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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6月，协约国、同盟国两大军事集团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基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孤立主义”和规避同盟关系的历史传统，美国上下一致坚持认为应尽量避免参与到欧洲的纷争当中，因此美国宣布严守中立。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大家都不认为战争会持续很久。交战双方和各中立国几乎一致认为，战争将在短期内结束。这种预估使得美国认为对欧政策并不需要做出重大调整。因此，从一开始，威尔逊奉行和平中立政策，努力使美国避免卷入战争。 但在战争持续到第三年的时候，仍在威尔逊担任总统期间，美国毅然决然地宣布参战。1917年4 月2 日，威尔逊总统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以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侵犯了美国的通商自由和中立权利为由，要求对德宣战。4 日，参议院以82票对 6票，众议院以373 票对50 票通过威尔逊的要求，正式对德宣战，参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并最终以战胜国的身份结束了战争。 从严守中立到对德宣战，美国对战争盟友和参与时机的选择，既是基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及德国对美国的直接挑战，更是着眼于美国长远战略利益的权衡。一方面，与欧洲紧密的经济贸易关系、与世界融为一体的国际格局，使得以商业立国的美国很难一直保持独善其身；另一方面，在美国眼中，战争只是一种工具和手段，如果难以通过中立地位大发战争财，美国将选择积极参与其中，借此获取更大更多的收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军队 德国无限制潜艇战对美国形成直接挑战一战爆发以来，大西洋的制海权被英国牢牢控制，对德国极为不利。为打破这种局面，德国开始实施潜艇封锁，宣布自1915年2月18日开始，将在不予以警告的前提下击沉所有在英吉利海峡航行的船只，中立国的船只也不例外。 德国的此项措施导致美国对外贸易大幅下降，更导致了美国商船和人员受损。1915年5月7日，德国潜艇击沉英国游轮“卢西塔尼”号，128名美国公民遇难。美国对此事极为愤慨，美国政府发出了两份强烈抗议照会。在美国的压力下，德国进行道歉和补偿，并承诺今后任何客船都不会被不予以警告地击沉，将做出预先措施以利于船上非战斗人员的安全。这一承诺暂时地平息了美国的愤怒，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德国潜艇战的效果。 随着战事的推进，1917年2月，德国决定恢复实施无限制潜艇战，“1917年2月1日以后，将在英国、法国、意大利的周围和在东地中海的地区内，禁止来自和驶往英国以及来自和驶往法国的航行，包括中立国人员在内的一切航行。在这地区内遇到的一切船只均予以击沉。”德国企图借此迫使英国尽早投降。 通过潜艇战迫使英国投降本身已经类似于赌博，更危险的是，这一做法对美国而言是一种明确的挑战。1917年2月3日，美国照会德国驻美大使表明态度：“1916年4月18 日，本国政府提出苏塞克斯号案时声明:如果帝国政府的目的仍然是使用潜水艇对商船进行无情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战争，而不顾美国政府所认为神圣的和无可争议的国际法规则和普遍承认的人道要求，那么，美国政府终将被迫做出结论:它所能遵循的只有一途，即完全断绝与德帝国外交关系。” 德国之所以不顾及美国的一再警告和可能的参战，悍然进行无限制潜艇战，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德国海军指挥官们经过精密但一厢情愿的计算后得出结论，对英国经济的绞杀将迫使英国在六个月内投降，而在六个月内，未经备战的美国几乎完全来不及做什么来影响战争结局。而六个月之后，随着英国退出战争，德国大军就能席卷法国，关闭一切法国港口，从而切断敌人进入欧洲大陆的一切通道，这时的美国即使干涉也无法改变战局。 应该说，德国的计算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1916年之前，美国的军事实力与欧洲列强相比还非常孱弱，时任陆军参谋长的列奥纳德·伍德对此承认：“美国并没有准备好战争，无论是防御还是进攻，美国都是如此。” 但在1916年6月以后这种状况得到迅速改观。欧洲战场上的局势促使美国加紧了自身的战备建设，美国参战的实力基础也日益深厚。特别是在列奥纳德·伍德等改革强军领导人“适应战争的国家才能赢得战争”的大力倡导下，国会先后通过了《国防法》、《扩军法》、《海军拨款法》，加大对军队的拨款投入，海军每年投入都高达1亿美元。美国还特别成立了国防会议，以利于战时将整个经济迅速转到战争轨道上来。这些举措为后来的参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确保了一战中美国不仅得以动员数百万大军，而且经济动员快速有效，成为“协约国的兵工厂”。