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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花开醉大唐 ——《中国文学史上的百媚千红》之二：薛涛 “诟病”者们，往往把薛涛的“此”与“前”、“后”的作为相联系，“前”——就是其“坠入乐籍”的经历，“后”就是后来“与元稹的不伦之恋”。以此认定薛涛就是一轻佻妓女，难改其妓女秉性；也把薛涛在剑南西川节度使府的角色定位于“娇艳情人加文艺花瓶”。“诟病”者们就是把薛涛简单归类为鱼玄机式的“妓女诗人”一类的一派。 “回避”者们，往往故意“闪过”或者“顾左右而言他”的回避薛涛一生中“与韦皋交往”的这一段重要历史，天真地描述薛涛是“豪放、刚毅”的坚贞淑女，有的甚至将其描述成“豪爽、忘情、男性化了的”毫无瑕疵的诗人。“回避”者们就是把薛涛刻意刻画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的一派。 但是，不客观的解析这段历史，就不能完整、立体的理解进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薛涛的成长史，就不能完整、准确的把握薛涛以后的所做所为以及逐渐成熟和独立的人格的形成，也不能深入地理解其作品的思想内涵。 写薛涛，不能写成薛涛的“断代史”。我认为，“诟病”和“回避”都是不正确的，至少都是不客观的。说实话，对于众多的薛涛研究者而言，在研究开始阶段的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往往都会武断的做出“非此即彼”的错误结论。我认为，文史研究者应该历史的、客观的看待历史人物，克服历史人物研究中的“左倾”主义，即：无限拔高或者无限抹黑的极端主义。 历史人物，无论是伟人还是“小人”，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首先都是“人”，是社会人，不是“高大全”；其生存、生长环境是充满了“利欲权益”的社会环境，非化学实验室里或是“假大空”环境。他或她生来并非是自己就是要作“伟人”；也并非就是别人给他（她）设计好了的人生轨迹，只要他严格按照预先划定的“路线图”一路走来，就注定成为历史伟人。“历史人物”在当时也是“现实人物”，他们和我们一样，首先需要考虑的是——生存，再考虑发展，需要在良好的生存环境中和一定的发展基础上再考虑成就大业；甚至是在“挣扎”、“拼搏”中生存，在艰难的生存中慢慢积累历史的成就。只要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尚处于社会底层的、年轻懵懂的，无依无靠的、女性的薛涛的“成长史”和“发展史”。 正如前面所述，薛涛的“坠入乐籍”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作为一个无依无靠弱幼女子在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的“最佳”选择，也可以说是唯聪明的薛涛的聪明选择（假如，薛涛没有薛涛的聪慧美丽和擅诗文、通音律，恐怕就是想坠入乐籍都难）。 她被韦皋选择进入节度使幕府时也只有十六、七岁，这时的她也并非已经变得“有依有靠”和“睿智且老谋深算”，她不仅尚处年轻未“喑透世事”，且正处青春懵懂情窦初开之时。按照正常人的逻辑来说，她从一个受人轻视（在这里，我用“轻视”这个词，是很客观的。我们也客观的说，在那时的唐代，薛涛之类人的身份虽然处于社会低层，被达官贵人看不起，但非至于像现在我们想象的是受人“鄙视”。我前面早就说过，薛涛的“乐籍”不是现在的“妓女”，其实她就是古代的“戏子”，不同于“娼妓”，尚不到被人唾弃、鄙视的地步）的乐籍人员，一下子进入了节度使幕府，而且是宛然就如当时西南一带的“小朝廷”的当地的最高官府——“剑南西川节度使府”从事“校书郎”的工作。在“小”薛涛当时的视野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下子“从地狱”进了“天堂”，她不能不突然觉得“自豪和骄傲”；对于韦皋这位西南地区最高长官对她的器重和宠爱，她不能不感恩戴德甚至“受宠若惊”。 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对于韦皋的“情人”要求，她一是不敢拒绝；二是有可能就不想拒绝（起码在开始时）。 对于“她不敢拒绝”一层，我们可以断言：即使薛涛不爱韦皋，不情愿做他的情人，她也身不由己。这一点，我想我们不用再作过多解析。 对于她“有可能就不想拒绝”，即是，她有情愿的意思这一层，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设身处地的想一想，美人爱英雄，对于有较高眼光和远大理想且又富有浪漫文人情怀又恰在20岁左右，青春华年情窦正茂的薛涛来讲，崇拜博学、儒雅又精明干练魄力与能力兼备重权在握的韦皋是情理之中的事。而且，对于尚未见过太多优秀男人的薛涛来说，韦皋应该是她当时见到的最富有“魅力”的优秀男士，爱慕在心底暗暗滋生也是正常的。当然，她也不是不知道，即使在那个相对开放的唐朝，作“情人”也是件不光彩的事情。但是，不做“此”能复何求？做夫人吗？显然不可能。做韦皋的“妾”吗？这一点先不论薛涛是否愿意，先就说，这一点不是薛涛一方所能决定了的！ 毋庸置疑，韦皋是爱，起码是怜惜薛涛的。但是，韦皋为何不进一步娶薛涛做妾？史料中没有记载。我们推断原因可能是有两方面的因素： 一是韦皋是个既有远大理想又极现实和极有定力的政治人物。他在薛涛已成为他实际上的“情人后”，已经不再需要让她转换名义身份成为他“带头衔的情人”——妾；他不会去做任何无意义的“助人为乐”的事，更不会去做“既损人又不利己”的事；他或许也明白，心高气傲的薛涛也不甘心做被缚于其身下的“妾”；要让薛涛再附加以“妾”的名义，不仅不利于薛涛再为他工作，而且还不利于他家庭的稳定和外在声誉。二是，作为清高要强的薛涛来讲，无疑她的思想是开放和新潮的，她是宁可作隐蔽的情人，也不愿意低就为“妾”的，因为不足20岁的她还有做正统“夫人”的理想，即便不是韦皋这样级别的人的夫人。 因此，我们可以毫不隐晦的说，薛涛于公元785年入乐籍（当时她15岁），约在公元786年，她十七八岁时进入剑南西川节度使府，至公元790年她二十一、二岁时退出乐籍。期间的四五年，薛涛不仅是节度使府的“实际上的女校书”、幕府幕僚，还是“侍客侑酒”的乐籍人员兼“韦皋的情人”。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这丝毫不影响薛涛的文学历史地位和“晚岁君能赏，苍苍劲节奇”的刚直不阿、清雅奇正的历史形象，而且我们还觉得薛涛是有血有肉，有着“七情六欲”的真实、丰满的历史人物。 有人说，“生活经历是文学创作之砚，曲折命运是文学创作之墨”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此期间，薛涛可能是忙于公务，也可能是“酒色行令”中的富足生活缺乏了深刻的思想体验，也可能薛涛尚处于年轻还未开始思考总结生活，总之这段时间里她除了写作了大量的公文和留下只言词组的酒宴行令外，并没有杰出的作品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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