归田赋》。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描写了自然风光，抒发了自己的情志,表现了作者在宦官当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这在汉赋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机。他把专门供帝王贵族阅读欣赏的“体物”大赋，转变为个人言志抒情的小赋，使作品有了作者的个性,风格也由雕琢堆砌趋于平易流畅。在张衡之前,已出现过一些言志述行的赋，如班彪所作《北征赋》，通过记述行旅的见闻，抒发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显示了赋风转变的征兆，张衡在前人的基础上，使汉赋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继张衡而起的是赵壹和蔡邕，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对东汉末年是非颠倒“情伪万方”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表现了作者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这篇赋语言犀利，情绪悲愤，揭露颇有深度，与前一阶段那种歌功颂德，夸美逞能的大赋，已经是完全殊途了。蔡邕的《述行赋》是他在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赋中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而且还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当时的民间疾苦，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感情，语言平实，格调冷峻，颇具感染力。稍后祢衡的《鹦鹉赋》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咏物赋，作者借写鹦鹉，抒发了自己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旧的赋颂传统，尽管数量不多，却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写景咏物赋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 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 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 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参考书目 清代康熙间，陈元龙编：《历代赋汇》，扬州书局翻刻（清内府刊本）本。 ————————————————————————————————————古赋：
赋体的一类。指先秦两汉时的赋。 作为《诗经》“六义”之一的“赋”，是铺陈叙述的意思，与“比”、“兴”同属于诗歌艺术表现方法范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赋”是从春秋时代士大夫赋诗活动发展出来的。赋诗即引用、朗诵《诗经》作品的断章成句以致礼达意，是春秋时代士大夫所必备的一种交际手段。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毛苌说:“升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诗经·□风·定之方中》传)大约在战国时代出现了诗人文士自己创作的朗诵诗歌，便称之为“赋”。所以在汉代人的观念里，“赋者,古诗之流也”(班固《两都赋序》),是《诗经》的一种流变产物。其特点是“不歌而诵”,“感物造端，材知深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即作品不入乐歌唱而用于朗诵，内容要求铺陈形容而见出才志。 今存最早以赋名体的作品是《荀子·赋篇》中的五篇赋。但根据汉代人赋体观念，则屈原的楚辞作品也属于赋体。因此，《诗赋略》总结说：“春秋之后，周道□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荀况）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扬雄），竟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而著录各家赋作时,则分四类,包括荀、屈、宋和西汉赋。这一观点引起后来辞、赋是否同流的争义，也形成对古赋是否包括屈原楚辞作品的分歧见解：一说“屈子《离骚》即古赋”（元代祝尧《古赋辨体》）；一说《隋书·经籍志》即专列楚词一类，不与古赋同类。 近代学者一般把赋与楚辞分列，认为屈原作品不属古赋，但对汉代作家摹仿《离骚》而作的赋，称为“骚体赋”，仍归属“古赋”。因此现在通称“古赋”，实际包括先秦两汉时期的三类赋作：大赋、小赋和骚体赋，在体制上各有特点。大赋、小赋的文体结构都是从荀赋、宋赋衍变而来的。荀况五赋分别写礼、知、云、蚕、箴五种事物，文体以四言为主，半诗半文,韵散间出,结构是设为问答，表现手法是“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文心雕龙》·谐隐》)，有隐语猜谜的特点。