因此，在1917年的时候，美国已经具备了初步参战的能力，可以以超出德国预期的反应速度来投入战争。 这样，在德国悍然实施潜艇战、给予美国足够的参战理由的时候，美国宣布断绝对德外交关系，准备对德开战。威尔逊在参战演说中提到：“目前的潜艇战争是对人类的战争。武装中立在它面前毫无用处，甚至只会带来与初衷完全相悖的后果。对此我们不能屈服，而是应该站出来反对这种罪行……请国会宣告德国政府的最近行动实际上是对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战争，而且建议它立即采取步骤使国家处于完全防御状态，并用其一切力量和资源使德帝国屈服和结束战争。” 德国取胜的可能性对美国构成战略威胁从实际经济利益来看，美国与协约国的经济利益更加紧密。虽然美国以中立国的身份与交战双方都有贸易往来，但随着战事推进，英国开始实行经济战来配合打击同盟国，实施了严密的海上封锁阻止对德货运，这样，美国只可能与协约国继续保持贸易联系。从1914年到1916年，美国与协约国的贸易额从8.24亿美元猛涨至32.14亿美元。而同一时期美国与同盟国的贸易额直线下降，由1.69亿美元下降至116万美元。 对美国的出口来说，协约国是一个超级大客户，到1916年，商品出口量已经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这是战前的两倍。国务卿兰辛给总统的信中指出：“自1915年7月1日到12月31日，我国的出口总额将超过进口总额17.5亿美元。” 因此，在协约国面临战争困境时，美国不可能坐视。兰辛就明确提出需要加强对协约国的援助，他说：“仅有一个方法来避免这样严重影响我国经济情况的局面，那就是由交战国政府发行巨额债券。我们的金融组织有款可借，而且愿意出借。由于贸易差额有利于我们，这些借款会在这里开销掉。其结果将是，借款各国在它们的黄金储备的基础上维持了信用，我们的贸易按照目前数量继续下去，工业活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和劳动的使用和国家的繁荣也都将继续下去。” 这种“战时借款”其实质是违反“真正中立精神”的，但兰辛辩称，“不鼓励借款的实际理由基本上不存在了。我们有着我们所用不完的现款。人民对交战国一方或另一方的同情已经固定下来，因而购买证券不会加剧派系对立或引起可能的严重局面。另一方面，我们却面临着似乎是一种危急的经济局面，解救的方法显然只有将美国资本投入外国借款，用以清偿有利于美国的巨大贸易差额。” 而且，在兰辛以及其所代表的美国领导人看来，国家利益才是真正决定美国是否需要遵循中立法则的关键。兰辛明确提出，“我们能否让战争初期所做的关于我们对‘真正中立精神’的概念的声明妨碍似乎要受到严重威胁的我们国家利益呢?……我的意见是，我们应当为着我们自己的利益而允许借款。” 为此，美国向协约国集团源源不断地提供贷款。到1917年对协约国贷款高达23亿美元，而德国仅为0.27亿美元。也就是说，经济利益上，美国与协约国已经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而且，1916年在巴黎召开了一个协约国经济会议，会议上对战后新秩序的规划使得美国的战后经济利益与协约国取得战争最后胜利关系更加紧密。 这是美国在战争初期所未预料到的。凭借着中立身份美国大发战争财，但随着战争的深入，美国的贸易政策必然有所倾斜，最终将自身的得失与英法的战争成败紧密地捆绑到了一起。 到1917年1月31日，德国恢复和扩大无限制潜艇战给英国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几乎切断了英军的生命线，很快迫使英国海上运输面临绝境。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开始抬头。随后，在1917 年2 月俄国发生了革命，沙皇政权面临崩溃的危险，这意味着俄国极有可能退出战争。而一旦俄国退出战争，协约国战败的可能性将急剧加大，德国更有可能赢得战争。而如果一旦德国胜利并称霸欧洲，必将倾覆世界均势，德国将会强大得到严重威胁美国的利益和安全。 这种局面是美国人不愿意看到的。早在1914年8月22日，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亲信和私人顾问豪斯上校给威尔逊的信中就已经显示了美国具有倾向性的担忧：“战争仍然是一个最使人不安和不确定的因素……德国的胜利最后将使我们发生麻烦。我们将要放弃你所指示作为未来几代的标准的、以永久和平及其目标和新的国际伦理法典为指引的途径，而去建立巨大规模的军事机器。” 因此，欧洲的大战爆发差不多三年后，在德国为代表的同盟国有可能获胜、而美国的战争收益面临危机的情形之下，美国除了参战，而且是与协约国合作的参战之外，面临的就是国内经济崩溃。在这样两种选择面前，美国决定出兵参战，投入这场冲突。 民众舆论的转变为美国参战奠定民意基础19世纪末，美国实际上已经成长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和基本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大国，特别是美西战争已经使美国不再偏安一隅。在这样的局势下，是应该继续遵循建国之父的教诲，提倡孤立主义以发挥自由的榜样作用，还是积极参与到国际事务中甚至改变世界？