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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北伐后人议论较多。赞成者认为，这体现了诸葛亮恢复汉室的决心；反对者认为这使得蜀国疲弊，率先灭亡。在我看来，这是形势的逼迫，不得已而为之。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以攻代守的战略，我是部分同意的。当时三国鼎立，蜀汉的政策不外乎投降，联吴抗曹，孤立自守几种情况。投降不在考虑范围。孤立自守，则使得蜀汉要多处分兵，这对本就捉襟见肘的蜀汉来说危险性更大。同时，这也意味着吴国也要几处分兵，造成的结果就是魏国的压力将要骤减，它将拥有强大的机动兵力应对局面，那么它就有足够的力量来各个击破。因而，只剩下联吴抗曹一条路了。可不可以只喊口号不行动呢？不可以。因为吴蜀刚刚经历了夷陵大战，双方结怨已深，必须有所行动才能取信对方。另外翻看《三国志》，蜀汉政权的中坚力量大多来自荆州地区，要说服他们放弃夺回地盘的夙愿，只能喊出兴复汉室，恢复中原的口号，并付诸北伐的实践。 北伐的国策已经定了。但北伐并不意味着与曹魏死磕。因为诸葛亮很清楚双方的实力差距。即所谓的将不如对方，兵不如对方。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诸葛亮导演了北伐大戏，但出力最多、死伤最严重的反而是吴国了。吴国前线才集中了魏国真正的名将群体。诸葛亮、司马懿却得到了最多戏份，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说起北伐，就不得不谈魏延的子午谷之谋。从军事上来说，魏延的谋略具有可行性。从战略上来说，魏延的建议并不高明。长安只是魏国的一座军事重镇，子午谷之谋或许能够拿下长安。这本身就要打大大的问号。陈仓这座小城，诸葛亮打了一年还拿不下来，何况长安？万一侥幸成功，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这会使得蜀汉的运输线、补给线大大拉长。再加上曹魏后方可以调动的军队在几十万人，蜀汉在没有强力骑兵部队掩护的状况下，蜀国很有可能遭遇全军覆没的下场。 因此，诸葛亮的北伐可以说是雷声大、雨点小。对于魏延这样的好战人士，诸葛亮是谨慎使用的。就从街亭之战来说，诸葛亮宁愿用马谡，也不用魏延就可想而知。第一次北伐的失利也就宣告了北伐的无望。但诸葛亮还要继续将戏演下去，还有国内的原因。 刘备的夷陵大败，其实已经动摇了国本。这使得蜀国国内矛盾非常突出。刘备托孤于诸葛亮、李严，就是利用诸葛亮在荆州的威望与李严在巴蜀的威望来维系政权。诸葛亮也并非一直执行法家权术，他还是有变通的。例如刘备在世时，他对于法正的恣意妄为就不加干涉。刘备死后，蜀国本地豪族散布投降论调。诸葛亮只能借助北伐证明蜀汉政权的合法性，对内则用严刑峻法控制豪门大族，并大量启用了本地寒族作为爪牙，用于控制少数民族地区。 再进一步讨论，诸葛亮的北伐在事实上形成了以诸葛亮为首的政治派系。诸葛亮凭借《出师表》一直被奉为人臣的典范，但《出师表》中提到的那些人，以诸葛亮马首是瞻，控制了蜀国的内政外交包括宫廷禁卫。如果没有黄皓，蜀国人几乎忘了刘禅的存在。对于同是辅政大臣的李严，诸葛亮处理的也欠妥当。刘备的安排本就是李严掌兵，诸葛亮主政。但诸葛亮利用北伐军政一手抓，确实造成了不小的矛盾。诸葛亮懂得制衡之术，利用杨仪来平衡魏延，结果酿成了诸葛亮死后一大事变，还是令人惋惜的。 从事实层面讲，诸葛亮专权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他连一个魏延都容不下就可见一斑。曹操和诸葛亮做的没有太大的区别，对于他们的评价却千差万别，还是应该引起人们的反思。蒋琬与董允相继继承了诸葛亮的衣钵，但没有执行更为冒险的策略，这或许才是诸葛亮真正的用意。但蜀国的衰败已经不可避免。蜀国连年进行战争，加上庞大的官僚体系，已经掏空了蜀国的家底。本来国富民强的蜀国，已经变得山河破碎。灭亡只是指日可待。 姜维的冒险政策加速了灭亡的到来。《三国演义》把姜维看作诸葛亮的接班人，在我看来姜维更像是魏延。他从事实层面说明了魏延战略的空泛性。对于魏国的主力军队，蜀国军队并没有能力聚歼。采取关门打狗的方式，只能让对方反客为主。另外生产力更为发达的魏国，拥有组织更完善的兵民体系，假以时日，双方的差距不是更小了而是更大了。蜀国则没有足够的能力恢复元气，即使做着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事情，也无济于事，刘禅只能将江山拱手送人。 对于蜀国来说，北伐只能是不可为而为之的慷慨悲歌。或许蜀国失败的缘由在于关羽的大意失荆州，在于刘备的夷陵孤军犯险。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讲，还要从刘备的阶级出身来讲。虽然陈寅恪先生认为曹操和刘备都是寒族。但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却千差万别。单是曹操身后的夏侯家，就是他取之不尽的宝藏。如果刘备身边多几个诸葛亮、法正、庞统，那么历史或许就要改写。但在三国时代，豪门大族没有被摧毁的年代，统治秩序是最难以动摇的。刘备的成与败就讲述了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辩证统一的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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