宋玉赋沿用主客问答的结构和韵散间出的文体，但发展了表现手法和描写艺术，形成“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文心雕龙》·诠赋》)的体制特点。两汉各类大赋，包括枚乘“七”体的《七发》，司马相如“畋猎”的《子虚上林赋》,东方朔“设论”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班固“京都”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等，都基本上保持这一体制特点。由于大赋多咏物，又间用韵散，因此又习称为咏物大赋或散体赋。两汉小赋不仅篇幅短小，而且通首为韵文，结构不设问答，而是直接咏物叙事或抒情，句法虽有通首四言之作，但较灵活,间有三言、六言及七言句。今存西汉小赋多咏物,而东汉多抒情小赋。至于两汉骚体赋，实则为西汉作家摹《离骚》体制而作长篇言志抒情之辞，从西汉贾谊《□鸟赋》、《吊屈原赋》、司马相如《长门赋》，到东汉张衡《思玄赋》、蔡邕《述行赋》，莫不如此。因此也有人以为这类骚体赋当属楚辞一类诗歌。 ————————————————————————————————————律赋：
赋体的一类。“律”是格律，指作赋必须遵守的对仗、声韵的限制。唐代进士科举考试命题作赋，除须遵守俳赋对仗声律要求外，还限定了表示立意要求的韵脚字,一般为四言两句八字,即限八韵。宋代试赋沿袭唐制。后世便通称这类限制立意和韵脚的命题赋为“律赋”。 南朝俳赋的对仗、声韵有一定讲究，但未形成格律。隋文帝时，科举考试杂文，开始包括诗赋。唐代进士科试诗赋，使士人必须熟悉对仗技巧和四声八病。掌握俳赋写作技能以应付考试。初唐试赋并无特殊规定。今存王勃《寒梧栖凤赋》以“孤清夜月”为韵，与试赋要求相同，有人以为初唐已有表示立意的韵脚字的限制。但王勃以对策高举，此赋并非试卷，当属文人酬作自行限韵，如同赋诗分韵之列，可视为律赋滥觞，未足证明初唐试赋有此格律。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引五代蜀冯鉴《文体指要》说：“杂文之用赋，初无定韵”，试赋限八字韵脚始于唐玄宗开元二年 (714)。此年主持贡举为王丘，试题“旗赋”，以“风日云野，军国肃清”八字为韵。从此以后，唐代试赋命题大都沿此路数，经过各种各样的限意限韵，逐渐形成律赋格律。 试赋命题限意限韵的实质是出难题。因而后来出题趋向偏难。其限意则从经、史、子、集出题，其限韵则有二字至十七字韵脚，有以四声为韵及四声两周为韵等。中唐以后士人多习律赋，颇有名家，如白居易、白行简兄弟及贾□、王起等，晚唐黄滔更精此道，都有不少律赋传世，但佳作甚少。大致说来，律赋格律形成于唐文宗大和年间，一般以四言二句八字为韵立意，八韵要求依次四平四仄。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 (984)，诏令试进士律赋，都以八字四平四仄依次为韵。其后虽不严格遵循，但律赋格律大体依此为准。 律赋格律已超出汉语文字音韵本身特点所属的形式美,近于文字游戏。与明、清八股文类同,不过是唐、宋文人进仕谋官的敲门砖，几无文学艺术价值。明代徐师曾说，“至于律赋，其变愈下。始于沈约四声八病之拘。中于徐(陵)、庾（信）隔句作对之陋，终于隋、唐、宋取士限韵之制，但以音律谐协、对偶精切为工，而情与辞皆置弗论。”（《文体明辨》）此评切中其弊。
———————————————————————————————————— 俳赋：
赋体的一类。即骈赋。以句尾有韵脚而别于骈文。“俳”的本义是游戏。宋代称对句为“俳语”，因称注重对仗的赋为“俳赋”。“骈”即对偶的意思，所以又称之“骈赋”。魏文帝曹丕说“诗赋欲丽”（《典论·论文》），表明汉末魏初作赋追求词藻华丽的趋势。其结果是讲究对偶，以为丽辞，“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文心雕龙》·丽辞》）。到南朝齐、梁后，崇尚声律，于是词藻、用事、声律都通过对偶字句表现出来，对偶更为工巧。所以元代祝尧总结说：“建安七子，独王仲宣（粲）辞赋有古风。至晋陆士衡（机）辈《文赋》等作，已用俳体。流至潘岳，首尾绝俳。迨沈休文（约）等出，四声八病起，而俳体又入于律矣。徐（徐□、徐陵）、庾（庾肩吾、庾信）继出，又复隔句对联，以为骈四俪六；簇事对偶，以为博物洽闻；有辞无情，义亡体（指古赋）失。此六朝之赋所以益远于古。”其论大体中肯。 魏、晋俳赋,体制未严。其特点是通篇基本对仗,两句成联,但句式灵活,多用虚词,行文流畅,词气通顺，音韵自然和谐，未讲四声八病。如曹植《洛神赋》：“于是越北□，过南□，纡素领，回清扬,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基本上顺语势作流水对,有三言句、六言句及骚体句。而西晋陆机的《文赋》以六言句为主，两句对联，体制已趋严整，但句式不避参差。 南朝俳赋的体制特点是，通篇对联，技巧出新；炼词熔典，讲究声律；渐趋四六，渐近律赋。如庾信《小园赋》：“若夫一枝之上，巢文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况乎管宁藜□，虽穿而可坐；嵇康锻灶，既暖而堪眠。岂必连闼洞房，南阳樊重之第；绿墀青琐，西汉王根之宅。”除连接转折的虚词外，句子字数虽有参差，但基本为四六节奏，两句一典，隔句对仗，犹如对联串缀成文。但较之唐代律赋，则四六未严，平仄欠备。所以程杲说：“四六盛于六朝，庾、徐推为首出。其时法律尚疏，精华特浑。”（《识孙梅（四六丛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