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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系辞下》说: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这一句话不要紧，一下子把服饰与治天下联系起来，从而点示出古代社会服饰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和伦理教化作用。 “垂衣裳”之后2000年，周公制礼作乐发生。服饰制度及礼乐制度先后确立，以这两个事件为标志，宣示华夏族文明时代及族群个性之到来。 也因此成为汉服的起点。 然而，汉服虽然在当代复兴，但在古代，却曾经也遭受过两次严重的挑战： 第一次出现在战国初期的赵国。核心问题是：脱掉汉服，改穿胡服。 在赵武灵王时期，人们穿的是一种叫“深衣”的服饰，这种衣服核心有这么几个特点： 不开衩，衣襟加长， 使其形成三角绕至背后，以丝带系扎。 无疑，这种衣服与能骑便射的胡服相比，显得笨拙不便。 所谓胡服，泛指古代北方及西域少数民族的衣冠服饰。 由于地理环境及生活方式的影响，这些服装质料较为厚实，冬季以皮毛为多，颜色以间色为主，型制是紧身窄袖，长裤革靴，乘骑射击箭，方便利索，与是中原地区褒衣博带高冠浅履式的服饰型有较大的 区别。 赵武灵王为强兵富国，实现统一的理想进行了从上而 下的“胡服骑射”的服饰改制。 胡服骑射另一个目的，在于招徕胡人。随着胡服骑射的展开，赵人、胡人心理上的差异缩 小，胡人开始从感情上亲近赵人。胡服 令下达后，林胡王献马，楼烦王致其兵，两族归顺，为赵国提供了疆土和大 量娴熟的骑射士，奠定了赵的强国基础。 但带来的问题就是，各国均效仿类似做法，汉服被频频弱化，遭遇了一次危机。 数百年后。 魏孝文帝的全面汉化同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形成鲜明的对照：当年赵武灵王曾下令全国“易胡服” ，而今魏孝文帝又下令全国“禁胡服” 。 鲜卑族服饰 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都洛阳之后，汉化令开始颁行： 壬寅，革衣服之制。 作为一系列汉化令中最早颁行的 政策，“革衣服之制”类似商鞅徙木立 信，要借以宣誓决心和威望，也要通过革胡服之治，要树立变革的决心与威望，这是最直观的改革，也最能协助魏孝文帝推进相关的政策。 这场强制性胡服禁穿命令实施半年之后，并没有新的汉化命令出现。 之后又过了半年才对语言、籍贯、姓氏进行了相关的推动，以服装为起点，汉化令逐渐深入，实现了对民族统治的重构。 特别是通过服装姓氏等相关内容的变化，使得鲜卑族和汉族士族大家有了相同性，让鲜卑族在中原的统治更具合法效力。 两次变革，前者是为了促进胡人融入汉文化，因此接受了胡服；后者是为了推进胡人融入汉文化，又接受了汉服。 接受与融入之间，服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却也延续了汉服的历史血脉，并使之传承至今。 这才是中华文明，最博大精深之所在：包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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