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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汪承霈 《洋菊四十四种图卷（局部）》 花草树木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的宠儿。《诗经》中以“蒹葭”“荇菜”“飞蓬”等数十种植物作为比兴之物；三国时期嵇康、阮籍、山涛等七位玄学名士常于竹林之下肆意欢宴，遂有“竹林七贤”之号；李白告诫南陵一常姓县丞朋友“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作松”。古代少有的艺术天才与全才宋徽宗赵佶善画山水花鸟，精细逼真，自成院体；《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分别对应一种花，花为美人，美人如花……花草树木的自然属性与先贤赋予的人文精神合于一体，成为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源泉。 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展出的“万紫千红——中国古代花木题材文物特展”，以307件宋、元、明、清时期的文物精品为载体，既系统展示中国古代花木题材艺术之美及文化意涵，又以花木之欣欣向荣、生生不息庆祝祖国七十华诞。 《礼记·大学》云：“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具体到绘画领域，格物精神使画家们精准地把握花鸟草木的外形特征，展示其万千姿态、四时之异，也使其内在活力和意蕴通过外在形象传递出来，以显示自然万物之“理”。 有宋一朝，画坛把格物精神推至极致者当推宋徽宗。据记载，徽宗要求宫廷画院的画家们经常写生，并提出标准，如在画月季的时候，要表现出不同时间月季花蕊、花瓣、花叶的变化，画孔雀升墩的时候要观察孔雀是先迈左脚还是右脚。为了追求诗意与绘画意境的完美契合，徽宗还经常以诗句为题考察画家们对意境的理解和表现。因此，当时的花鸟画无论是形象还意蕴都极为生动传神。此次展出的《梅花绣眼图页》中，稀疏的梅花与俊俏的绣眼鸟相映成趣，展示了徽宗精湛的画技及对意境的把握。画面中蕴含的意境之美正是追求格物精神背景下的艺术输出。 形神兼备固然是画家们追求的意境之一，但作画者的主观意识在书画的创作中也十分重要，尤其是那些非职业的文人画家往往会更注重思想的反映，以景和物彰显自身与众不同的情蕴、品质、德行和气节。从某种程度来看，绘画成为士大夫阶层画家精神寄托与宣泄的主要途径之一。于是，“凌寒独自开”的孤梅、“风来难隐谷中香”的幽兰、“雪压不倒，风吹不折”的翠竹、“此花开尽更无花”的霜菊、“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花、“水沉为骨玉为肌”的水仙等花木成为文人士大夫们品质高洁、傲然不屈、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精神的物态符号，文人气节通过浓淡疏密、疾徐轻重的笔法营造的墨韵意境流露出来。 南宋 马远 《白蔷薇图》 《宣和画谱》的卷十五《花鸟绪论》载：“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莺凤孔翠，必使之富贵。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鹜，必见之幽闲。”相对于文人们喜欢用孤傲、清幽之花木表达自己的品格气节，世俗平民最青睐的还是那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牡丹、芍药等繁复之花，花好月圆、如花似锦、花团锦簇是人们对其千姿百态、姹紫嫣红的描述，也是理想生活的追寻和寄托。 在世人眼中，花木不只是存在于自然界中，不是文人墨客诗词绘画中的吟咏之物，而是充满了烟火气，充盈在世俗的生活中。居住的房檐、吃饭的碗碟、盛储的盘盒、穿着的衣物等日常用品中，到处可见花木的影像。石榴、葫芦、葡萄等果实充盈，颗粒饱满，世人便寄托其子孙繁盛、百代连绵的愿望；“桂”与“贵”谐音，那么桂花便是富贵之花，“折桂”便成为世人科举高中、出人头地之期盼；松柏冬夏长青，凌霜不凋，那便是世人身体康健、益寿延年之祈求；牡丹、芍药花朵硕大，雍容华丽，是世人荣华富贵、生活富足之希翼……世俗民众用谐音、比拟、隐喻等简单朴质的语言赋予花木最为现实的美好内涵，饱含着中华儿女对生命繁衍昌盛，对生活富裕康乐，对国家祥和安定的理想生活的追求和愿景。 花草树木是大自然赐予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无处不在地以实体形态装点着人们的生活，艺术家们以其为题材进行加工创作，赋予其更深层次的人文情感和精神寄托，中华儿女以其为承载注入对生活、对祖国的美好的期盼，花木成为中华民族特定文化氛围中的物态符号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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