随着国力的增强，这一问题在当时引起了美国国内帝国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的激烈争论。 但一直到一战爆发，美国公众的主流情绪仍是反对美国进行战争干涉。总统威尔逊在战争伊始便发表了“中立声明”，在1914年8月19日的《告美国人民书》进一步强调美国人民对于战争双方要“在思想和行为上一样做到不偏不倚”。1916年11月，威尔逊之所以连任美国总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竞选时提出的口号“保持我国身处战争之外”，被认为是最有效、最得民心的口号之一。 然而，随着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实施，以及1917年国际格局、战争形势的剧烈变化，美国政府开始倾向于战争介入，以求得美国在战后的利益最大化。而此时民众舆论的转变，不仅倾向于参战，而且倾向于支持协约国参战，适时地为美国政府的战争抉择奠定了民意基础。 本来，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对战争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从文化渊源上讲，对比军事专制的帝国主义国家德国和奥匈帝国，协约国方面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与美国更为接近。尤其是在美西战争和英布战争之后，英国与美国矛盾逐渐缓和，达成了妥协和相互支持，美国出现了一股空前强烈地对英友善的明显潮流。而19世纪末，随着德国的强势崛起，德国与美国的矛盾开始突显，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地区，这两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帝国关系更是紧张。美国扩张的主要对手就是德国。因此，就美国当时的民众感情而言，特别是在有影响力的政界和商界人物中间，更多的人同情协约国，反对德国。但与此同时，强烈反对英国而支持德国的美国人也大有人在，特别是占总人口15%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和德裔美国人。这种民众态度的分歧，也是美国坚持中立的一个重要原因，担心引起国内不同族裔的分裂。 然而， 1917年的“齐默尔曼电报”事件，迅速激起了美国民众对德国的普遍反感与愤慨。1917年1月19日，德国外交部首脑阿瑟· 齐默尔曼发给德国驻墨西哥大使海因里希· 冯· 厄卡德特一封绝密电报，指示他如果美国投入对德战争，应说服墨西哥政府站在德国一边参战。电报写到:“我们拟于2 月l 日进行无限制潜艇战，与此同时，我们将竭力使美国保持中立。如果计划失败，我们向墨西哥提出在下述基础上的同盟建议：共同作战；共同缔结和平；我们将会向贵国提供大量资金援助；墨西哥也会重新收复在德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的失地，细节由你们决定。请务必于得知我国与美国开战时将上述建议通知总统，并且建议，他应主动邀请日本立刻参与此计划。同时为我们与日本的谈判进行斡旋。请转告贵总统，我们强大的潜艇部队的参与将有可能迫使英国在几个星期内求和。” 这封电报被英国截获并成功破译。英国政府立即将密电转交给美国并披露给新闻界，美国国内迅速形成了强烈的反德情绪和战争狂热。 另外，还有这一时期专门成立的、由自由派记者乔治·克里尔担任主席的公共信息委员会，对民众舆论起到了引导的作用。 公共信息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正是战争宣传和新闻审查，其任务就是告诉民众战争的正义性以赢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委员会下设20多个机构，分别对国家不同行业、不同阶层进行战争宣传，并且最大限度调动当时能够动用的媒介，包括刚刚诞生的电影业，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宣传反复强调美国对德战争的正义性，强调战争既是为了保护美国，更是为了世界的自由与民主。 这种努力在激起公众对于战争的支持方面是非常成功的。例如，1914年8月德国悍然进攻中立国比利时，彻底摧毁比利时的卢万城，并对其平民的大规模屠杀，不仅将同盟国视为军事目标，而且为了战争胜利对中立国也进行侵略和伤害。威尔逊对此评论认为这是野蛮的军国主义，“此种战争将使世界倒退三百年。”公共信息委员会更是将德国的这种做法从道义上进行了强烈的抨击，鼓动民众“为自由世界而战”。 到美国参战之时，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或多或少仇恨德国人。在匹兹堡，贝多芬的音乐甚至也被禁止演奏。最终，当德国宣布实施无限制潜艇战时，美国在已经倾向于战争的民意基础上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开战理由。民众相信美国正面对一个邪恶的敌人，他们能够理解美国介入战争符合道义和伦理，并支持美国政府做出的参战决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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