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其中,人口调控是关键,到 2020 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要控制在 2300 万人以内,北京“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得到缓解。而“严控增量、疏解存量、疏堵结合调控北京市人口规模”则是人口调控的核心,甚至是推动纲要实施的动力。北京作为京津冀地区的核心区域,如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战略下进行人口调控就显得尤为重要。 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京津强冀弱”的格局长期存在。北京市在京津冀地区 7.6%的土地上承载了19.4%的人口,创造了33.4%的地区产值;天津市 5.5%的土地承载了13.9%的人口,创造了24.0%的地区产值;河北省86.9%的土地承载了 66.7%的人口,创造了 42.6%的地区产值。京津冀地区内部城镇化水平差异明显,河北省的城镇化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还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 京津冀地区人口流动活跃、流动性强,外来人口成为京津冀中心城市发展的主要力量。在跨省流动人口中,京津冀区域内部人口流动性强。其中,河北是主要人口流出省份,北京是主要的人口流人地。  流动人口对北京“情有独钟”,作为人口吸纳的中心地,北京市的城市虹吸效应很强。受北京市经济优势的吸引,流动人口不断涌人北京实现经济目的,这种首都虹吸效应造成了北京市人口的持续膨胀,京津冀区域发展的向心力将持久存在。究其原因,一方面社会福利的政策隔离阻碍了人口流出,北京作为首都,其医疗水平、教育资源等都远远高出或多于国内其他城市,其他城市相对来说吸引力不足,阻碍了北京市人口的流出。另一方面,京津冀一体化并未打破京津冀区域之间的行政隔离,北京作为首都的特殊吸引力依旧发挥着市场经济的凝聚力,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带来了就业机会及收入的巨大差异。高收入对劳动力年龄的流动人口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京津冀区域内较大的收入差异是区域内人口流动的动力,也是区域外流动人口向北京、天津集聚的动力。与城市其他经济功能不同,北京首都功能的聚集力远远大于扩散力。随着家庭化迁移趋势的深入发展,这些因素对于随迁的非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吸引力更大,进而使得北京市的流动人口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 人口的流入为京津冀地区尤其是京津两市的发展带来了人口红利,但是北京市流动人口的数量规模较大,而流出人口则相对很少,二者之间的差距非常大。京津冀内部的人口流动导致了区域间的发展不协调,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北京集聚了过多的非首都功能。据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合理疏解城市功能,降低人口集聚水平。借助于“北京市副中心”通州区的发展,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平台,北京市应合理疏解城市功能和公共资源,减少由功能和资源集中带来的人口集聚,即以功能疏解带动人口疏解。 推动产业调整,带动人口发展。应坚持“双高双低”的产业发展,以经济手段控制首都基本的经济功能,引导资源消耗大、人流物流大、劳动力密集的二、三产业向河北省等区域转移,促进周边地区的发展,发挥周边地区对人口集聚的作用。 协同区域发展,引导人口分布。应依托京津冀协调发展战略,从区域整体视角出发,通过使用经济、服务等措施多管齐下来加强人口规模调控,以促进北京人口调控,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建设。 削弱户籍作用,鼓励人口流出。应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推行居住证制度,建立和实现实有人口服务管理的全覆盖体系。应建立由户口登记、身份证管理等制度构成的,以现代科技装备起来的科学的人口管理系统,实现人口静态管理向人口动态管理的转变。 转变管理理念,强化人口服务。应通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来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让流动人口实现“学子有书读、居者有其屋、游子家人伴”,为在城市稳定就业的非户籍常住人口及其家庭提供公共服务,以此提升其生活质量。 规范人口统计,加强社会综合管理。应建立以人口调控为导向、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由政府、市场、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协同治理的格局;建立区域人口统计信息平台,规范人口统计,摸清人口底数,以此为人口与发展规划提供依据。 来源：中国人口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